國民黨為什麼會失敗
傳媒史話
作者：彭興華 劉憲閣
國民黨何以敗，共產黨何以勝？老報人邵力子從新聞工作的角度所說的一段話，很有啟發性。
那還是1945年4月5日，人稱“天下記者家”的複旦新聞館趁開館之際，舉行了一場以“新聞事業機關與新聞教育機關應如何取得密切之聯係”為題的座談會。當時在重慶的國民黨中央社社長肖同茲、中央日報主筆胡秋原，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以及共產黨方麵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等都應邀到場並發言。潘梓年談到新聞工作者要甘當群眾的小學生，辦報要實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針。多半是有感於此，主持座談會的複旦大學校友會理事長邵力子（時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在活動結束時動情地說道：“如果報紙向人民學習、為人民服務、從讀者中來、到讀者中去這幾點，隻有《新華日報》去做，我站在黨派的立場上說，我們國民黨是要被共產黨打敗的。”①
應該說，這位老報人從新聞工作的角度對群眾路線與國共較量的觀察或者預言可謂獨具慧眼，非常準確。就在他說過那段話的四年半之後，國民黨戰敗，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如果說群眾路線在當年從一個側麵細微地解釋了共產黨何以贏得勝利，那麼即便在今天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種工作作風和優秀傳統，群眾路線同樣也有著極為豐富的曆史意涵與現實啟迪。②對於承載著溝通信息、表達民意、傳播輿情、整合社會等諸多功能的新聞工作來說，更是如此。重溫中國共產黨人90多年新聞實踐的曆史，我們對這種探索可能有更多的體會和認識。特別是習仲勳1951年春在西北地區報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新聞工作就是群眾工作》，為此提供了一個恰當的例子。
一
習仲勳很早就重視新聞工作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並且特別注意要有群眾觀點。1933年作為新成立的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他就聽紅二十六軍領導人劉誌丹說：“政府工作安排好了，要著手辦一張報紙，有了報就等於我們增加了一個師。”習仲勳很有體會，他說和自己同代的青年，就是看了報刊才知道馬列主義，也是從報上知道劉誌丹領導革命起義，並由此決心參加革命的。所以不久後他就找來文化委員蔡子偉、特委宣傳部龔逢春商談籌辦報刊事宜。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他仍抽出經費派人秘密到西安購買油印機、油墨、紙張等，很快就出版了革命委員會機關報《西北紅旗》，接著又出版了特委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生活》，還用紅色套印。上麵登有前線打仗的新聞、世界大事、政府的工作安排、地方建政等報道。有的學校老師還拿著報給農民念，農民說：“一張紙上什麼都有，真是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劉誌丹很高興，說咱們的隊伍是藏龍臥虎，要發現人才，充分利用他們的特長；並提出：“報是辦給群眾看的，要通俗，像和農民交談一樣，這樣農民就喜歡了。”習仲勳亦身體力行，一有空就和編報的同誌座談，還幫著審一些稿子，有時自己也寫稿，報紙越辦內容越豐富多彩。上世紀50年代初，他回憶這段經曆時說：“那時候啥條件？也能把報辦好。現在好辦得多了，隻要腦子裝著群眾利益，報紙就能受到群眾歡迎。”
1948年初，陝甘寧邊區機關報《邊區群眾報》派一批記者到前線和分區去采訪。副總編輯林朗帶著十多人到了西北局，請負責工作的習仲勳作指示。習仲勳像見了老朋友，請大家坐在老鄉窯洞的炕邊上和炕下條凳上，還拿出前線同誌送他的戰利品——美國香煙讓大家吸。他說：“你們這些記者下去，聽到群眾對西北局、邊區政府有什麼意見，一定要馬上寫信給我。我們有了你們這幾十隻眼睛和耳朵，就能感到群眾呼吸了。如果我們有了錯，就能馬上改，改了就是好政府。”
還有個例子也很能說明習仲勳對新聞工作和新聞工作者的重視與尊重。那時陝甘邊區開大會，主席台上一般有三條桌子，中間是給主持和發言的人用的，兩邊斜放的則分別是記者席和記錄席。主持和發言的人講話時上來，講完又下去。而記者和記錄者一直坐在台上，特別顯眼。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解放後的西安，而不覺得有什麼奇怪。因為那時沒有麥克風、錄音機，記者在後邊聽不清，站著也不好記，坐在台上是工作需要，但也是領導重視新聞工作的表現。所以在開會前後，領導同誌經常走到記者席前問這問那。有一次習仲勳就問大家：“我講話快，你們記得下來嗎？我本來想講慢些，一說起來就快了，可苦了你們。”③
1946年4月，《邊區群眾報》創刊六周年，習仲勳寫了慶賀文章，說：“《邊區群眾報》說出了邊區群眾要說的話，講出了邊區群眾要知道的事情，這就是為群眾服務，當得起‘群眾報’這個光榮的稱號。”④1981年1月，新華社建社50周年，他在紀念會上代表黨中央作了講話，提出新聞工作要做到“真”、“短”、“快”、“活”、“強”五字方針。⑤這也是從新聞工作和群眾路線的角度提出的，認為隻有這樣群眾才愛讀，才能起到作用。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習仲勳一貫認為新聞工作應堅持群眾觀點，也就是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這樣才能把新聞工作做好。而下麵要介紹的1951年這篇講話，亦頗能反映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