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問過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為什麼人們對時裝這麼感興趣，”普拉達跟我說，“她說，‘說到底，是為了誘惑別人。’不過我覺得這還不夠。我認為原因要更複雜。
複雜之處在於，普拉達的顧客們經常想要誘惑的是他們自己：我們想知道在並非刻意努力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是什麼樣子的。普拉達的服裝讓你覺得你處於最平靜、最不張揚的狀態，而這正是那些渴望漂亮卻又不想張揚的人們追求的自由。她曾是一名共產主義者，像60年代的那輩人一樣，相信改變不是通過商品而是通過革命來實現的。
我問她：“太過平民化是否有可能損害時裝業？這個行業過去是專為精英分子服務的，人們喜歡它的也正是這一點。”她笑著回答：“這就像是有太多人去參觀博物館，這種情況會對博物館的水平有所損害嗎？我選擇麵向更多的觀眾，並且在舉辦時裝秀的時候努力想讓自己的理念更明顯、更響亮、更清晰。”繆西婭喝了一口咖啡，接著說：“因為我認為如果你不尖叫，就沒人聽你的。但是你不必放棄精致，理解有很多層次，你必須打動人們。”
“別人的批評讓你緊張嗎？”
“是的。但是現在我會更多地袒露自己的想法。你必須得更深入，”她說，“最初，我不想把自己交出去，這是個很麻煩的問題。”普拉達的總部有一種工業化的感覺，與米蘭的邊緣區域很協調，與維斯康蒂拍攝的住宅區和工廠也很協調，他的電影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繆西婭做設計的一個參照點。實際上它與服裝是類似的，都要把形式和功能相結合，把醜陋和美麗相結合，以創造出重新定義魅力意義的東西。有些設計師隻是靈光一現，想出了一個設計，然後就發布了合適的太陽鏡，但是普拉達卻在忙著尋找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
在我看來，普拉達有小小的焦慮。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一個思想家，一個熱愛藝術和文化的人，一個擁有米蘭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的人，她也許擔心時裝界可能一心想讓世界上的其他問題都變得無關緊要。她可能還擔心作為一個富有的時裝設計師，她失去了解決這些問題或者談論普通生活的資格。但是實際上，她始終在推動時裝界去解決當代的一些更需要探究的問題。時裝界跟隨著她，藝術家熱愛她，因為她能正確地應對變化。大多數破除陳規的人為了自己的計劃而變成了偏執狂，但她不是。她隨時等待著別人證明她是錯誤的。
繆西婭會繼續思考，人們會繼續購買。有一天我們會醒悟過來，發現我們的日常生活實際上是由像繆西婭·普拉達這樣的害羞的、重要的小天才們構成的。她的一半是資本主義者，另一半是共產主義者，總是在不斷地尋找下一個偉大的想法，並發現這個新想法的一針見血之處。我跟她告別的時候，她揮舞著我送她作紀念的那張小小的記事卡，上麵寫著一個我們私下討論的問題：為了獲得幸福，女人是否應該愛自己？當她的車在低沉的、灰色的普拉達天空下快速駛去的時候，我猜她的答案可能是：愛自己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了解自己。“如果那是假的，那就行不通，”她說過，“你首先得對自己誠實，然後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