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我不會永遠專職做音樂，因為健康狀況不再允許——我的身體各處已經開始出現病症，這是做搖滾藝人的代價。”他接著說，寫書讓他“能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繼續做想做的事情”。
《Waging Heavy Peace》回避了年代，跳過了其他搖滾樂手自傳裏的獲獎清算和八卦。但是楊仍然爆了一點料，製造了笑點。是的，他和查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辦過派對，嚐試用唱片和約騙他上鉤。他承認他在追求演員卡利·紹德萊斯（Carrie Snodgress）、和她結婚、離婚之前，看過她的照片。他承認和埃裏克·克來普頓（Eric Clapton）及史蒂芬·史提爾斯（Stephen Stills）吸毒時被捕。他甚至和克羅斯比（Crosby）發生過趣事。“我還記得‘萬能的克羅斯比’開著貨車來我的牧場，”他寫道，“那輛車就是個滾動的實驗室，傑克·卡薩迪（Jack Casady）的公文包看起來就像雞飼料。忘了我說的話吧。我的麥克風開了嗎？”
但是隨著內容的推進，書的主旨從“搖滾音樂的創作和演出”變為簡單的家庭生活、他和音樂夥伴解除關係以及對自然世界的冥想。這本書與其說是年代紀事還不如說是自我評價，讀罷的感受，大約與今天的駕車類似。你可以放鬆地和楊談談，瀏覽他的各種嗜好（包括火車模型、我們兜風的這種汽車和能播放完整錄音的專有數字音樂係統Pono）。
楊平時很少和媒體見麵，主要因為沒興趣，但在這種情況下卻沒有不情願。這個說話直率的加拿大人來自安大略省奧米小鎮，子承父業——斯科特·楊（Scott Young）是一位加拿大記者，寫了30多本書。楊想被人們了解，所以對於我的每個問題都細細思索然後直接回答，不加矯飾。但是每次我猜測車要在哪兒轉彎或者談話走向的時候，他幾乎都與我的判斷背道而馳。“我會自己做許多決定，沒有人能告訴我應該做什麼。”他在U形路上轉彎的時候一邊笑一邊說。
楊始終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工作，而且成效卓著。作為在滾石樂隊（Rolling Stones）的喧鬧和鮑勃·迪倫（Bob Dylan）的抒情夾縫中生存的年輕音樂人，他成功避免了兩者的風格形成了自己的路線。50年代到60年代間，他出了40多張唱片，進行了幾百場演出，他支持瑞克·詹姆斯（Rick James）、威利·納爾遜（Willie Nelson）、和退化樂隊（Devo）一起裝扮、和珍珠果醬（Pearl Jam）一起演奏搖滾、和迪倫互相競爭——有時會慘敗，但多數時候還不錯。他自己製作過電影，與吉姆·賈木許（Jim Jarmusch） 和喬納森·戴米（Jonathan Demme）合拍過電影。他高喊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讚揚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開小布什（Bush）的玩笑。他不在乎這些人的反應。“我以前不在乎，現在也不在乎，”他接著說，“我經曆過，嚐試過，學到了東西，做過自己想做的事之後會懂得更多。”
他的長期經紀人也是他的朋友埃利奧特·羅伯茨（Elliot Roberts）說他“願賭服輸”，他說：“隻要他對自己的工作還滿意，就沒有失敗的問題。不論最後消費者接受與否，都不是你認為他會在乎的東西。”
他的唱片沒有過去銷量大，但現在很多歌手的作品都在無力地模仿過去，而楊的舞台卻始終圍繞著神秘和期待。最近他和瘋馬樂隊（Crazy Horse）的巡回演出也是這樣，瘋馬是雷鳴般的、淩亂的樂隊混合體，過去這些年一直是楊的忠實支持者，是他事業艱難時期裏的不變後盾。保守的預測是：人們會來觀看，評論家們將極力讚揚。這位66歲的老人受到癲癇和嚴重背部問題的折磨（還患有脊髓灰質炎和動脈瘤），他會艱難地搖擺，將時間帶回到狂喜和欠考慮的音樂時代。
《Waging Heavy Peace》忠實的記錄下他給身邊的人帶來的失望，但是如今他表示自己並不遺憾。“我為了音樂而工作。”他說。在80年代早期格分唱片（Geffen）簽下他的時候，他突然轉向電子搖滾樂和鄉村音樂，楊被指責製作“非主流”音樂。他的回應是之後的3張專輯每張減薪50萬美元。“我不是在銷售，那是別人做的事，我是在創造。如果不成功，那我很遺憾。我隻是做了我該做的。你們雇我做我該做的事，不是你們該做的事。隻要人們不告訴我該做什麼，就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