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鑫從來不認可“上市隻是一個逗號”這類的說法，他說公司上市後自己是在二次創業。對他來說，上市之後，他的公司瞬間完成了從“小米加步槍”到掌握“核武器”的突變。他生怕辜負了這次A股財富旋風帶給暴風科技的機會，“辜負了就是天理難容”。
這位樂觀主義者對暴風的未來也是樂觀的—“我反倒覺得這一輪牛市過後，其實對於那種真正的互聯網價值的公司來講，反倒是可能會平穩落地的。”他認為更大的風險在A股互聯網化（“就是A股的很多企業現在拚命地把自己變成互聯網”），而非互聯網A股化（互聯網公司回歸A股上市）。
暴風科技上市後，虛擬現實是他眼中的下一個大風口，暴風魔鏡這一基於虛擬現實技術的可穿戴設備正是馮鑫為在風口搶占先機而推出的產品。此前他拒絕聽從他在金山工作時的上司雷軍的建議，馮鑫向記者轉述雷軍聽完他的想法說的話，“雷軍對我說，現在做虛擬現實是不是早了一點”，盡管並不被看好，但馮鑫仍然決定付出全力去做。
44歲的馮鑫依舊保持了童年時養成的“盲目自信”的性格，他並不諱言自己有賭徒性格，也非常自信自己的賭術。創業10年，他基本是以“All In”的方式活了下來，“別家視頻網站都在拚買版權的時候，我沒拚；別人在美國上市的時候，我回中國上市，我做的決定基本都成功了。”他並不打算隱藏對自己決定的驕傲，“不是我厲害，而是對手太笨。”
名利
盲目樂觀和自信的性格也構成了馮鑫最初的財富觀，“我自信到我從來不會覺得我會受窮，我也從未因為財富的原因而被限製自由。”
為了進一步說明財富一直對他“壓根兒沒有牽製”，他講了一個故事。1995年的某個晚上，他和一幫朋友在外麵玩樂花了一千多塊。那時他的家人每個月工資隻有兩三百元。他心裏難受，想，為什麼不把這些錢給家人卻自己揮霍了。後來他在心裏想了半天，終於“把這個難受解決掉”。他告訴自己，不能背上財富的負擔，該怎麼花還怎麼花。
小時候的馮鑫在石油大院長大，那是“很共產主義的一個社會”，“我們吃百家飯的，就是我下學走到誰家在誰家吃飯，然後我是所有老師和家長最喜歡的人。你就幸福得不行，我也不知道大夥兒為什麼對我那麼好，我也沒有多想，自然而然一切事情你都可以做得到。”也正是周邊人“毫無來由的好”養成了日後他這種“盲目自信”和“盲目樂觀”的性格。
一段時間裏，馮鑫對財富的態度甚至是抵觸和對抗的。1989年他考上大學，那是一個自由思潮風起雲湧的節點。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訪的午後，他回憶起自己的大學時代，“就像高曉鬆形容的那樣，是一個白衣飄飄的時代，我讀了很多書，哲學的、曆史的，還看了很多電影。”按照今天的標準，當時的他算是一位文藝青年，他開始讀《約翰·克裏斯朵夫》、《尤利西斯》、《鬼穀子》。盡管中國商業大潮已在大學高牆外蓄勢待發，但在大學校園裏的馮鑫仍然保持著一種那個時代文藝青年獨有的特質，對自由的向往和對財富一種毫無來由的厭惡。他覺得，“有錢人是很丟人的狀態”，“當萬元戶是可恥的”。
此後馮鑫對財富理解的微妙變化與家人有關。
一年前，他在一所大學作了一場關於創業的演講。演講中，他問台下的大學生們，他們想創業的動因是什麼—A.為了名利；B.過精彩的人生。舉手的結果“很符合道德規範”—選B的同學比選A的多了一倍。
42歲的馮鑫和這些年輕人說，如果是在幾年前，他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清晰—“當時我覺得掙錢或者是成名，如果衝著這個出發我會直接判個叉號”，但他現在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了。
他在醫院陪生病的母親時，遇到了一個“特別可怕的場麵”：一個帶母親到北京看病的外地小夥子，到病房去問醫生送到火葬場需要花多少錢—這個小夥子的母親剛剛在一場緊急手術中死去。
馮鑫對聽眾們說出了自己當時的想法：“因為他沒有那麼多錢，他必須在那樣的情況下去問那些我們覺得慘無人道的問題。如果我們很有錢，我們不會問這些東西的，因為與當時的情感太悖論了。”從那天以後，馮鑫開始覺得“錢很重要”了。
“所以今天你要問我名利重不重要，我已經很難回答清楚了，我覺得也很重要。”馮鑫說。
在醫院的時候，他有時也體會到“名”的現實意義：“有幾次有醫生對我們不太重視的時候，我跟他說，你知道暴風影音嗎？我把我的名片拿給醫生，醫生就變得重視了。”
現在，突如其來的“暴富”似乎對馮鑫的家人具有更大的意義。馮鑫感到，財富給家人帶來了安全感，他們更踏實了，“一種更放鬆的踏實”。家人的這種踏實感如同他的公司發展一樣，上市之日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拐點。
A股
2005年，暴風科技成立後，馮鑫一直計劃在美國上市。2010年，正值優酷在美國上市，暴風科技“壓力非常大”，因為“資源和實力是不夠的”，而且，“作為一個客戶端本來美國就不喜歡”。這時，中信金石找到馮鑫，希望暴風科技回國內A股上市，馮鑫最終“下定決心往回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