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前曾為魅藍NOTE有過一次非常大的爭論。為了打入千元機這塊市場，我們找了紅米NOTE做對標，我們研究它的各種參數，如果依照紅米NOTE的配置做千元機，我們也可以做到，且可以賣相似的價格。但黃章不同意降低魅族的配置，他內心上過不了這一關。他語氣堅定地對市場部說這樣不行，這樣的產品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配置變更勢必會影響產品成本和售價，而我又要對經營負責。對我來說，如何與這位有處女座特質的老板共事，並從中尋找平衡點是個難題。
當時紅米NOTE用的是5.5寸的HD屏，一開始，大家覺得這樣的屏還可以接受，但評估四五家顯示屏後，發現這種顯示屏的顆粒感很大，黃章非常在意用戶對屏幕的體驗，他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其實我也不太能接受，但如果用全高清屏，從HD變到Full HD，顯示屏成本要翻倍，內存相應也要變大，一係列配置成本都要超標。當時我的判斷是，以當時小米的影響力來說，即便我們的配置更高，哪怕我們賣得隻比它貴100元，我們的產品也很難搶占市場份額。如果不是黃章堅持要求，我們差點就要按照原有的配置去做了。
最後，這款手機在配置上完全遵照了黃章的要求，而在售價上，我們選擇比紅米NOTE定價高100元，銷售結果非常令人詫異，市場反應遠超我們的預期，以京東平台做例，魅藍係列在180天內賣了120萬台，超過了以前我們賣過的任何產品。
市場表現印證了黃章考量的正確，價格很重要，但產品品質仍然是決定產品銷售最重要的因素。在當時，我雖然內心也支持黃章對品質的要求，但在成本上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市場部認為，你的成本比別人貴，怎麼賣？當時公司內部反對聲非常大。我也覺得，他的要求超出底線了，原材料算下來接近一千塊，代工費還要幾十塊，這個產品沒法做。
我們爭執得最厲害的一次，是為了魅族MX4的邊框要不要窄那麼0.1毫米，當時他提出要做全球手機最窄的邊框，而我考慮的是，這項工藝在工程技術上的挑戰很大，帶來的成本和次品率也會很高，況且這個邊框可能對用戶體驗的影響也沒那麼大，為什麼要如此堅持？結果黃章還是堅持他的想法。
2001年，黃章邀請我來珠海創業時，我還隻是一個工程師，拿著不到一萬塊的工資，當時他是我們公司的客戶，後來我也沒想過以後會去他的公司做總經理、做總裁，現在一晃14年過去了。在我心中，他一直就是一個產品人，他其實還是在追求內心世界的一些東西，而不是財富本身。
14年來，雖然我們也會爭吵，但也不至於慪氣，往往這種時候，還是我做讓步，我也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他對電子產品有種狂熱的追求。他這個人也有點強迫症，就連我們辦公大廈的地板、配色和大樓風格，都要按他的要求改來改去。這些更改看起來不起眼，但長時間使用後，確實也會帶來不一樣的體驗。
在產品的關鍵問題上，黃章最強的地方就是，他不想聽你那麼多的解釋，當然他也沒有說，你一定要賣多少錢，所以，我們也有實施的空間，但凡產品的定價和具體銷售策略，都是由我們市場團隊做決定，他更多是對產品品質、對配置和設計進行把關。
後來我明白，黃章追求的是《飛屋環遊記》那種境界，就算到老的那一天，還是要孜孜不倦地去實現夢想，去做一些有意義的、能讓人記住的東西。他複出後曾在公司內部作過一次演講。他說，電影《飛屋環遊記》闡述的是一種正能量，一種共贏價值觀，他告訴員工，為什麼自己那麼多年待在家裏不願出門，是覺得，他不那麼理解這個社會、不那麼認同現在這個社會，也融入不進外麵的世界，他痛恨那種不能相互容忍，一定要殺戮到最後的社會生態。2010年之後的那幾年，他很少來公司，經常把自己關在家裏把玩各種電子產品，專注於魅族產品的設計和體驗，直到2014年他才決定複出去公司上班，現在董事會和一些重要會議他都開始參加。外界猜測，他的複出是有人專門安排和策劃的，但你想一想，誰能安排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