哆啦A夢背後的中日關係
長報道
作者：時事
哆啦A夢扮演了中日兩國“政治動物”的角色，哆啦A夢的進出成為兩國關係好壞的晴雨表
5月28日，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後的第五天，《哆啦A夢：伴我同行》在中國內地的電影院線上映。這是時隔近六年之後，哆啦A夢重新進入中國。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每次哆啦A夢進入中國的關鍵時刻，都是中日關係轉暖的時期，而哆啦A夢的離開，則意味著兩國關係的穀底。
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有3000名對中國友好的日本人參加了大會，習近平在會上收下了一封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二階俊博帶來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親筆信。
親筆信往往意味著一種特殊的交情，在野田佳彥擔任首相時，他的親筆信曾經被韓國退回，還有一次，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沒有收下野田的親筆信。
習近平和安倍晉三在4月22日見麵，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紀念萬隆會議60周年的活動上和安倍晉三舉行了會談，這次長達半小時的會談是五年來兩國領導人聊得最久的一次。
在這次會談之後的第五天，《哆啦A夢：伴我同行》引入中國的消息被許多中國門戶網站和新聞網站進行轉載。
這並不是單純的巧合，哆啦A夢盡管還不是中國政府提到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作為日本動漫的全民級偶像，它一定會在每次兩國關係好轉之時出現。
習近平和安倍追憶的萬隆會議
習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的講話中不出意外地提到了“老一輩領導人”。
“上世紀70年代，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鄧小平先生和田中角榮先生、大平正芳先生等兩國老一代領導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作出重要政治決斷，克服重重困難，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並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開啟了兩國關係新紀元……廖承誌先生和高碕達之助先生、岡崎嘉平太先生等一批有識之士積極奔走，做了大量工作。”
習近平提及的兩位政治家—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都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各種談及中日關係的文章中曝光率比較高，高碕達之助和岡崎嘉平太則是代表貿易的兩位日本有識之士。
高碕達之助是最早和中國共產黨接觸的日本企業家，早在日本剛剛投降、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進入東北時就曾經和中國共產黨接觸，但真正能讓他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的，是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與周恩來的密會。
萬隆會議是二戰後第一次大規模的亞非國家組織召開的國際會議，大多數中國曆史教科書把中國和周恩來的優異表現以及“國民黨特務的破壞”作為知識點，而沒有提到萬隆會議上的中日接觸，有中國研究者評價這是“中日關係上最重要的兩個小時”。當時高碕的身份是日本的“經濟企劃廳長官。”
周恩來對曆史的看法非常現實：“（從甲午戰爭到日本投降）這五十年，從中日幾千年的友好關係看，是非常短暫的。我們應該從長期的觀點出發，認真思考如何繼續發展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
周恩來同時還打了一張“同文同種”的感情牌：“中國現在想簡化漢字，聽說日本也在作簡化字。為了作出相同的簡化字，中日兩國學者舉行會議，進行商討，怎麼樣？”
在中日兩國的交往當中，漢字一直都有著重要的橋梁作用，《哆啦A夢》當中，大雄曾經回到自己四歲的時候，和小朋友們比賽寫字，別人寫的都是假名字母，大雄卻寫出了漂亮的漢字名字，因此被大人們看做神童。
周恩來也明白日本的戰敗國地位和美日關係對日本的重要性，為此他的表態是：“我們並不反對日本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我們也不要求（日本）中止與其（美國）的這種關係。我想日本既能與美國，同時也能與中國交朋友。”
周恩來深諳人情，在萬隆會議上，日本提出了一個“和平宣言”方案，周恩來立刻宣布撤回中國的方案表示支持，該宣言最終通過。
周恩來懂得1950年代的日本需要振奮民心，在《哆啦A夢》裏也曾經描寫過日本大戰之後的場景，大雄的爸爸有時會餓肚子，但是全國上下都在努力工作。
中國的支持讓戰敗國代表享受了榮耀，也有利於高碕達之助回國開展工作。這是非常現實的策略，並無一點意識形態上的指責。
事實上高碕創辦過“滿洲飛機製造公司”，在“滿洲重工業開發公司”擔任過總裁，在偽滿洲國擔任過經濟顧問，算得上是貨真價實的殖民者，但周恩來並沒有糾結於這些過往。
此後的高碕達之助和中國關係一直不錯，致力於沒有外交關係的兩國之間的貿易，在1962年，中方代表廖承誌和高碕簽訂了一份貿易協議，日本從中國進口礦石、藥材等商品，向中國出口機械和化肥，這對剛剛經曆了饑荒的中國是一件好事。
習近平提到的另一位企業家岡崎嘉平太則是1962—1974年任中日備忘錄貿易日方負責人，可以說，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通過與日本的貿易協定保留了一扇通往世界的門。
重提對中日貿易做出貢獻的日本人，可能是中日兩國修複關係的一個重要風向標，兩國邦交正常化的許多原則，都是從萬隆會議那次談話確立的許多精神逐步發展而來的。
兩會安倍之後，哆啦A夢的回歸
《哆啦A夢：伴我同行》並不是哆啦A夢的最近作品，這是2014年在日本上映的一部哆啦A夢3D電影，這在堅持2D動畫路線的哆啦A夢的劇場版當中也是一個異端，在中國內地推廣時，一些文案提到了“機器貓大結局”這樣的說法，這是製造噱頭。
2015年的哆啦A夢劇場版也於春季已經在日本上映，曾經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亞洲英雄”的藍胖子才不會這麼簡單地結束自己的使命。
承擔翻譯《哆啦A夢：伴我同行》工作的是春天剛剛更換了廠長的八一電影製片廠，八一廠並不擅長兒童、家庭動畫片類作品，卻對承接硬仗和辛苦的工作有良好的口碑。
《哆啦A夢》在暑期之前上線，比2007年前的7月略早，各種宣傳和預熱並不充分，這可能有它的苦衷，也可能是“習安會”之後才最終確定的。
習近平和安倍的會麵是一場日本期待已久的會談，此前日本共同社曾經援引了一位外務省官員的話，“大概是站著交談”。
“站著交談”是兩國關係不佳時一種比較保險的策略，一些媒體尖銳地用“寒暄”和“搭訕”來挖苦過安倍晉三謀求“站著談”的機會。安倍邀請過普京“站著談”，在2013年9月的聖彼得堡也曾經和習近平在G20峰會上“站著談”了一次，安倍沒有中文翻譯，習近平沒有日文翻譯，兩人通過英文翻譯溝通。
在關係最緊張的時候，寒暄或者搭訕都可能被置之不理，在野田佳彥擔任首相的時候，曾經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擦肩而過”，那張照片被認為是中日關係冰點期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