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海爾·塞拉西奉行追隨西方的政策，1950年，他曾派出6000名軍隊參加聯合國軍侵略朝鮮，1960年又派出1800名皇家警衛隊員參加聯合國軍鎮壓盧蒙巴領導的剛果獨立運動。
蘇聯為了同美國爭奪歐洲和世界霸權，從1960年代開始就向非洲之角擴張勢力，首要目標是因歐加登地區的歸屬問題同埃塞俄比亞有領土爭執的索馬裏。蘇聯曾支持索馬裏反對美國支持的埃塞俄比亞。蘇聯先後派出數千名軍事專家、技術顧問去索馬裏，並在柏貝拉港修建海軍基地。1974年，索馬裏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條約。
1974年6月，埃塞俄比亞發生政變，推翻了海爾·塞拉西一世的統治，成立臨時軍事行政委員會。11月，特費裏·本蒂出任軍委會主席。軍政府的政策口號是“埃塞俄比亞第一”、“建設埃塞俄比亞社會主義”，改變了過去的親美路線。1976年4月26日，埃塞俄比亞公布《民族民主革命綱領》，提出“徹底消滅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奠定基礎。1977年2月，特費裏·本蒂被處決，門格斯圖就任軍委會主席。他奉行激進政策，企圖依靠蘇聯的支持解決在歐加登領土問題上與索馬裏的爭端。埃塞俄比亞幅員遼闊，資源豐富，在紅海海濱又有馬薩瓦港和阿薩布港，這對於蘇聯實行擴張來說，更為重要。在雙方都有需要的情況下，1977年5月以後，門格斯圖多次訪蘇，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庫茲涅佐夫和總理柯西金先後訪問埃塞俄比亞，兩國簽署了《埃塞俄比亞—蘇聯友好關係與合作原則宣言》和為期20年的《埃塞俄比亞—蘇聯友好合作條約》。條約規定：“一旦出現對和平造成威脅或破壞國際和平的局勢，締約雙方將立即互相接觸，協調它們的立場，以便消除已出現的威脅或恢複和平”，“為了確保締約雙方的防禦能力，它們將繼續在軍事方麵進行合作。”門格斯圖稱，兩國建立了持久的和牢不可破的友誼。
1977年春，蘇聯提出建議，要求索馬裏、埃塞俄比亞、吉布提和南也門組成親蘇的聯邦，遭到索馬裏的拒絕。蘇聯便一方麵削減物資供應和經濟援助，對索馬裏施加壓力；另一方麵在埃塞俄比亞與索馬裏的領土爭端上，由原先支持索馬裏轉而支持埃塞俄比亞。1977年7月，歐加登地區爆發大規模戰爭，蘇聯向埃塞俄比亞提供了大量現代化武器和軍事物資，並把古巴軍事人員運進埃塞俄比亞。索馬裏多次提出警告無效，於1977年11月宣布廢除索馬裏一蘇聯友好條約。蘇聯變本加厲地在軍事上卷入非洲之角。1978年初，在蘇聯和古巴軍隊的支持下，埃塞俄比亞軍隊進行反攻，最後迫使索馬裏從歐加登地區撤軍。指揮這場戰爭的是五位蘇聯將軍，其中包括由中蘇邊境調去的一名副參謀長和蘇聯原駐索馬裏軍事顧問團團長。歐加登戰爭結束後，幾萬名蘇聯和古巴的軍事人員繼續留駐在埃塞俄比亞。1978年上半年，蘇聯進一步滲入埃塞俄比亞。蘇聯派出約5000架次飛機，把上萬名古巴士兵從安哥拉運往埃塞俄比亞，然後把1.5萬名古巴士兵從古巴運往安哥拉，再從蘇聯把兩個師的兵力運往古巴。此外，蘇聯還從本國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把數以千計的專家、顧問和軍事人員運往埃塞俄比亞，從南也門運去3000名軍人，從蘇聯和利比亞運去大批軍事裝備。
門格斯圖政權除了利用蘇聯力量對付索馬裏外，還想利用蘇聯的支持對付厄立特裏亞解放陣線領導的武裝鬥爭。厄立特裏亞位於埃塞俄比亞北部，瀕臨紅海，與也門和沙特阿拉伯隔海相望，海岸線長達1000公裏，扼守著紅海進入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曆來是列強爭奪的對象。根據1950年12月2日聯合國大會決議，厄立特裏亞將同埃塞俄比亞組成聯邦。1962年11月，厄立特裏亞並入埃塞俄比亞，成為埃塞俄比亞的一個省（後改為行政區）。1961年9月，厄立特裏亞解放陣線開始武裝鬥爭，要求獨立。蘇聯一直標榜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支持厄立特裏獨立運動，但在埃塞俄比亞政變後，突然改變態度，公開支持埃塞俄比亞政府進攻厄立特裏亞。1978年後，古巴人駕駛的蘇製米格飛機不斷對厄立特裏亞進行轟炸。蘇聯態度的這一大轉變，主要是由於它在埃及、蘇丹和索馬裏的擴張活動連遭失敗後，為了在紅海沿岸找到基地便轉而支持埃塞俄比亞，使厄立特裏亞問題複雜化。
1977年4月，埃塞俄比亞軍政府關閉了美國軍事顧問組、通訊站、新聞處和武官處，以及美國駐阿斯馬拉總領事館。1980年，美國同索馬裏簽訂關於使用索馬裏軍事設施的協議，埃塞俄比亞對美國進行了強烈譴責。同年7月，美國在埃塞俄比亞政府要求下召回了它的大使，但雙方仍保持貿易關係。
1970年代末以來的對外關係
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非洲國家普遍對其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進行了調整，多元化趨勢逐漸加強。許多國家強調奉行積極中立的不結盟政策，提出“全向外交”、“合作夥伴多樣化”等口號。激進的非洲國家普遍改善和發展了同原宗主國、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溫和的非洲國家除了繼續加強同西方國家關係外，還注意發展同蘇聯的關係。
由於世界政治格局已由兩極對立向多極化發展，美蘇爭奪非洲的態勢發生變化，許多國家調整了對非政策，為非洲國家多元化外交創造了條件。1977年，美國卡特總統執政後承認，大批新獨立國家的出現使國際舞台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再也不能期望100多個新國家還會聽從強國的擺布。”而美國對第三世界資源的依賴日益加深，使它不得不謀求同非洲國家改善關係，側重於運用經濟和政治手段（即“以水對火”的辦法）吸引非洲國家以製勝蘇聯。
1982年裏根總統上任後，更加重視對非洲的爭奪。隨著美國擺脫1970年代中期出現的滯脹局麵，經濟開始複蘇，裏根政府越來越重視利用經濟手段對非洲進行滲透，並以軍事實力作後盾，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排擠蘇聯在非洲的勢力。
蘇聯自從1977和1978年兩次策劃入侵紮伊爾受挫以後，在非洲的進攻勢頭逐漸減弱。由於它經濟發展緩慢，實力不濟，在全球爭奪中戰線又太長，力不從心，對非洲的重視程度和投放力量越來越受到影響，對非洲經濟援助的數額難於滿足非洲國家的需求。蘇聯一直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它保持和擴大自己在非洲勢力的主要手段，但軍事援助中一半以上是現彙交易，使受援國負擔沉重，不滿情緒日增。原來同蘇聯關係密切的國家離心傾向日益增長，削弱了蘇聯的影響。
世界多極化發展，法國、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和日本等國的經濟實力上升，為非洲展現了同更多的國家進行合作的前景。法國與非洲存在著特殊關係。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基林格說過：“法國與非洲的關係是千絲萬縷、密切相關的。我們不可能不關心它的未來。”這表明法國認為法語非洲是世界舞台上唯一可以被視為法國影響範圍之內的一塊陣地。因此自非洲國家宣布獨立後，法國一直十分重視發展它同法語非洲國家的關係。1973年，首次法非首腦會議召開。會議原定每兩年一次，後改為每年在法國或某個非洲國家首都輪流舉行。最初會議的參加國隻限於法國和法語非洲國家，後來逐漸擴大到非洲的非法語國家，由1.973年的11國增加到1980年的26國。法國強調其“對非政策應該擴及到長期以來被我們所忽視的英語及葡語非洲”，對自封為進步的或自稱為溫和的國家都一視同仁。這說明法國不僅重視發展它同非法語國家的關係，而且重視發展同激進的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國家的關係。法國還提出非洲應成為“非洲人的非洲”。法國對非洲國家提供的援助已接近其國民生產總值的7%。
1981年，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他標榜第三世界主義，繼續強調法國同非洲在政治、文化和感情上的特殊性，指出法國希望非洲統一組織能發揮盡可能大的作用，以使非洲國家擺脫超級大國的控製；法國將履行它所承擔的義務，包括軍事方麵的義務；主張由南北雙方共同解決世界經濟危機，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提出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
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成為資本主義世界中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非洲有日本發展經濟所需要的豐富的能源和自然資源，又是日本商品和資本輸出的潛在的巨大市場，對於日本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越來越重要。日本曾經宣布1979年為“非洲年”，要對非洲開展全麵外交。日本政府外務大臣園田直在訪問尼日利亞、科特迪瓦、塞內加爾、坦桑尼亞等國時一再強調：“沒有非洲的和平就沒有世界的和平，密切同非洲主要國家的關係是日本外交所不可少的”，日本與非洲國家的關係要成為“爭取和平與穩定的夥伴”關係。1985年，日本《經濟新聞》在《對饑餓的非洲加強戰略外交》一文中指出：“日本在非洲的戰略目的是，適應蘇聯在該地區的影響逐漸削弱的情況，作為發達國家的一員，要加強同非洲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聯係”。日本同非洲加強了全麵的貿易往來，並以優惠條件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
非洲國家獨立以後，迫切希望改變貧窮落後的麵貌，它們在同殘餘的殖民主義勢力的反複較量中越來越認識到，經濟獨立是鞏固政治獨立的根本保證。非洲國家采取措施，在維護經濟主權、發展民族經濟方麵取得了進展。但是，1970年代後期以來，大多數非洲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普遍下降，出現糧食和債務兩大危機，麵臨著生存和發展的雙重挑戰。
非洲國家獨立後，長期的殖民統治所形成的依附於宗主國的單一的畸形經濟結構依然存在，使它們在經濟上仍然依附於外國，仍然是西方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場。而且，由於非洲國家普遍存在著資金缺乏的嚴重困難，大多數非洲國家不得不依靠外國援助來維持本國經濟，因而外債負擔十分沉重，國家收入中相當大的部分要用於還本付息。為了支付到期的債務，不少國家隻能借新債還舊債。讚比亞、紮伊爾等國由於不能到期清償債務而被迫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受這個組織對它們財政的監督。巨額債務成了無法擺脫的經濟發展的障礙。這種狀況當然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
如何籌集建設資金，一直是非洲各國麵臨的嚴重問題。有些國家如幾內亞、坦桑尼亞、埃及、讚比亞、剛果等采取了沒收外國資本、對外國企業實行國有化的政策。這對於打擊外國勢力、使本國經濟擺脫外國資本的控製有一些效果。但實踐表明，過於激烈地推行國有化政策往往會使準備來投資的外國資本家裹足不前。
1970年代末，非洲國家認真總結了經驗，著手調整經濟政策和改革經濟結構，把經濟振興和發展作為首要任務。1980年，在尼日利亞首都拉各斯舉行了專門討論經濟問題的非洲統一組織首腦會議，它標誌著非洲大陸開始了以爭取經濟獨立來鞏固政治獨立的新時期。會後，更多的非洲國家加入了調整和改革的行列。特別是一些長期以來政策較激進的國家，在調整和改革方麵邁的步子更大。不少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領導人認識到，必須對過去執行的政策進行調整，加強同西方國家的往來，接受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使外國資本為促進民族經濟的發展服務。這些國家在經濟上改變方針之後，往往也不同程度地在政治上擺脫蘇聯的影響，向西方國家靠攏。至於原來長期在經濟上依賴西方的國家，也開始逐漸擺脫某一個國家的影響，同各國廣泛交往，爭取多種援助，尋求資金技術來源多元化，甚至同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也建立或擴大關係。發展經濟的考慮是非洲國家調整其對外政策的決定性因素。
非洲國家領導人通過實踐逐漸認識到，和平是發展的前提和保證。由於地區的戰亂使某些國家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為了盡快走出困境，集中精力進行經濟重建和複興，非洲國家迫切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政治環境。為了求得和平與發展，必須推行為本身政治和經濟利益服務的務實的外交政策，因此，非洲國家外交多元化和中立、不結盟傾向日益增強。
非洲國家外交政策的調整有兩個特點。
一是擺脫超級大國控製，獨立自主和不結盟傾向加強。獨立後的非洲國家盡管政治體製和經濟製度差異很大，同超級大國的關係也有親疏，但它們都是民族主義政權，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是它們共同的要求。通過20多年的實踐，非洲國家對兩個超級大國在非洲的擴張已逐漸提高了認識。許多非洲國家領導人公開表示，他們的國家既不屬於西方集團，也不屬於東方集團。這反映了非洲國家要求擺脫大國控製的強烈願望，也表明非洲國家的外交政策日趨靈活，注意在大國間搞平衡，增加回旋的餘地。
二是外交政策為振興和發展民族經濟服務。在許多非洲國家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中，力圖使自己的政策更適合本國國情的現實主義考慮逐漸占了上風。為了克服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困難，有的國家提出“外交為發展服務”、“全向外交”的方針，以便從多方麵得到經濟援助和支持。原來在一些國家中長期存在的外交一邊倒的傾向也有明顯改變。
非洲國家調整外交政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第一，激進國家離蘇傾向增強，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係。
坦桑尼亞、幾內亞、馬達加斯加等國由於采用蘇聯發展模式，經濟建設遭到嚴重失敗。蘇聯鼓吹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在這些國家中越來越失去吸引力。
馬達加斯加於1972年同蘇聯建交，執政的馬達加斯加革命先鋒黨與蘇聯共產黨也建立了關係。蘇聯稱馬達加斯加總統迪迪埃·拉齊拉卡為“非洲偉人”，稱他領導的是“進步國家”。馬達加斯加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則附和蘇聯。後來，由於財政困難急需資金，馬達加斯加曾對蘇聯寄予厚望，但蘇聯除了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外，經濟援助微不足道。拉齊拉卡總統對此十分不滿，便著手改善與原宗主國法國的關係。1981年拉齊拉卡訪法後，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法國提供的經濟援助增多。此外，馬達加斯加原來與美國嚴重對立的關係也有所鬆動。拉齊拉卡還宣布絕不允許蘇聯使用該國的軍事基地，永遠不同蘇聯簽訂任何損害國家主權的協定。
幾內亞獨立後，在很長一段時期裏同蘇聯關係密切，是非洲最老牌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幾內亞采用蘇聯的經濟建設模式後，糧食不能自給，國營企業開工率很低。經濟方麵的嚴重困難使幾內亞領導人提出了“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等口號，逐步修正了經濟方針，政治上也同西方國家日益接近。1965年11月，幾內亞因法國與科特迪瓦合謀顛覆杜爾政權而同法國斷絕外交關係，1971年又與德意誌邦聯共和國斷交。在幾內亞同西方國家改善關係之後，幾內亞於1975年先後同法國和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恢複外交關係。過去幾內亞一直把非洲國家分成進步的和反動的兩類，多次建議召開所謂進步的非洲國家會議。1978年，幾內亞又與一向被它視為反動的科特迪瓦和塞內加爾實現關係正常化。1978年下半年以後，幾內亞同蘇聯的關係明顯惡化，矛盾上升。幾內亞公開批評蘇聯，禁止蘇聯戰略偵察機在科納克裏降落，不許蘇聯使用它的空軍基地，不許蘇聯和古巴的軍隊利用幾內亞做中轉站，辭退蘇聯軍事顧問，減少蘇聯在幾內亞的專家人數。杜爾總統還拒絕了對他的訪蘇邀請。
1984年4月孔戴在幾內亞執政後，經過多年努力，瀕於崩潰的幾內亞經濟逐步恢複，同西方的關係進一步發展。幾內亞軍政權堅持不結盟原則，支持非洲、中東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還注重發展與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幾內亞政府接受約100名法國軍事專家來幫助組織和培訓總統衛隊，聘請法國人擔任科納克裏警察局局長，還向法國出租軍事基地。同美國的關係也進一步增強，雙方高級官員互訪增多，美國向幾內亞提供了沿海炮艇、港內交通艇等船隻。幾內亞在發展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同時仍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曾派國防部長訪問蘇聯謀求軍事援助。
莫桑比克在薩莫拉執政期間（1975—1986），對外政策以依靠蘇聯為重點，國內政治、經濟和軍事形勢麵臨十分嚴重的危機局麵。薩莫拉在執政後期推行現實主義的多元外交。薩莫拉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在莫桑比克經濟發展方麵不是主要或唯一的參加者，莫桑比克願意同外國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合作來發展經濟，歡迎西方國家投資。由於在經濟上對南非依賴很深，莫桑比克也同南非改善了關係。莫桑比克每年都從轉運南非進出品物資、向南非出售電力和從在南非礦山勞動的勞工的僑彙中得到大筆外彙收入，還依靠南非專家幫助它管理鐵路和港口。所以薩莫拉說：“南非是一個現實。”莫桑比克外交部長表示：“我們主張別的國家對南非實行經濟製裁，可是我們不能這樣做。”
1986年11月希薩諾就任莫桑比克總統後，繼續執行並進一步發展了薩莫拉後期實行的多元外交，使之更加靈活和務實。莫桑比克雖然繼續同蘇聯和東歐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但突出地加強了同前線國家的團結合作。希薩諾執政後，首先遍訪前線各國。莫桑比克還重視發展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和爭取西方的援助，為此希薩諾相繼訪問了英國、意大利、瑞典、法國和美國，分別同法國、英國、聯邦德國、加拿大、美國及歐洲經濟共同體簽訂了合作、投資、糧食援助等協定，並得到英、法等國在軍事方麵的支持。
在莫桑比克的多元外交中，維持和鞏固與蘇聯的傳統友好關係是重要一環。1977年，莫桑比克與蘇聯簽署了為期20年的友好條約作為兩國關係的基石。蘇聯、古巴及東歐各國向莫桑比克派出了大量專家和顧問，蘇聯又是莫桑比克重要的經濟援助提供國和最大的武器供應國。但是，莫桑比克在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的同時，對蘇聯和古巴勢力的進一步滲透進行抵製。希薩諾執政之初，就拒絕了蘇聯在沿海地區建立雷達網和古巴出兵幫助莫桑比克政府同抵抗運動作戰的要求，也不允許蘇聯和古巴軍事人員參加作戰指揮，隻準許他們負責後勤工作。
1978年年中以後，安哥拉總統內圖明確表示要減少對蘇聯依賴的意向，安哥拉政府還恢複了與葡萄牙的關係。1978年6月，內圖總統與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在幾內亞比紹首都舉行會談，簽訂了西國間的合作總協定，雙方表示將加強文化、科學技術和經濟合作。1979年9月，多斯桑托斯繼任安哥拉總統。他有意改變安哥拉完全依靠蘇聯和古巴的被動局麵，力圖通過經濟合作尋找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和救濟，逐步開展多方位聯係。他表示，安哥拉不能沒有西方國家的合作。安哥拉對政治解決南部非洲問題的態度也更加明確，無條件恢複了同美國的談判。1988年5月，安哥拉、古巴、美國和南非在倫敦首次舉行四方會談。安哥拉還同南非和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互換戰俘，並同南非進行直接談判。在古巴撤軍問題上，安哥拉也作了讓步。同年6—9月，四方又先後在開羅、紐約、日內瓦和布拉柴維爾等地繼續會談，並就有關問題達成了原則協議。
阿爾及利亞獨立後，在經濟方麵實行國有化、工人自管、土地改革等措施，對外執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政策。在對蘇聯和美國的關係中，阿爾及利亞側重反美，在不少問題上站在蘇聯一邊。它同法國關係比較緊張。但是，阿爾及利亞的經濟收入主要靠向美國和法國等西方國家出口石油、天然氣等產品，致使它逐漸在外交上傾向於西方。1979年2月沙德利總統執政後，阿爾及利亞疏遠蘇聯的傾向日益明顯，還提出了要“堅持為防止屈服於霸權而努力，”“決不允許別人對我們的原則施加任何壓力”。1979年1月，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它的政策決議中把“防止謀求霸權”和“反對任何形式的依附”作為對外政策基本原則。沙德利說：“我們不屬於任何集團，既不屬於西方集團，也不屬於東方集團。”1982年8月，阿爾及利亞外長卜拉希米在《軍隊》雜誌上發表文章說，阿爾及利亞政策的基本任務是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團結阿拉伯、非洲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為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鬥爭。
利比亞由卡紮菲執政以來，根據偏激的“世界第三理論”，奉行支持世界革命的政策，使本國的經濟發展受到限製。石油價格下跌後，利比亞收入減少，支持世界革命，大搞革命輸出，使它同鄰國的關係十分緊張。在這種情況下，利比亞不得不調整經濟，放寬政策。從1988年開始，利比亞先後同肯尼亞、加納、紮伊爾、科特迪瓦、利比裏亞、毛裏求斯、塞內加爾等非洲國家恢複了外交關係，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關係也明顯改善。利比亞在15年後首次出席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以尋求阿拉伯國家的支持，擺脫孤立於阿拉伯世界的局麵。此外，利比亞還尋求同西方國家改善關係，與意大利、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日本等國家發展貿易。1988年1月，馬耳他新任總理愛德華·費內克·阿達米應邀訪問利比亞，兩國簽訂了兩項協議：一是規定利比亞將以比歐佩克製定的價格低5%的優惠價格向馬耳他供應石油一年；二是為兩國銀行往來提供方便以加強兩國貿易合作。利比亞同美國的關係也有所緩和。
第二，溫和國家改變了過去隻同宗主國或美國保持密切關係的政策，擴大了同其他西方國家和蘇聯、東歐國家交往的範圍。
法國《國防》月刊評述埃及穆巴拉克的對外政策是，在堅持與完善向西方開放的同時，注意謹慎地恢複“向東方的開放”。埃及在穆巴拉克執政後積極發展同美國的關係，爭取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給予更多的支持和幫助；繼續執行同以色列媾和及關係正常化的政策；同西歐國家和日本的關係也不斷發展。1982年1月30日至2月8日，穆巴拉克總統訪問意大利、法國、英國、聯邦德國、奧地利等國。埃及同蘇聯的關係也逐漸恢複。穆巴拉克表示，蘇聯是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不是可以忽視的小國。1982年，埃及政府允許60名蘇聯經濟專家返回埃及；11月，派出總統助理薩利姆參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禮。1983年3月，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巴依巴科夫兩次路經開羅，同埃及官員討論兩國關係，並遞交了安德羅波夫的信件。1984年，埃及同蘇聯互派了大使。1985年，兩國組成貿易和經濟合作委員會。1986年3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副主席吉拉什維利訪問埃及。穆巴拉克表示，埃及希望同蘇聯保持友好關係和發展雙邊關係。
多哥總統埃亞德馬一貫聲稱多哥忠於不結盟運動，但為了爭取法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哥優先發展與法國的合作關係。法國是多哥的主要貿易夥伴和投資者。法國的投資居多哥外國資本的首位，約占45%。1976年，多哥與法國簽訂軍事技術合作協定。近幾年來，在繼續保持與法國的傳統貿易關係的同時，多哥注意發展與聯邦德國等國的貿易關係。1985年，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免除了多哥所欠的470億非洲法郎的債務。同時，多哥又與南斯拉夫、蘇聯、波蘭等國進行交往。
肯尼亞同英國有密切的傳統關係。肯尼亞獨立後，英國一直是它最大的貿易夥伴和主要援助國，曾向肯尼亞派遣專家、顧問，提供獎學金並繼續在肯尼亞大量投資。1979年莫伊總統執政後，於同年6月和1980年2月兩次訪問英國。在保持同英國傳統關係的基礎上，肯尼亞進一步發展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肯尼亞很重視同美國的關係，企圖爭取美國在經濟和武器方麵的支持，以擺脫對英國的依賴。肯尼亞同美國簽訂了《投資保護協定》。美國對肯尼亞的私人投資僅次於英國，同時還提供了大量貸款、贈款。從1980年代起，肯尼亞同美國關係迅速發展。1980年2月，莫伊總統訪美，同意美軍擴大使用肯尼亞的港口和機場設施。美國政府向肯尼亞提供10億美元援助，其中1/3為軍援。莫伊總統還先後出訪法國、英國、荷蘭、聯邦德國、日本等國，尋求經濟、財政和政治支持。
肯尼亞同蘇聯建交後，兩國間隻有一般文化和貿易往來，關係比較冷淡。肯尼亞曾公開譴責蘇聯的侵略擴張行徑，在軍備競賽、阿富汗和柬埔寨問題上多次嚴厲譴責蘇聯。1980年代後，肯尼亞逐漸注意同蘇聯加強聯係，減少對蘇聯的譴責。1982年11月，肯尼亞外長奧科赴蘇聯參加勃列日涅夫葬禮。1983年，肯尼亞與蘇聯簽訂航空協議，與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也發展了關係。
津巴布韋獨立後，同西方國家關係較密切。1980年5月和7月，穆加貝總理兩次順道訪問英國，分別同撒切爾夫人和卡林頓勳爵商談英國向津巴布韋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等問題。1980年7月，英國總參謀長埃德溫·勃拉瑪爾訪問津巴布韋，討論了英國向津巴布韋提供軍事援助、幫助津巴布韋整訓軍隊等問題。英國應津巴布韋政府要求，派出150人組成的軍訓團為它整訓軍隊，並承擔了有關費用。1980年8月，穆加貝在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會晤了美國卡特總統。穆加貝表示，訪美是為了加強同美國的友誼與團結，呼籲美國支持津巴布韋的經濟發展計劃。1982年5月和6月，穆加貝又訪問了美國、意大利、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比利時、法國、希臘和荷蘭，同這些國家簽訂了技術合作、貿易和貸款協議。
津巴布韋於1981年2月18日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建交協議規定：兩國外交關係建立在政府對政府的基礎上，未經雙方政府同意不得同對方國家的任何組織達成任何協議、安排或舉行談判。由於蘇聯長期支持津巴布韋非洲人民聯盟，兩國關係冷淡。1985年12月穆加貝總理訪問蘇聯後，雙方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以及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和蘇聯共產黨的兩黨合作議定書。雙方在聯合公報中表示：“決心擴大和加深各個領域的互利合作”。津巴布韋和蘇聯的關係出現了轉機。
蘇丹和索馬裏於1970年代先後與蘇聯關係惡化，後來均主動同蘇聯改善關係，恢複了政治與經濟往來。紮伊爾與蘇聯長期關係冷淡。1978年1月，雙方表示擬在紮伊爾合作修建耗資10億美元的鐵路。科特迪瓦也在中斷了17年之後同蘇聯恢複外交關係，並同南斯拉夫建交。喀麥隆和盧旺達等國同蘇聯在政治領域中的交往明顯增加，經濟合作也有新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