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津巴布韋
從讚比西河到林波波河，從卡拉哈裏沙漠到印度洋的津巴布韋地區，包括現在的津巴布韋、莫桑比克南部、博茨瓦納東部和南非北部一小部分。這裏的地形主要是海拔3000到5000英尺的高原。高原的北邊是炎熱、低窪的讚比西河穀地，向東是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的林地，南邊是林波波河的幹旱穀地，西邊是伸入卡拉哈裏沙漠的幹旱沙原。氣候分旱季和雨季。雨季從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旱季從4月到10月。據研究，在16世紀，高原東部還下過雪，出現了冰封大地的現象。季節的轉換深深影響著高原上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化。高原大部分都是石英岩。這種礦物質既有利於金礦脈的形成，又便於用冷熱法製造出生產需要的石料。這種地理現象對這一地區曆史的發展影響極大。石英岩上多覆蓋著高原林地植被，高原上的較高部分地表上多為稀樹草地，河穀地區和東部低地也林木茂密、牧草豐盛，既適宜狩獵、畜牧，又適宜農耕。
我們目前知道，高原上最早的居民是晚石器時代的科依桑人，他們主要從事狩獵和采集。大約公元100年左右，津巴布韋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變化，表現出鐵器時代的特征。這一時期的人已能采礦、冶鐵、農耕和建造茅屋。津巴布韋早鐵器時代的人是從剛果河盆地陸續遷移來的班圖人。促使他們向外遷徙的主要原因有兩條：一是班圖人企圖找到鐵和鹽，他們不滿足於食用從羊糞和灰燼中提煉的鹽。二是班圖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班圖人從事農牧業混合的經濟，他們的活動範圍就是村莊周圍50公裏的地域，頻繁的放牧墾殖使地力很快就消耗殆盡，生態環境惡化。班圖人隻好在雨季結束，收獲了莊稼後，趕著畜群，帶著糧食、工具，向外尋找新的生存地域。他們一般日行5公裏，10天後定居到一個離老家50公裏的新地方，建造房屋、放牧耕作。5年後繼續遷徙，這樣10年就可遷移100公裏，1個世紀就是1000公裏。在遷徙過程中，還經常因爭奪土地、牧場和牲畜發生部落戰爭，後來的趕走先到者，加快了遷徙速度，進而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大遷徙。津巴布韋發現的最早的早鐵器時代遺址是位於高原南部托克韋河以西的馬布維尼遺址。它存在於公元180年，從其陶器類型看屬於班圖人的格克梅雷文化。屬這種文化類型的人大約在公元320年時占據了高原上的大部分地區。早鐵器時代津巴布韋人也從事一些貿易，一是內陸貿易。主要是沙比河穀、馬豐加布西高原等盛產上等好鹽地區的人用鹽換取遊牧者的過剩牲畜；然後再用牲畜換取自己需要的鐵礦石。二是對外貿易。主要證據來自屬於這一時期的馬庫魯村莊遺址中發現的14顆地中海地區的珠子，這些珠子明顯不同於本地出產的貝珠。用於出口的主要是本地生產的象牙。這時的津巴布韋人究竟屬於班圖人的哪一支，現在還不清楚。
10—12世紀津巴布韋向鐵器時代晚期過渡，這時的居民與早鐵器時代不同，他們掌握了養牛技術。津巴布韋晚鐵器時代初期的主要遺址有四個：第一個是位於高原西南部的豹山文化，其最早年限是公元940年左右。大約到1020年，它擴展到了林波波河低地。第二個是位於高原南部倫迪河中段的古曼耶文化，其年代約為公元1090年。第三個是發現於高原中部的哈拉雷文化，它大約在1150－1180年繁榮於虹亞尼河和烏姆福裏河穀周圍。第四個是位於高原北邊和西北部的穆森格茲文化，年代大約是1210年。類似的文化遺址也發現於東非和南部非洲其它國家。與班圖人中其它支族的遺址相比照，可以確定，班圖人中講紹納語的紹納人在公元940年左右到達津巴布韋。
鐵器時代的紹納人生產內容多樣化。人們仍在從事狩獵和采集活動，野菜和獵肉是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農業與遊牧業的結合成為他們的主要經濟基礎。鐵器時代的人們依賴農業，但這種農業受氣候、土壤肥力等環境因素影響很大，莊稼收成不穩定、穀物也不易儲存。相反，活牲畜易於儲備，以備旱災饑荒的發生，還可以用來與其它地區換取穀物。因此，紹納農夫千方百計要獲得牲畜，主要是山羊和牛，新娘的聘金也以牛的數量來計算。經濟的發展使社會財富增加，進而造成兩方麵的影響：第一，財富增加使大規模的貿易成為可能。紹納人所在地區富產黃金和象牙，他們用之換取珠子和布，再用珠子和布換取穀物和牲畜。1500年以前黃金出口的確切數量現在還不清楚。到16和17世紀，據估計，年出口黃金在53125和25571盎司之間波動。18世紀，出口量猛然下跌，因為，地表礦已被開采淨盡，要進行深層開采又不具備技術、條件和資金。象牙的貿易量也是逐年增長。經索法拉一個港口出口的象牙從1506－1519年的7680磅增加到16世紀90年代的約970201磅。還有少量的銅貿易。珠子和布匹在某種程度上已發揮了交換貨幣的作用。因為，珠子主要是婦女的飾物，婦女是主要的生產者，用黃金、象牙換來的玻璃珠與本地生產的珠子不同，更為珍貴。布也是用黃金和象牙換來的印度棉布。在一個隻穿毛皮的社會，布是一種高級奢侈品，隻有富人才能穿。這兩種東西都輕便易攜帶，可以充當一般等價交換物。等價交換物的出現反過來又促進了貿易的發展。第二、財富增加促進社會分化和國家的產生。於是，在津巴布韋這塊土地上，先後出現了四個重要的政治實體。它們分別是：大約1500年以前鼎盛於高原南部的津巴布韋國家；15世紀末到17世紀末存在於高原西南部卡米周圍的托爾瓦國家，以及繼之而起的、持續到19世紀40年代的昌加米爾國家；還有15世紀到19世紀末存在於高原北部的莫諾姆塔帕國家。
1.津巴布韋國家
津巴布韋（Zimbabwe）一詞源於紹納語的dzimbadzemabwe，意為“石頭建築”。紹納人從北方越過讚比西河遷入津巴布韋後，建造了一批最早的石頭建築物。早在10世紀，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馬蘇迪就在其著作《黃金草原與寶石礦》中提到它。1506年，葡萄牙人迪奧哥·德·阿爾卡索瓦在給葡萄牙國王的信中記載了這些石頭建築，並稱之為“非人力所及，而為神功鬼斧之作。”1868年，獵人亞當·倫德斯偶然發現了大津巴布韋遺址，但並未引起考古學家的注意。1871年，德國地質學家卡爾·毛赫到達此地，並斷定這個遺址很明顯是遠古時代文明人的創作。卡爾·毛赫的發現引發了一股津巴布韋遺址發掘熱和文化研究熱。
經考古學家勘探、發掘，發現這種石頭建築約有500多處，分布於從安哥拉到莫桑比克，從德蘭士瓦北部到津巴布韋北部的廣大地區。其中規模最大、氣勢最宏偉的一個稱做“大津巴布韋”，它位於哈拉雷以南300公裏處，緊靠從哈拉雷到約翰內斯堡的公路。整個建築主要由內城和衛城兩部分組成：內城是一個由略呈彎曲的石牆圍起來的橢圓形建築物，占地約900米寬、700米長，東牆高9米，西牆、南牆和北牆都是6米。牆底寬頂窄，底寬約為5米，頂寬約為2.5米。內城由一些斷牆分隔成若幹院落。還有兩座高達10米、底部直徑約為6米、頂部直徑約為2米的圓錐形石塔。石牆不遠處有一座土台。內城牆的正北、東北和西南設有3個門洞，與外部相通。衛城建於約700米高的山頂上，全長244米，高達15米。城牆下麵的通道僅容一人通行。在衛城與內城之間，是一片廣闊的穀地，散落著一些低矮的石屋建築。所有這些建築都是用當地花崗岩石塊堆砌而成，不施灰漿。其構思之巧、技術之精，令人歎為觀止。
大津巴布韋一經發現，便引起學術界的激烈爭論，以毛赫為代表的部分歐洲人認為：落後、愚昧的非洲人難以在中古時期完成如此龐大、複雜、精巧的石建工程。毛赫說，山上的衛城無疑是仿照莫裏亞山上的所羅門王的廟宇建造的，山穀中的內城肯定是抄襲示巴女王公元前10世紀在耶路撒冷時曾住過的宮殿式樣。大石建是外來人建造的，“土人”未曾參與過。但外來人是誰，說法不一。有的說是阿拉伯人，有的說是腓尼基人，有的說是波斯人，有的說是所羅門王子派來尋找金子的人，甚至有人還據此把津巴布韋建築劃分為沙比時期和腓尼基時期。這種觀點被許多殖民主義者廣泛采用。隨著考古發掘的進一步深入，一些學者反對上述觀點。他們認為，這些石建都是非洲本地文明的遺址，是由當地非洲人的祖先從很早起就開始建造的。1905年，埃及考古學家戴維·蘭道爾一麥基弗考察了7處遺址。他在1906年發表的《中世紀羅得西亞》一書中指出：大津巴布韋和其它同類的廢墟是起源於非洲的，時間在中古或中古以前。從建築式樣上看，沒有東方或歐洲的任何時期式樣的痕跡；從住宅的特征看，毫無疑問是非洲的；從藝術與製造的類型看，都是典型的非洲式的。25年後，英國考古學家格特魯德·卡頓——湯普森在較為全麵地考察了石建遺址後寫出了經典性著作《津巴布韋文化》。她指出：“檢查了從各個角落收集來的全部已有的證據之後，還沒有一件是不符合班圖根源的和中世紀時期這種論據的。”“我……堅決不同意一再提出的調和性意見，即津巴布韋及其同類的建築是當地的工人在一個優秀的外來種族或監督者指導下修建的。”她的觀點已被越來越多、越來越精確的考古成果所證實，並在國際學術界取得了較為一致的共識。
從對大津巴布韋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來看，它最早可能修建於4世紀。當時居住在這裏的可能是來自北方的、已會製作鐵器的班圖人的一支。後來，紹納人遷移到津巴布韋中部後，占據了大津巴布韋，並在13－14世紀進行了大規模改建。大津巴布韋就是紹納人津巴布韋國家的首都所在地。
關於從讚比西河到林波波河地區非洲黑人古代國家的形成，史學界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是D·P·亞伯拉罕和B·M·費幹所主張的宗教假說。他們認為，講班圖語的移民具有特殊的宗教優越性，並將它轉化成政治優勢，進而建立起國家，與外部的貿易關係隻是在阿拉伯人聽說內陸有一個富裕的非洲人國家之後才逐漸發展起來的。第二種是由G·卡頓——湯普森、A·J·E·詹菲和R·薩默斯所倡導的貿易假說。他們認為，津巴布韋國家的建立是與外部進行黃金貿易所產生的過剩財富的結果。酋長們通常控製著全部的對外貿易，貿易所產生的過剩財富也就可能全部集中在酋長的手裏，這種高度集中的財富就會導致一個嚴密的國家體係的產生和發展。第三種是P·S·加爾頓克提出的遊牧主義假說。他在仔細分析了幾個典型石建遺址的出土物後指出：紹納人的主要經濟形式是密集的遊牧經濟，津巴布韋國家的建立源於優質食用肉的生產出現了連續的過剩。大津巴布韋也因食物資源的過剩而能聚集起大量的人口並長久在此居住下來，進一步成為這個國家的首都。我們認為，這三種說法都從不同側麵揭示了津巴布韋國家的起源，但都存在著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單一因素決定論，都把某一種因素在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誇大、絕對化。隨著曆史研究的深入，我們越來越可以肯定，在津巴布韋國家形成過程中，經濟、宗教、外貿、政治、種族、軍事力量等多種因素都在起作用，並不互相排斥。津巴布韋國家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津巴布韋國家起源於古曼耶文化，崛起於姆蒂利克韋河西邊石山和河穀兼而有之的混合地區。考古學家在研究大津巴布韋衛城外一堆垃圾中的遺物時發現，其中絕大部分是骨頭，骨頭中的98％是牲畜骨，其年齡不足30個月。這種現象同樣也在馬賴克韋尼、萊克瓦特、哈爾勒格和魯安賈等遺址中發現。這說明當時人們從事一種密集的肉食生產經濟。牧人們經常宰殺過剩的牲畜，牲畜的繁殖也是為了向人們提供食用肉，有時還供輸出。葡萄牙人的文字材料證明了這一點。1506年，迪奧哥·德·阿爾卡索瓦寫道：大概是1490年，津巴布韋統治者輸出了4000頭無角牛。大津巴布韋的地理環境也比較適合於農業，河穀地區早已種植穀物和粟。這說明，當時紹納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一種農業與畜牧業相結合的混合經濟。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低，大津巴布韋所在地又不出產其它可以積聚的物產，沒有豐富的礦藏可以開采，因此，要想積聚起大量的財富是很困難的，唯一的辦法就是設法控製高原上的產金地與東非沿海的黃金貿易。高原上的產金地主要有兩塊：最大的是馬佐埃河北部地區，另一個是高原的東部地區，但最先開采的卻是高原的西南部，大約始於公元600年。高原上的人早在石器時代就與沿海互相傳遞物質信息。但真正與沿海進行黃金貿易是由豹山文化的人，大約在公元1000年時完成的。最初是由礦主帶著黃金去沿海出售，或由穆斯林商人進入內陸進行逐村收購。後來就慢慢發展出從產金地到沿海的商路，具體路線是從西南產金地向東穿越高原的南緣，或通過航行薩比河下遊到東非海岸；或穿過東部高地到達沿海的索法拉。豹山文化的人通過黃金貿易獲得了大量財富，布匹和串珠等交換來的奢侈品大量增加，但可惜的是這些財富都沒有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相反卻廣泛地散落民間。屬於古曼耶文化的紹納人很早以前也與沿海有一些零星的貿易，數量極少，不足以積累財富。到公元1100年左右，他們開始利用自己地處商路的優勢，向過往的商人征稅。要想把商路置於自己的完全控製之下，就必須借助於強大的軍事力量。屬於古曼耶文化的紹納人是否有軍事力量，這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些學者認為，目前尚未發現大津巴布韋的石頭建築有軍事功能，因此可以斷定，這個文化沒有軍事力量。我們認為，沒有軍事建築不足以證明就沒有軍事力量。原因有二：第一，熱帶非洲古國的軍事力量一般都用於進攻，而且是臨時召集、並不長期駐守某地，所以，古曼耶文化的軍事力量也沒有必要建立防禦性的圍牆。第二，津巴布韋地區的古國基本都沒有軍事建築，但我們有足夠充分的材料證明：沒有軍事建築的莫諾姆塔帕王國和羅茲韋——昌加米爾王國都供養著大量軍隊。古曼耶文化正是用強大的軍事力量才控製了本屬於豹山文化的黃金貿易商道。隻是在津巴布韋國家建立以後，通過不斷向外擴張逐漸控製了商路所在的廣大地區。之後，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沒有存在的必要而逐漸減少。由於控製了黃金商道，古曼耶文化的財富迅速增加。從考古發掘可以看出：當時已進口了大量的布匹和串珠。與豹山文化不同，這些增加的財富並未分散於民間，而是集中於少數人手裏。在紹納人社會，酋長不但擁有政治權力，同時還是本部落最富的人。因為本部落的財富全由他來分配，他除了得到與部落民相同的一份財富外，還要留下一部分公用財富以招待外部族的來訪者，還要給部落民的婚喪宴會賜舍等。酋長們在獲得了貿易財富後更加富有。這就促使財富和權力日益集中，社會開始出現分化。有權有勢的富人們開始在山頂上修建遠比一般老百姓高大、雄偉、堅固、結實的茅草房，並圈之以自然花崗石片砌成的牆。同時，開始使用一種專門為富人製作的盛啤酒的陶器——球形罐。這不同於以前所廣泛使用的、用於遷徙馱運的有耳袋狀罐。這些都說明，屬於古曼耶文化的紹納人已定居在大津巴布韋，並在12世紀後期向國家過渡。
一個國家的形成不僅需要社會分化、階級產生，還需要強有力的精神約束能力。津巴布韋國家形成過程中所需要的這種能力是由紹納人的傳統宗教提供的。R·薩默斯在考察了大津巴布韋後指出，遺址內有一個向神靈獻祭、祈求神靈保佑和幫助的聖壇，這說明大津巴布韋也曾是一個祭祀中心。語義學研究也可以從側麵證明這一點。津巴布韋在紹納語中是“酋長之墓”的意思。紹納人已故酋長的亡靈會變成本部落的部落神“姆虹多羅”（Mhondoro）。繼任酋長由於與已故酋長屬於同一家族而可以通過它與紹納人所崇拜的至高神“姆瓦裏”（Mwari）接觸。姆瓦裏掌管人類的生死大權，能夠給紹納人部落施善降惡，更為重要的是它掌握著降雨的權力。正因為至高神對紹納人部落擁有絕對的權力，酋長是唯一能夠通神的力量，因此，酋長就對所轄部落擁有絕對神聖的權力。正是這種神秘的力量幫助酋長們進行更為嚴密的社會整合，進而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
津巴布韋國家建立後發展很快，14世紀初到1450年是它的鼎盛時期。它已掌握了與沿海的黃金貿易，並把它變成了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貿易。津巴布韋國家的統治者因此而獲得了更多的財富。對大津巴布韋的考古發掘表明，在這一時期，山頂的石牆圈得以重建，比原來的更寬厚、更高聳、更堅固、更精細。牆上還開了一些木門楣的出口，牆外還修築了堅固的錐形塔。遺址內還發現了許多進口的陶瓷器，有波斯的彩釉陶器，有中國的青瓷。還發現了敘利亞的玻璃串珠和一枚阿拉伯金幣，金幣的正麵有哈桑·本·蘇萊曼（al—HasanBinSulaiman）的簽名。據考證，這枚金幣大約是1320—1333年鑄造的。山頂建築內還發現了進口的絲、繡花的綢和讚比西河以北地區統治者使用的鐵鑼。建築規模的擴大說明，這個國家已能騰出大量勞動力從事鑿石、搬運和築牆工作，國家也有足夠的財富資助從事這些活動的高額費用，同時，也有能力修建這種龐大複雜的工程。大量進口貴重物品說明統治者已牢牢掌握著對外貿易。
津巴布韋國家建立後，其權力如何運作，統治者怎樣進行統治，現在還不清楚。但我們知道，津巴布韋國家在其鼎盛時期便向外擴張，石建文化迅速向外傳播，類似於大津巴布韋的石建出現於高原的東部、西南部、中部和北部。但不能因此就把津巴布韋國家的邊界與莫諾姆塔帕王國的疆域等同起來，以為它統治著從卡拉哈裏沙漠到東非海岸、從高原東南低地到讚比西河穀的廣大地區。因為，石建所在地一般是某一區域的中心。這些地區發展到什麼程度，是否接受津巴布韋國家的統治現在還不清楚。最大的可能是津巴布韋國家竭力要統治產金地和商路。例如，豹山文化的人為了擺脫津巴布韋國家對他們與東非海岸進行貿易課以重稅，轉而與高原北部的姆巴拉人進行貿易，用黃金換取讚比西河以北地區出產的象牙和銅。這就引發了津巴布韋國家向西部和北部的擴張，進而對這一地區實施有效統治。到16世紀初，津巴布韋國家瓦解了，在北方建立了莫諾姆塔帕王國；在西南部先後建立了托爾瓦王國和羅茲韋王國。
為什麼津巴布韋國家會突然衰落呢？原因可歸納為兩方麵。第一，大津巴布韋附近的地理環境不足以支持如此眾多的人口的消費。大津巴布韋附近山巒圍繞，可用於畜牧與農耕的穀地狹小。人口的迅速增加使本來就不寬裕的生存空間的承受能力超過了負荷。加之紹納人生產力水平低下，對土地實行掠奪性使用，一旦地力耗盡就向別處墾殖，天長日久，大津巴布韋附近的供應能力就毀壞殆盡。要從別的地方為大津巴布韋輸送大量日常生活必需品又不具備必要的技術。供應不足，大津巴布韋難以繼續充當國家的中心。更為嚴重的是，供應不足導致統治階級的不同分支開始搶奪耕地、牧場，進而發生內戰，致使津巴布韋國家統治者住處的聖火熄滅，這標誌著津巴布韋國家氣數將盡。第二，高原西南部以卡米為中心的托爾瓦國家的崛起給日漸衰微的津巴布韋國家致命一擊。津巴布韋國家建立後，統治範圍日漸擴大，要維持一個龐大的國家，僅以落後的農牧業混合經濟為基礎是遠遠不夠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對黃金貿易控製的成功與否是這個“超大”國家存在的關鍵。在津巴布韋國家建立及其鼎盛時期，尚能控製黃金貿易；在它衰落之時，與其共用同一商道的托爾瓦國家日漸強大，逐漸控製了黃金貿易，奪取了津巴布韋國家賴以存在的財源，促使它徹底解體。
2.托爾瓦國家
1683年，一位不知名的葡萄牙人寫道，布圖阿國家的統治者名義上被稱為托爾瓦。葡萄牙人所說的布圖阿是指高原上牲畜興旺、牧草茂盛、富有金礦的西南地區。也就是說，是托爾瓦國家在17世紀以前一直統治著高原的西南地區。16世紀葡萄牙探險家巴諾斯的記載、1633年馬瑟多的材料和1696年貢塞索的描寫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但是，關於托爾瓦國家的起源，史學界有一種說法認為，托爾瓦國家的創建者是北部莫諾姆塔帕王國的創建者穆托塔的親戚，托爾瓦國家最先就是莫諾姆塔帕國家的屬國。近年來，隨著文字材料的整理、考古學的發展和津巴布韋古代史研究的深入，上述說法已難以成立。人們已越來越認識到，以卡米為中心的托爾瓦國家直接起源於津巴布韋國家。因為，就物質文化而言，卡米文化直接起源於大津巴布韋文化，與莫諾姆塔帕文化沒有直接的聯係。津巴布韋國家向西擴張後，大津巴布韋文化也很快傳入西南部地區，先後出現了一些諸如烏姆特瓦特、朱姆隆加和姆托利的大石建，最為典型的是1410年後某時建造的卡米石建。卡米文化明顯地是從大津巴布韋傳過來的，但又有創新和發展。在從大津巴布韋到卡米途中發現的恰馬布維夫瓦石建就是這種過渡的中介。卡米文化繼承了大津巴布韋石建的基本方法和造型式樣，但有所發展。如他們在山頂上修茅草房之前，要修造一座石砌平台。在修建茅草房時注意探索新的合理的設計，強調進行華麗的裝飾。卡米文化的陶器在風格和修飾上也都有所發展。就文字材料記載的托爾瓦國家與莫諾姆塔帕國家關係而言，托爾瓦國家是作為莫諾姆塔帕國家的敵人首次引起曆史學家注意的。1490年，昌加米爾一世殺死莫諾姆塔帕國王姆孔貝羅·恩雅胡馬，篡奪了統治權。4年後，恩雅胡馬的兒子奇庫約·基薩馬倫古殺死了昌加米爾一世，重新奪回了王位。昌加米爾一世的兒子昌加米爾二世發動了與莫諾姆塔帕的戰爭。在這場持久戰中，托爾瓦統治者始終站在昌加米爾統治者一邊，反對莫諾姆塔帕王國。當時在莫諾姆塔帕的葡萄牙人費爾南德斯寫道：托爾瓦的統治者與莫諾姆塔帕的統治者一樣偉大，兩者之間一直在進行戰爭。考古和文字材料都說明，卡米文化起源於大津巴布韋文化。
以卡米為中心的托爾瓦國家大約建立於1500年左右。它以農業和畜牧業的混合為經濟基礎，黃金的生產和貿易在其經濟中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卡米遺址中還發現了中國明朝萬曆年間的瓷器。關於托爾瓦國家16世紀到17世紀40年代的曆史，目前還不清楚。葡萄牙人的材料隻記載了在高原的西南部存在這麼一個國家，注意到它盛產黃金，卻沒有記載其政治、經濟發展情況。到了40年代，托爾瓦國家開始衰落，主要表現是國家的重心東移。昌加米爾人的傳說告訴我們，17世紀中後期，卡米已被廢棄。托爾瓦國家以丹蘭格貝（現名德赫洛德赫洛）為中心，主要統治奔比西河以東地區。托爾瓦國內戰爭不斷。說紹納語的穆斯林商人控製著托爾瓦國家的對外貿易，引起托爾瓦統治者的不滿，隨後便殺戮了許多穆斯林商人，引起經濟組織混亂，造成了巨大損失，削弱了國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更為嚴重的是托爾瓦國家發生了嚴重的內訌，外部勢力趁機介入。托爾瓦國王的弟弟不滿其兄的統治，企圖篡奪王位，他與一個和國王有仇、但經濟實力強大的穆斯林商人聯姻而結盟，一同把國王驅逐到曼依卡。國王不甘心失敗，他得到了企圖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最富有的葡萄牙人西斯蘭多·迪亞士·貝約的強有力軍事支持，重新殺回故都，恢複了統治。恰在這時，貝約被毒殺，其軍隊隨即撤回，托爾瓦國家重新陷入內亂。這就給北部昌加米爾王國的南下提供了有利時機。到1685年，葡萄牙人的材料把昌加米爾寫成是“統治著布圖阿的一種黑人。”這說明，托爾瓦國家已消失了，但托爾瓦國家的人民依然存在。昌加米爾王朝趁托爾瓦國家瓦解之機，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征服了這個國家，但要統治這個割據勢力紛爭的地區卻不是一件易事。昌加米爾統治者采用聯姻的辦法安撫眾生。如恩杜姆巴的卡蘭加人就與奇虹杜魯和圖姆巴勒的托爾瓦人通婚。聯姻有助於征服者進行統治，奇虹杜魯和圖姆巴勒的托爾瓦人在昌加米爾國家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久以後，托爾瓦人民也采用了卡蘭加語，自稱為羅茲韋人。昌加米爾國家成功地把托爾瓦人整合進自己的統治範圍。
三、羅茲韋—昌加米爾國家
羅茲韋（Rozvi）一詞可能來自動詞kurozva，意為“毀壞”。羅茲韋最先被葡萄牙人用於稱呼昌加米爾的勇士、追隨者和支持者。昌加米爾（Changamire）源於阿拉伯語的Amir，意為“大酋長”，後被葡萄牙人用以稱呼羅茲韋人的國王，羅茲韋人所建立的國家也就被稱為“羅茲韋—昌加米爾國家”。
羅茲韋人是一個開放型名詞，其範圍不斷擴大。17世紀初，羅茲韋人指生活在托爾瓦國家邊界上姆卡蘭加的人，亦即指生活在托爾瓦國家和莫諾姆塔帕國家之間的人。葡萄牙人梅洛·卡斯特羅更精確地界定了羅茲韋人的活動範圍，即在姆卡蘭加和曼依卡之間，更接近於曼依卡。羅茲韋人的傳說認為，最早的羅茲韋人指高原中部那些奉“莫約”（Moyo指一種動物）為圖騰的人，確切一點說，是指居住在宗布韋山和胡隆格韋山之間的人。這一圖騰氏族的人實行集體外婚製，其它氏族的人與他們結婚後，改奉“莫約”圖騰，進而改稱羅茲韋人。羅茲韋人向西南遷移征服了托爾瓦國家後，同化了托爾瓦國家的人民，使之改稱羅茲韋人。
如前所述，羅茲韋人早在15世紀就曾篡奪了莫諾姆塔帕國家的王位。口頭傳說認為，羅茲韋人的大酋長曾是莫諾姆塔帕國王的一個牲畜看護人，後來得到國王的封地，並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權威。17世紀後期，羅茲韋人勢力日漸壯大，其昌加米爾的野心也一天一天膨脹；加之他們所處的區域災荒頻繁、疾病流行；又受到北部莫諾姆塔帕王國和葡萄牙人的嚴重威脅，於是由東北向富裕而又虛弱的西南方擴張。為了能抄近路並比較隱敝地襲擊托爾瓦國家，昌加米爾用大量的牲畜買通了在托爾瓦國家北邊統治烏姆福裏的奇維羅王朝。他們迅速經過此地征服了托爾瓦國家，占據和接管了托爾瓦國家的中心卡米、德赫洛德赫洛、納累塔利、曼揚賈和金賈加等。在征服過程中，羅茲韋—昌加米爾國家形成了。
羅茲韋—昌加米爾國家繼承了托爾瓦國家的文化遺產，並進一步發揚光大。通過對卡米遺址的發掘可以知道，居住在卡米的人從卡米文化開始到19世紀羅茲韋—昌加米爾國家衰落，一直都在使用同一陶器形式，即高頸繩紋陶器，這種風格是卡米文化的標誌之一。同時還發現了一些具有“莫約”圖騰氏族特點的陶器，這說明羅茲韋人到來後一直在使用卡米文化的陶器。卡頓—湯普森對德赫洛德赫洛的發掘研究也證明了這種關係。她認為，這個古老的石建在羅茲韋人占據後加以重建，平台上的原物被今天所能看到的牆所代替。在屬於卡米文化層次的平台裏發現了一位富裕婦女的墓葬。陪葬品中不但有卡米文化的球形罐，還有17世紀中國生產的碗和荷蘭生產的酒瓶。這個婦女死後不久，整個大石建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墓頂上出現了一座新修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又修建了一座圍牆。在這個層麵上，也發現了卡米文化的繩紋陶器，但築牆的風格發生了變化，其上層比下層較為粗糙，這種粗糙的石牆大量向外延展。這顯然是羅茲韋人占據後重建，這種現象在其它遺址如金賈加中也同樣發現。這說明羅茲韋人的文化繼承了卡米文化，但為什麼會出現建築風格由精致向粗糙的退化呢？第一，當地缺乏天然的規則石塊，也缺乏適宜於用簡單的冷熱法製作的花崗岩，這就迫使羅茲韋人不得不使用不合適的材料，從而造成建築風格的多樣化。第二，18世紀的經濟條件發生了變化，羅茲韋—昌加米爾國家又常發生內戰，後來恩戈尼人又入侵，這些都迫使昌加米爾統治者難以提供專門的人力和物力進行精雕細刻的大規模的工程建設，他們隻好使用戰俘完成這項工作。一位在17世紀90年代戰爭中被俘的葡萄牙人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他說：俘虜是“這麼一些人，他們有義務照看國王的宮殿，並負責其修繕和保護……這些建築是由一個從未見過文明世界的技工設計的。”因此，這一時期的建築風格的退化正是羅茲韋—昌加米爾國家使用俘虜勞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