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嚴峻的政治、經濟形勢下,建立四個殖民地的政治聯邦、設立集權的中央政府是英國殖民政府控製局勢的唯一可行的辦法。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四個殖民地(省)的財政收支(實際上是實行權益再分配),既有利於消除各種爭執因素,又可統籌兼顧英布兩支白人殖民勢力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從而避免因經濟爭端而加深白人之間的不和,削弱統治非洲人的力量。可見,經濟上的必要性和實際權益的再分配是促使英布兩個白人集團同意建立政治聯邦的潛在動力。
當時,這兩支白人殖民勢力在政治上合流的必要性也益趨明朗。自1906年和1907年德蘭士瓦和奧蘭治相繼成立地方自治政府以後,布爾人對聯邦前途持樂觀態度。他們認為荷裔白人(阿非利卡人)的數量在德蘭士瓦、奧蘭冶、開普三個殖民地均對英裔白人占居優勢,由阿非利卡人組成的三個政黨都已在三個殖民地選舉中取得勝利,並主持了地方自治政府;他們堅信在未來成立聯邦中央政府的選舉中,阿非利卡人也必定會穩操勝券。
1908年,在德班召開了有四方殖民地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製憲會議),占南非人口4/5的非洲人和混血種人被完全排除在會議之外。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之一是關於非洲人的選舉權問題。經過熱烈的辯論,會議最後通過的《南非法案》明確規定,聯邦的所有議員均須是歐洲人後裔。英國自由黨政府批準了《南非法案》。為了取得布爾人的合作,使即將成立的南非聯邦成為英帝國的可靠支柱,永保繞行好望角的航線的暢通和安全,並牢固地保有帝國最大的金庫——蘭德金礦,英國政府脫下了它長期披在身上的“南非非洲人利益的保護者”的偽裝,將非洲人的基本政治權利拿去同布爾人做政治交易。這實際上將英布戰爭前兩個布爾人共和國的種族歧視政策推廣到開普和納塔爾地區,以法律形式肯定、擴大和鞏固了布爾人的種族歧視政策。從《南非法案》通過之時起,在122萬平方公裏的南非國土上,開始了以中央聯邦政府的立法和法律為基礎的種族歧視的時代。
關於三個直屬英王的保護國(巴蘇陀蘭、斯威士蘭和貝專納蘭)的歸屬問題,《南非法案》序言曾作過這樣的預示:“為原來沒有被包括在聯邦之內的那些南非部分地區最終作為省或領地加入聯邦作好準備,是有益的。”英國政府曾作出模棱兩可的承諾:如果將來南非政府提出要求,可考慮把這三個保護國並入南非聯邦;而在帝國答複南非聯邦提出要求時,須先行征求非洲居民的意見。但在經濟方麵,這三塊保護領地已完全彙入南非的流動勞工體係,成為南非勞動力的儲存庫。
1909年9月,英國議會公布《南非法案》,它成為南非聯邦的憲法。1910年5月31日,即弗裏尼欣和約簽訂八周年之際,南非聯邦正式成立。
經過英布戰爭戰敗的磨難,布爾人之間的凝聚力進一步加強。居住在四個殖民地的荷裔白人已有60萬人,他們具有相同的文化、宗教(荷蘭改革教會)和語言(固執地使用和推廣一種由荷蘭語演化而成的阿非利卡語);英布戰爭大大促進其共同心理狀態的形成,南非聯邦的成立則使他們合並成單一國家。經曆了長期演化和認同過程的荷裔移民後裔終於形成為一個民族,自稱阿非利卡人。
南非聯邦成立後,原來各殖民地中的阿非利卡人政黨很快結合成單一的政黨——南非黨,由博塔任主席。1910年9月15日第一次普選中,南非黨得到布爾農場主的一致支持,在全部議席(109席)中贏得67席,英裔移民的主要政黨——聯邦黨僅獲得37席。南非黨在議會中還得到南非工黨(5席)的支持。博塔的南非黨組織內閣,1911年11月正式成立南非聯邦政府。聯邦黨成為反對黨。按《南非法案》(即南非聯邦第一部憲法)規定,從125萬白人選民中產生的白人中央政府,開始對425萬被剝奪了選舉權的非洲人、50萬混血種人和16.5萬印度人實行種族主義統治。
五、《土著土地法》的製訂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產生
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英布戰爭前後的二十幾年間,當英國殖民者同布爾殖民者從激烈火並走向相互勾結的時候,南非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正悄悄地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由於土著保留地麵積狹小,人均占地不足三摩爾根,越來越多的黑人離開保留地,出外謀生。一些黑人勤奮勞動,積蓄金錢購買土地。特別是在德拉肯斯山山麓和德蘭士瓦西部地帶,黑人紛紛購買布爾人在英布戰爭中丟棄的地產。南非土著事務委員會1903年提出的報告說:“土著開始購買約翰內斯堡附近的土地,以生產供應蘭德金礦區的食物。”在1913年以前,非洲人的部落或個人先後在保留地以外購置土地(包括王室土地)共100多萬摩爾根(約100萬公頃)。1904年,德蘭士瓦約有13萬黑人耕種的是自己的土地,1912年黑人的私人土地約112.5萬英畝,約有12.3萬黑人住在私有土地上。這些非洲人小地產散布在一兩個世紀以來被歐洲人占有的土地上,被稱為灑在歐洲人土地上的“黑點”。1913年以前,僅納塔爾就有144個“黑點”。這些非洲人小農場獨立經營,使用人工灌溉、犁耕,生產商品農作物,飼養細毛羊,在市場上頗具競爭力。勤勞的非洲小農在經營水平上很快就超過窮途潦倒的白人。於是,一個不依賴白人農場和礦山而能獨立經營的、比較穩定的非洲自耕農階層,引人注目地出現在南非歐洲人占有的土地上,其中有些人正向富農發展。
數量更多的黑人離開保留地後,到歐洲人占有的土地上租佃土地,成為白人地主的對分製佃農“拜旺納”。從19世紀最後25年起,還有大批缺乏可耕地的黑人農民移居於白人地產上,成為墾戶。20世紀初,住在未被歐洲人實際占有的土地上的黑人約有32萬。前兩種黑人向白人地主租地,交納貨幣地租或實物地租。盡管地租苛重,黑人從對分製中獲得的收入仍超過白人農場中黑人幫工的工資,也比工役佃農的生活好得多;此外,獨立經營一塊土地比進入礦山做工自由。所以,無地黑人和保留地出來的黑人寧可去當對分製佃農和墾戶,而不願下礦井當流動勞工或當工役佃農。20世紀最初10年,對分製日益盛行,分成佃農的人數猛增。
英布戰爭後,布爾人中的貧窮白人也在猛增,這是被推遲的布爾農場主內部階級分化的必然趨勢。到南非聯邦成立時,這一階層的人數已增至20—30萬人。作為南非種族社會的一種特殊產物,這批貧窮白人背著沉重的“膚色優越”的十字架,拒絕從事任何粗活。他們被白人大地主陸續從地產上排擠出去,擁入城市,流落街頭。南非城市的白人人口從1891年的217,322人增加到1911年的658,286人,20年中增加了2倍,其中很多就是這種貧窮白人。他們以膚色白皙自傲,而在熟練技能方麵沒有任何比黑人優越的地方。雇主一般寧願雇用黑人,這樣可以少付一半以上工資。這批人數眾多的貧窮白人對社會的不滿,構成了對現政權穩定的巨大威脅。南非白人統治集團早已無法靠軍事征服取得新的土地分配給貧窮白人,借以緩和他們與貧窮白人之間的利益衝突。於是,統治階級便以“土著居民的經濟生活危害白人經濟生活”為借口,挑撥貧窮白人與黑人的關係,把他們的不滿引向對黑人的仇恨。
黑人獨立經營頗為繁榮的小農場和貧窮白人湧入城市加入失業隊伍,在阿非裏卡人統治集團中引起一片喧囂。實行工役租佃製的白人地主嚴厲抨擊對分製,譴責它為“罪惡的合夥製度”,因為它侵犯了殖民早期所建立的白人和黑人的天經地義的“主仆關係”。從事資本主義經營的白人農場主認為對分製的盛行提高了農場雇工的工資,也頗為不滿。這兩種白人農場主都堅決要求禁止在白人土地上實行對分製。其中最刺激白人殖民者神經的是這樣的警告:“白人從征服中得來的土地將通過市場而逐漸消失”。於是,當慶祝南非聯邦政府成立的祝禱鍾聲還在回響的時候,南非社會掀起一股要求消滅歐洲人占有土地上黑人拜旺納和自耕農、趕走黑人墾戶的叫囂。
1912年,以仇恨黑人而聞名的赫佐格被任命為土著事務部長,負責起草《土著土地法》。赫佐格主張立即采取斷然措施,阻止南非國土成為黑人土地和白人土地相互交錯的“棋盤”。他堅持認為,禁止非洲人在歐洲人占有土地上購買土地的唯一辦法是采取種族隔離政策。隔離意味著土著要在劃定的地區(保留地)建立其家園,其中相當數量的土著必須外出替白人做工,而留在保留地的土著也能發展其能力。在南非議會就《土著土地法》進行辯論時,白人議員幾乎一致強調:“法令應規定歐洲人和土著兩個種族基本必須分別居住於各自的地區”。南非黨政府內閣的掌舵人物史末資對種族隔離政策作了更明確的闡述:“在我們的土地所有製度和管理形式中,我們的政策包括種族隔離”,“在土地所有權、管理形式和許多方麵,我們正試圖使之(不同的種族)分開”。
1913年11月27日,南非國民議會通過了《土著土地法》。它明確規定:禁止非洲人購買、租佃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任何土地;禁止采用分成製地租和貨幣地租;非洲人使用歐洲人農場土地隻準采用工役地租,每年必須為地主服工役90天以上;禁止非洲人在歐洲人占有的土地上進行任何獨立的經濟活動。這是一部在歐洲人殖民史上罕見的《土著土地法》。
《土著土地法》一經公布,白人農場主立即掀起大規模驅趕黑人墾戶的浪潮,強迫他們低價賣掉牲畜,在寒冬中離開他們的住處。非洲人突然麵臨著空前嚴峻的局麵:他們經過幾代人辛勤勞動積累的財產(房屋、土地和畜群)如今一夜之間化為泡影。1913年冬天,在南非曆史上出現了最悲慘的情景:無數黑人被趕出他們居住的土地,在凜洌的寒風中,拖兒帶女外出流浪,尋找新的住處。許多人在流浪中死去;成千上萬人湧入擁擠不堪的保留地,慢慢地死去。一部分人流入萊索托和博茨瓦納;一部分被迫回到白人農場主那裏成為工役佃農;一部分賣掉畜群進入礦山、城市當工人。這樣,南非聯邦的《土著土地法》以其種族特權和階級特權的雙重力量,在很短時間裏便在南非90%國土上消滅了黑人農民中一個較為富裕的階層。它給南非現代史蒙上了一層異常悲慘的色彩。隨著南非金礦開采而發展起來的黑非洲最早一批自耕農和佃農階層,本來是南非最有希望成長起來的首批民族資本家,但卻被《土著土地法》扼殺在搖籃中。
《土著土地法》關於限製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擁有土地所有權和獨立經營個體經濟權利的規定,是對非洲人的一次最大的剝奪。在南非,由於種族特權被神聖化了,其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不但表現為一種階級特權,而且首先表現為一種種族特權,因而它對非洲人的土地剝奪具有世界殖民史上罕見的殘酷性和徹底性,帶有極濃烈的種族色彩。《土著土地法》是以膚色作為剝奪黑人土地所有權的唯一理由,這給在產權上實際上早已不受法律保護的(白人)無產階級造成一種他們仍享受法律保護的假象。這種假象極有利於白人統治階級以黑白種族對立的威脅來緩和日趨尖銳的白人內部的階級對抗。貧窮白人經常被煽動起來反對黑人勞動者,他們狂熱地擁護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政策。在一個國度裏,同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剝削對象的黑人和白人勞動者卻被隔離於互相對立的兩極,這是極其可悲的。成千上萬的貧窮白人在不斷被送上資本主義犧牲祭壇的同時,由於他們自身成為南非種族主義政策的廣闊的社會基礎,從而實際上不自覺地給這個祭壇培奠了厚土。
由於1913年《土著土地法》嚴格限製了南非黑人的土地所有權的地域範圍,從法權上把南非國土分成兩個部分,為後來全麵執行種族隔離政策奠定了基礎。由於種族隔離政策一開始形成製度就深入到土地所有權的法權範疇,因而具有很大的韌性,長期存在而難以摧毀,成為南非社會內部一個極惡毒的因素。
《土著土地法》激化了南非社會的民族、種族和階級矛盾,也推動黑人民族解放鬥爭。
由於南非非洲人中新的經濟因素關係的變動比撤哈拉以南非洲任何地區都發生得早,加之從19世紀初以來基督教傳教事業在南非非洲人中發展迅速,早在19世紀末,南非非洲人新興社會力量的形成就已引人注目。這股新興力量包括雇傭工人(大多為流動工人)、自耕農、佃耕農、商人和知識分子等,其中知識分子是這股力量的先鋒和中堅。英國教會最早在南非推行所謂“基督教、貿易、文明”三位一體的理論,積極在黑人和混血種人中培養能為教會和貿易服務的初級人才。但基督教會的活動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非洲人為建立不受歐洲人控製的、獨立的土著教會所作的一係列努力,卻培育了土著的獨立精神;教會的教育卻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頗具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南非設立的教會學校比非洲其他任何地區都多,南非非洲人的識字率也居於整個大陸的前列,因而在19世紀末一批非洲人知識分子已脫穎而出。第一代非洲人知識分子積極創辦科薩文和祖魯文的報紙,比較著名的有1870年創刊的《伊西吉迪米報》和1884年創刊的《因沃報》。這些報紙首先反映非洲基督徒的願望,繼而反映一般非洲人對不公平待遇和種族歧視的不滿。1882年,在開普東區成立了非洲人黨;1884年,在威廉斯城成立了土著選民協會,三年後(1887年)又在該城舉行非洲人選民第一次代表會議,反對英國企圖通過簽定“真正的土地所有權”的花招而取消三萬非洲人選舉權的陰謀。盡管會議的政治態度極其保守,但它畢竟是非洲人打破部落界限舉行的第一次各族各部落代表會議,無疑起了引路的先鋒作用。這些早期活動局限於南非非洲人最富裕的上層人士,政治色彩十分溫和。
英布戰爭期間和戰爭結束以後,南非非洲人上層對英國抱有很大幻想,以為他們在英王統治下將得到公正的待遇,“文明的非洲人”將成為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1906—1907年德蘭士瓦和奧蘭治兩省選舉完全排斥了非洲人,引起當地非洲人的警覺,他們於1907年成立了德蘭士瓦土著大會。《因沃報》對1908年德班製憲會議所表現的意向表示不安。1909年9月20日《南非法案》草案公布,非洲人大失所望,認為它比戰前反而退步了。1909年,在布隆方丹召開了南非土著會議,要求給予他們同白人一樣的公平和正義。會後代表團到倫敦請願,殖民大臣表示無意改動任何條款。接踵而來的聯邦成立、布爾人組閣、多項種族歧視法令的公布、《土著土地法》起草的醞釀……,給南非非洲人民很大的震動。他們從困惑和迷惘中開始覺醒。知識分子中的知名人士和部分酋長醞釀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抗議組織。1912年1月8——12日,留英回國的開業律師塞梅在斯威士蘭國王索布劄二世的支持下,出麵召集各地土著會議和其他政治組織的幾百名代表在布隆方丹舉行代表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永久性組織,名稱受南非印度人大會的影響,稱南非土著國民大會。這實際上是當時新興社會力量同部落貴族的聯盟。它以兩院製議會為基礎,由酋長們組成上院,平民組成下院,兩院各設議長,上院議長由巴蘇陀蘭最高酋長萊特西二世擔任。身任教師兼牧師的杜比當選為第一任主席,塞梅任總司庫,秘書長由職員出身的作家普拉徹擔任。大會創辦機關報《人民報》,它在財政上得到斯威士蘭攝政太後的資助,以英語和三種非洲語言(祖魯語、科薩語、蘇陀語)出版。
第一屆南非土著國民大會沒有製訂綱領。直到1917年,第一份綱領才由年會通過生效。綱領規定,它的目的是消滅“膚色壁壘”,實行種族平等;采取合法的方式和適當措施向當局請願,一切活動嚴格限製在非暴力的合法範圍內;大會明確宣布:“寧願通過符合憲法的途徑而不使用暴力”其主要策略是動員輿論和爭取各界潛在同情的支持。由此可見,非洲人國民大會最初是一個得到酋長們支持的、由自由職業者領導的改良主義組織。早期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溫和性質是同20世紀初南非國內的階級狀況、非洲人民族運動的水平相符合的。這個組織與廣大下層群眾缺少聯係,而備受壓迫的廣大群眾也尚未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國民大會僅僅將人數有限的非洲人上層分子團結和組織起來。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年會,其內容主要是傾訴各種不滿,在行動上隻是表示抗議和請願。1913年《土著土地法》成為非洲人抗議聲討的主要目標。南非土著人國民大會組成代表團向南非聯邦政府請願,毫無結果;又遠涉重洋到倫敦向帝國議會請願,也空手而歸。嚴格限於合法手段進行的鬥爭,在南非嚴酷的種族主義法令統製下,一再證明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的;隻依靠少數社會精英和卓有聲望的酋長來爭取改善非洲人的社會待遇,同樣是難以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