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約自然對努比亞一方帶有某種屈辱的色彩。它規定，努比亞人須歸還從穆斯林世界逃亡來的奴隸，以及各種穆斯林避難者；須保護努比亞首都的清真寺，不得阻止伊斯蘭教信徒前去朝拜，須每年進繳360名男女奴隸；關照前來努比亞的穆斯林旅遊者，等等。隻有不違反和約的上述條款，阿拉伯人才允諾不對努比亞人發動戰爭。
盡管帶有屈辱色彩，但這一和約的訂立，畢竟保證了此後努比亞同穆斯林世界長達數百年的和平。
在上述和約簽訂後不久，大約在7世紀末、8世紀初，努比亞地區內部局勢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原來在東蘇丹地區基督教三國中最弱的諾巴西亞王國，已不複存在。它被合並於馬庫裏亞王國。兩國合並的原因與形式，目前尚不清楚。或者是由於北方穆斯林勢力的巨大壓力迫使努比亞人需要某種形式的聯合；或者幹脆是強者對弱者的並吞，而外部形勢的嚴峻給這種並吞以某種口實。總之，在697年即位的梅庫裏奧斯國王統治的時代，馬庫裏亞王國已治理著尼羅河第一灘以南的大片疆土。梅庫裏奧斯在發展努比亞地區的基督教勢力當中起過重要作用，因而在埃及基督教徒筆下，他被稱為“新的君士坦丁”。梅庫裏奧斯在原諾巴西亞地區泰發地方建立的教堂，既是馬庫裏亞兼並諾巴西亞的佐證，又是梅庫裏奧斯發展基督教事業的豐碑。
同阿拉伯人的媾和，使努比亞人取得了和平的外部環境；諾巴西亞的合並於馬庫裏亞，又造成了努比亞地區內部相對的穩定，從此，基督教東蘇丹地區進入了它曆史發展的鼎盛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原來北方的諾巴西亞已淪為馬庫裏亞王國的附庸，它的統治者，現在以副王或總督的身份，保持著某種半獨立的狀態。至於阿勒瓦王國，由於地處僻遠的南方，消息閉塞，也落在史家視線之外。主要是馬庫裏亞王國，獨立支撐著東蘇丹地區的基督教文明。它所留下的眾多文字與考古資料，足以證明它所達到的政治、經濟、宗教與文化各方麵的成就。
曆史資料記載了梅庫裏奧斯及其以後的國王世係。可以判斷，從公元8世紀至13世紀，馬庫裏亞基督教王國的國勢相當強大。在對阿拉伯人的關係上，努比亞人甚至改變了他們的防禦態勢。745年，馬庫裏亞國王基裏亞科斯甚至幹預埃及內部事務，要求埃及統治者釋放其扣押的亞曆山大教長卡耶爾。當這一要求遭到拒絕，基裏亞科斯竟憤而發兵征討埃及。一說努比亞軍竟攻到下埃及的福斯塔特。此後，努比亞軍時時襲掠上埃及地區。同時，馬庫裏亞王國十分重視向東方發展。它屢次向東蘇丹東部貝賈人地區用兵，意在控製那裏的產金區，並同大量滲透進產金區的阿拉伯人勢力進行爭奪。此外，還可能是企圖打通通往紅海的商路及出海口。努比亞人在這一方向上的經略，由於對手較弱，因此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公元1272年，國王大衛統治時期，占領了紅海著名商港埃達布。
隨著國勢日強，馬庫裏亞君王們自然不甘寂寞，極願在外部世界嶄露頭角。8世紀中葉，馬庫裏亞國王喬治曾先後兩次出訪巴格達。第一次出訪，同巴格達哈裏發再次訂約，將651年和約規定的努比亞每年向阿拉伯人的貢納，改為三年一次。第二次出訪，則更有貝賈王阿裏·巴巴陪同（又說是作為俘虜隨侍）。喬治的巴格達之行，使東蘇丹的馬庫裏亞基督教王國聞名於中東地區，極大地擴大了它的對外影響。鑒於馬庫裏亞王國的強盛，10世紀末，埃塞俄比亞國王致信努比亞國王喬治，請求努比亞人派主教前往埃塞俄比亞，執掌教權。
在長達數百年的鼎盛發展時期，東蘇丹基督教文明在各方麵均獲得長足的進步。
首先，這一時期出現了用古努比亞語書寫的各種文獻。在麥羅埃時期之後，東蘇丹地區在長達三個世紀的時間裏沒有當地的文獻，給後來的研究者帶來極大困難。現在，努比亞基督教國家又創造了一種有文字的文明，其意義之重大是不言自明的。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努比亞基督教文明的文獻，時間是795年。就已獲得的此類文獻來看，有教堂等建築物牆上的文字和墓葬與墓碑上的文字，篇幅長短不一；內容有國王、主教、官員的姓名、頭銜以及編年資料，有土地所有權、奴隸的所有權，以及宗教祈禱文字，等等。這些文字記載，加上考古發掘的資料，使我們對這一時期東蘇丹地區的情況，可以有一個大致清楚的了解。
在經濟方麵，努比亞人的社會仍同此前一樣，是一個農耕和放牧結合的自然經濟社會。從其弓箭製作業的發達，墓葬中弓箭的普遍發現，可以推斷，狩獵經濟可能是其社會經濟的一個重要補充成分。麥羅埃時期的結束雖標誌著發達的冶鐵業的衰微，但努比亞人畢竟不會倒退到前金屬工具時代，因而社會生產力應有一定水準。從土地、奴隸所有權的文獻記載，表明此時私有製的發展與奴隸製的存在。對於外部廣大的穆斯林世界，努比亞社會采取半開放的狀態。在同阿拉伯人的早期對峙當中，努比亞人仍然同埃及維持著一定的貿易關係。這種貿易關係隨著締結和約而加強。最早從穆斯林世界前來努比亞做生意的，應當是埃及的科普特人。他們從埃及運來大量的酒類產品，同時也就運來大量陶製的酒容器。公元9世紀初，由於倭馬亞王朝的滅亡和繼起的阿巴斯王朝對埃及科普特人的宗教迫害，努比亞同埃及酒類貿易劇減。這一情況，客觀上刺激了努比亞地區本地製陶業的發展。因而，從8世紀下半葉開始，著名的努比亞基督教時期古典陶器發展起來。基督教時代的努比亞陶器，帶有拜占庭與波斯影響的某些痕跡，與埃及和穆斯林世界普遍采用了上釉技藝不同，是一種帶有人工畫飾的、風格古樸的無釉器皿。此外，由於控製了產金區，也給努比亞社會注入不少的財富。交換手段的豐富反過來進一步推動對外貿易的頻繁。努比亞不但不再大量進口埃及的陶器，它的陶器產品反而遠銷到下埃及的福斯塔特地方，東蘇丹瀕臨紅海的科爾·努特山區，以及乍得的科羅·托羅地區。
伴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與進步，努比亞地區人口增加了。許多村莊規模擴大了，居民集中了，如德被拉、厄門納、麥納提等村莊，其規模已發展到如同一個小型的市鎮。在所有這些大小居民點上，基督教的教堂和修道院如雨後春筍，到處修建起來。到了10世紀下半葉，建築熱在努比亞仍經久不息。1002年在位的國王拉法耶爾，在首都古棟古拉建立新的大教堂，同時仿巴格達風格，用紅磚建造了許多建築物。中世紀的努比亞，是一個社會生活相當穩定、繁榮，教堂林立的古樸社會。
馬庫裏亞國家的政治製度是君主製基督教王國。國王頭銜為卡比爾（Kabil）或卡密爾（Kamil），是國家的首腦，同時又是宗教領袖，有權主持彌撒儀式。但馬庫裏亞王國政、教並不完全合一。教會在國家生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卡拉布沙、克爾塔、卡斯爾·伊布裏姆、法拉斯、薩伊和古棟古拉等重要城鎮，均設有主教職務。而首都棟古拉的主教，並非由國王任命，而是由亞曆山大教長任命。
王位的繼承，特別是馬庫裏亞國家晚期，一般是父子承襲製。但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另一種傳位的製度，這就是由國王的姊妹之子繼承王位。由於這一原因，國王的母親（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王太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常常享有很高權威。例如，在法拉斯的大教堂壁畫中，國王之母曾兩次出現。兩種繼承製度的並存，說明馬庫裏亞國家社會的母係氏族製遺風的強大，以及向完全父係社會轉化曆程的艱難。同時，在實際生活中經常造成國家統治階級上層的內爭與政治上的動蕩。例如，在8世紀末、9世紀初，國王喬治一世為了控製貝賈產金區，同那裏的阿拉伯人首領烏馬裏鬥爭，派遣其姊妹之子紐蒂率軍攻打烏馬裏。紐蒂本是國王的天然繼承人，但他卻起兵反對國王，迫使國王的一個兒子逃亡阿勒瓦，另一個王子紮卡裏亞同他作戰，一度大敗，僅由兩名奴隸陪伴逃過尼羅河；後不惜與穆斯林聯手，才打敗紐蒂，將他殺死。這一事例，說明了在兩種繼承製度交替時期，鬥爭是多麼激烈。
國王之下，設有許多高級官吏。其中，最顯赫的當屬埃帕克。埃帕克意為“馬群之主”。他不住在首都棟古拉，而是駐節在法拉斯，後來移駐卡斯爾·伊布裏姆。其地位相當於副王。這一職位開始由國王指定，後來事實上成為世襲。埃帕克身穿王服，頭戴王冠，地位崇高。很可能是昔日諾巴西亞統治者轉化而來。其任務是戍衛國家北部邊陲，同北鄰埃及打交道，同外來的商人、旅遊者（主要是阿拉伯人）打交道。同時控製尼羅河第二灘的關口。埃帕克之外的高官，有掌璽大臣和另一個職權意義不明的“斯特法利斯”。此外，可以看到：一些拜占庭的官銜也被采用。這說明，在原來比較落後的努比亞人社會中，一旦發展起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原有的簡單語言、文字即不敷用，因而經常在政治、經濟生活中引人外來語，以表達新的概念。
公元12世紀下半葉，東蘇丹地區的基督教古代文明，進入了自己發展的晚期。這一時期的特征是，伊斯蘭教勢力在努比亞不斷壯大，終於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麵結合，最終取代了基督教在東蘇丹地區的統治地位。
東蘇丹地區基督教勢力的衰落，主要是由其內部條件決定的。由於同外部基督教世界的聯係基本上被隔絕，東蘇丹地區的基督教會難以從外部汲取新的思想、知識和人才，本身發展日益陷於遲滯。與此同時，由於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商人、旅遊者和伊斯蘭教士從北方、東方和西方的滲入、定居、擴張，伊斯蘭教勢力逐步膨脹。我們從文獻資料上可以看到，馬庫裏亞王國的副王鎮守北部邊疆，任務之一是控製尼羅河第二灘入口。而昔日諾巴西亞王國的疆域曾北抵尼羅河第一灘。可見，第一灘至第二灘的大片地區，早已被穆斯林勢力所蠶食。同時，阿拉伯人還向努比亞腹地滲透，在各處建立清真寺。在貝賈人居住的東蘇丹東部地區，阿拉伯人移入尤其眾多，已成為產金區不可忽視的力量，以致於努比亞國王感到有必要派遣重兵前去奪回自己在那個產金區的控製權。當努比亞人發生王位內爭時，王子竟需聯合穆斯林勢力擊敗自己的對手。獲得勝利後，新君還賜給自己的阿拉伯人支持者以土地。凡此種種都顯示出，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勢力在努比亞的巨大增長。在長期交往當中，努比亞地區的居民，特別是北部地區的居民，已逐步穆斯林化。這些本來發展比較原始和落後的居民，曆來有接受北方影響的傳統。現在，既然基督教古代文明的營養源泉因隔絕而萎縮，中世紀燦爛的伊斯蘭文明，當時正處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和自身發展的鼎盛時期，就理所當然地乘虛而入，取而代之。
當著努比亞地區內部伊斯蘭勢力不斷膨脹時，外部局勢也再次發生變化。由薩拉丁所建立的阿尤比王朝，取代了一直對努比亞采取溫和態度的法蒂瑪王朝。努比亞基督教王國同埃及之間的關係驟然緊張。1171年，努比亞軍隊首先北上攻打阿斯旺，次年進兵上埃及。薩拉丁遂派遣其弟圖倫·沙攻努比亞，於1173年南下占領努比亞北方重鎮卡斯爾·伊布裏姆。隻是由於探知努比亞社會經濟已不複富裕，無利可圖，埃及才班師北還。
13世紀馬木魯克王朝崛起後，努比亞國王大衛又與素丹拜伯爾斯發生衝突。不幸兵敗，大批努比亞高級官員，包括北方副王埃帕克在內，均被俘虜，並被帶回埃及處死。此後，埃及軍隊不斷南下征伐。1275年，馬庫裏亞再次發生王位之爭。國王大衛之甥謝坎達逃往拜伯爾斯宮廷求助。馬木魯克王朝遂利用這一時機派兵南下，扶植謝坎達成為傀儡國王。謝坎達為獲得王位付出巨大代價：不僅將北部大片疆土割讓給埃及，同時每年要向埃及納貢3隻象，3隻長頸鹿與許多駱駝、公牛。此後，努比亞基督教王國馬庫裏亞急劇衰亡。14世紀中葉以後，棟古拉遭到破壞，國王被迫遷都北方達烏（今哲貝爾·阿達），進而連國王也成為穆斯林了。此後，在努比亞北方還殘存著某種小王國形式的基督教國家組織，直到16世紀奧斯曼帝國征服這一地區。但總的講，馬庫裏亞基督教王國已在14世紀瓦解。
位於東蘇丹地區最南方的另一個基督教王國阿勒瓦，乃於1504年被芬吉人所滅。
三、早期埃塞俄比亞王國
在整個非洲大陸，埃塞俄比亞是唯一始終堅持基督教傳統的國家。
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崛起。高舉聖戰大旗的阿拉伯人，如狂飆席卷了整個阿拉伯半島和北非。阿克蘇姆基督教王國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阿拉伯帝國的早期統治者們，由於伊斯蘭教在其發軔期間曾與阿克蘇姆有過友善關係的淵源，並未對這個“異教”國家用兵。但穆斯林勢力的興盛，畢竟對阿克蘇姆的國勢是一個削弱。阿克蘇姆國家喪失了紅海對岸的領地，對紅海非洲沿岸的控製也大大削弱。北方的貝賈人乘機紛紛叛離。在北方強大的伊斯蘭教勢力的沉重壓迫下，阿克蘇姆國家逐漸向南移動。這一南下運動，在公元9世紀時已達北部紹阿地區。阿克蘇姆人的南征，也並非一帆風順，而是遇到了激烈的抵抗。據記載，一位當地土著女王曾成功地領導了一場抗擊基督教王國南下的戰爭，不僅打敗了基督教王國的軍隊，而且殺死了它的國王。
外部的惡劣環境，往往反而能促使一個國家的內部團結。阿克蘇姆國家在艱難南移的過程中，保持了自己基督教王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內容。南遷之後，它的疆土北界特卡澤河，西至青尼羅河支流以南，東抵埃塞俄比亞高原東緣，南方可能到溫切特河源地區，包括厄裏特裏亞中、南部，整個提格雷地區，以及瓦格、拉斯塔、安格特、阿姆哈拉的山區。都城也遷至庫巴爾。
由於重心的南遷，距離更遠，阿克蘇姆同埃及亞曆山大教長以及科普特基督教集團的關係日益淡化。同亞曆山大教長科斯馬（933—942年在位）關係的惡化，曾使以往由亞曆山大教長從埃及派來的阿克蘇姆大主教的職位空缺了大半個世紀。不過，這種幾乎是全方位的孤立，反而使阿克蘇姆王國的精神、文化生活出現了強烈的“聖經化”趨勢。人們樂於在舊約中尋根：人民都歸為12部落，教士溯本為以色列的高僧；國王此時也將自己的世係歸於大衛、所羅門。埃塞俄比亞曆史傳說中著名的示巴女王與所羅門王通婚生下孟尼利克一世的故事，就源起於這個時期。這種文化現象，正反映了處在艱難中的基督教國家，穩定內部、增強凝聚力的政治要求。
在政治上，逐漸南移的基督教王國繼續保持了以往的國家結構，即在中央王權之下，擁有一批貢藩小侯。那些世襲小侯，一方麵在自己的領地中享有極大的獨立性，一方麵仍要向中央政府繳納貢賦。就連桀驁不馴的貝賈地區南端一些部落，也仍對國王納貢。阿克蘇姆國家一麵被迫南遷，一麵竭力向南擴張，以致同南方土著勢力的矛盾激化到迫使後者發動大規模抵抗戰爭的地步。尋求新的納貢財源，應該是其根本的經濟動因。
隨著國家中心的南移，阿克蘇姆王國居民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新都庫巴爾所在的阿高地區成為國家的政治中心區。操庫希特語的阿高人，成了國家居民的主要成分之一，為王國提供了兵員、勞動力、官吏等等。為了結好阿高人，阿克蘇姆王室與阿高貴族集團頻頻通婚，從而大大提高了阿高人的社會與政治地位。這樣，阿高人的顯貴們逐漸控製了國家的軍政大權，終於在12世紀上半葉廢黜了舊王室的統治，建立了紮格維王朝（意為“阿高人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