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小學裏，或在中學裏，我們要認定學生本來是活的，他們的體力、腦力、官覺、感情，自一天一天的發展。不要用死書來把他們的生長力壓住。我們都知道現在中學卒業的學生，眼多近了，背多曲了。學級進一年，生氣也減一年。這是我們中國教育的出產品！
（二）能改良社會的個人——個人生在世上，終逃不了社會，所以社會良不良，和個人的幸福很有關係。若我但把個人發展，忘卻了社會，個人的幸福也不能存在。中國辦學的一個難處，就是社會腐敗。這腐敗社會的惡習，多少終帶些入學校裏來。所以學校裏的團體，終免不了社會上一種流行的惡習，不過比較的好些罷了。學校是社會的鏡子，在這鏡子裏麵瞧一瞧，可以見得社會上幾分的惡現象。不過學校裏的生活，終比社會上高一層，所以學生可以有改良社會的一個機會。學校須利用這個機會，養成學生改良社會的能力。普通父母送子弟入學校的用意，是有兩種希望。一種是為家庭增資產：以為“我的兒子”入了學校念了書，將來可以立身，為家增一個有用的分子；一種是為國家求富強，以為“我的兒子”求了學，將來可以為“拯世救民”的人才。第一種是家屬主義的“餘蔭”，第二種是仁政主義的“餘蔭”。學校的宗旨，雖不與此兩種希望相反對，但不是一個注重點。學校的宗旨，是在養成社會良好的分子，為社會求進化。社會怎樣才進化呢？個人怎樣來參加謀社會進化的運動呢？這兩個問題，是學校應該問的。社會怎樣才進化這個問題，我們可暫時不講，個人怎樣來參加謀社會進化的運動，是我們現在應該研究的。我想要學生將來參加改良社會的運動，要從參加改良學校社會的運動做起。我講到此。不得不提起學生自治問題了。學生自治，可算是一個習練改良學校社會的機會。我們現在講改良社會，不是主張有一二個人，立在社會之上，操了大權，來把社會改良。這種仍舊是牧民製度，將來的結果是很危險的。教育未發達以前，或可權宜用這個方法，如山西閻百川的用民政治。但這個辦法，是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不是根本的辦法。江蘇南通將來的危險也在這裏。所以我們讚許閻百川治晉是比較的，不是單獨的。若以單獨的講起來，這種用民政治，仍是一種“仁政主義”、“牧民政策”。我是很佩服閻百川的，我並不是批評他，但我希望他一麵“用民”，一麵不要忘了這是權宜之計，將來終要漸漸兒改到民治方麵去才好。我常常對人說，江浙兩省，是江南富庶之地，兄弟之邦，得了兩個兄弟省長，為何不照閻百川的辦法來幹一幹呢？這種事情不幹，如浙江的齊省長，沒有事做，看了學生的一篇文，倒來小題大作。我想一省的省長，哪裏有這種空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