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陳先生是一位革命家，那時我們許多青年人在美國留學，暇時就討論文學的問題，時常打筆墨官司。但我們隻談文學，不談革命，但陳先生已經參加政治革命，實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謂大世家，但因戀愛問題及其他問題同家庭脫離了關係，甚至他父親要告他，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麵子，但他卻說：“鋪子不是我的，”可見他的精神。在袁世凱要實現帝製時，陳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敗是因為沒有文化思想這些革命，他就參加倫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許多基本革命的信條：（一）自主的不是奴隸的；（二）進步的不是保守的；（三）進取的不是退隱的；（四）世界的不是鎖國的；（五）實利的不是虛文的；（六）科學的不是想像的。這是根本改革的策略。民國五年袁世凱死了，他說新時代到了，自有史以來，各種罪惡恥羞都不能洗盡，然而新時代到了，他這種革命的精神，與我們留學生的消極的態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時所主張的不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藝術一切文化的革命！
民國四年《甲寅》雜誌最後一期有兩篇東西，一篇是《學校國文教材之商榷》，反對用唐宋八家的文章做材料，要選更古的文章，漢魏六朝的東西做教材，這是一趨勢；又一篇是《通訊》，名記者黃遠庸寫的（他後來在美國舊金山被暗殺了），他說：“愚見以為後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起說，洪範九疇，亦隻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還意當提倡新文學人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愛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章士釗他說文學革命須從政治下手，此又一潮流。但陳先生卻恭維自然主義，尤其是左拉（zola）。有一個張永言寫一封信給他，引起他對文學興味，引起我與陳先生通訊的興味，他說現在是古典到浪漫主義的時期，但應當走到寫實主義那方麵去，不過我同時看到《新青年》第三號上，有一篇謝無量的律詩《寄會稽山人八十四韻》，後麵有陳先生一個跋：“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國民此種精神委頓久矣，謝君此作，深文餘味，希世之音也。子雲相如雨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隻有此工力，無比佳麗，謝君自謂天下文章盡在蜀中，非誇矣，吾國人偉大精神，猶未喪失也歟？於此征之。”他這樣恭維他，但他平日的主張又是那樣，豈不是大相矛盾？我寫了封信質問他，他也承認他矛盾，我當時提出了八不主義，就是《文學改良芻議》，登在《新青年》上，陳先生寫了一個跋。
他想到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他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我的詩集叫《嚐試》，刊物叫《努力》；他的刊物叫《向導》，這篇文章又是《文學革命論》！他的精神於此可見。他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兩點：（一）改我的主張進而為文學革命；（二）成為由北京大學學長領導，成了全國的東西，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說莊嚴燦爛的歐洲是從革命來的，他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為中國文學辟一個新局麵，他有三大主義：（1）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2）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2）推倒過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通俗的社會文學，他願意拖了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打倒十八妖魔：明之前後七子和歸、方、姚、劉！這就是變成整個思想革命！
最後，歸納起來說，他對於文學革命有三個大貢獻：
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
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
其他關於陳先生的事，可以看《獨立評論》第二十四期傅斯年的《陳獨秀案》。
[說明]此篇係1932年10月胡適在北京大學國文係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