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發達當然是科學昌明的結果之一，然而試驗室同工廠絕對是兩件事——張君勱無故的把他們混在一起——試驗室是求真理的所在，工廠是發財的機關。工業的利害，本來是很複雜的，非一言所能盡；然而使人類能利用自然界生財的是科學家；建築工廠，招募工人，實行發財的，何嚐是科學家？歐美的大實業家大半是我們的督軍巡閱使，出身微賤，沒有科學知識的人。試問科學家有幾個發大財的？張君勱拿張季直、聶雲台來代表中國科學的發展，無論科學未必承認，張聶二君自己也未必承認。
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
至於東西洋的文化，也決不是所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這種籠統的名詞所能概括的。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沒有功夫細講。讀者可以看四月份《讀書雜誌》胡適之批評梁漱溟“東西文化”那篇文章。我所不得不主的是歐洲文化縱然是破產（目前並無此事），科學絕對不負這種責任，因為破產的大原因是國際戰爭。對於戰爭是應該負責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這兩種人多數仍然是不科學的。這一段曆史，中國人了解的極少，我們不能不詳細的說明一番。
歐洲原來是基督教的天下。中世紀時代，神學萬能。文學複興以後又加入許多希臘的哲學同神學相混合。十七十八兩世紀的科學發明，都經神學派的人極端反對。伽利略的受辱，狄卡兒的受驚，都是最顯明的事實。伽利略的天文學說，為羅馬教所嚴禁，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之初方才解放。就是十九世紀之初高等學校的教育依然在神學家手裏；其所謂科學教育，除去了算學同所謂自然哲學（物理）以外，可算一無所有。在英國要學科學的人，不是自修，就是學醫。如達爾文，赫胥黎都是醫學生。學醫的機關，不在牛津，圜橋兩個大學，卻在倫敦同愛丁堡。一直到了《物種由來》出版，斯賓塞同赫胥黎極力鼓吹科學教育，維多利亞女皇的丈夫亞爾巴特王改革大學教育，在倫敦設科學博物館、科學院、礦學院，倫敦才有高等教育的機關；化學、地質學、生物學才逐漸的侵入大學，然而中學的科學依然缺乏。故至今英國大學的入學試驗，沒有物理化學。在幾個最有勢力的中學裏麵，天然科學都是選科，設備也是很不完備。有天才的子弟，在中學的教育，幾乎全是拉丁、希臘文字，同粗淺的算學。入了大學以後，若不是改入理科，就終身同科學告辭了。這種怪狀一直到二十年前的作者到英國留學的時代，還沒有變更。
英國學法律的人在政治上社會上最有勢力。然而這一班人，受的都是舊教育；對於科學，都存了敬而遠之的觀念，所以極力反對達爾文至死不變的，就是大政治家首相格蘭斯頓。提倡科學教育最有勢力的是赫胥黎。公立的中學同新立的大學加入一點科學，他的功勞最大，然而他因為幫了達爾文打仗，為科學做宣傳事業，就沒有功夫再對於動物學有所貢獻。學科學的人，一方麵崇拜他，一方麵都以他為戒，不肯荒了自己的功課。所以為科學做衝鋒的人，反一天少一天了。到了二十世紀，科學同神學的戰爭，可算告一段落。學科學的人，地位比五十年前高了許多；各人分頭用功，不肯再做宣傳的努力。神學家也改頭換麵，不敢公然反對科學，然而這種休戰的和約，好像去年奉直山海關和約一樣，仍然是科學吃虧，因為教育界的地盤，都在神學人手裏。全國有名的中學的校長，無一不是教士；就是牛津、圜橋兩處的分院院長，十個有九個是教士。從這種學校出來的學生，在社會上政治上勢力最大，而最與科學隔膜。格蘭斯頓的攻擊達爾文，我已經提過了。近來做過首相外相的巴爾福很可以做這一派人的代表。他著的一部書叫“信仰的根本”（The Foundation of Belief）依然是反對科學的。社會上的人，對於直接有用的科學，或是可以供工業界利用的科目，還肯提倡，還肯花錢；真正科學的精神，他依然沒有了解，處世立身，還是變相的基督教。這種情形，不但英國如此，大陸各國同美國亦大抵如此。一方麵政治的勢力都在學法律的人手裏，一方麵教育的機關脫不了宗教的臭味。在德法兩國都有新派的玄學家出來，宣傳他們的非科學主義，間接給神學做辯護人。德國浪漫派的海格爾的嫡派，變成忠君衛道的守舊黨。法國的柏格森拿直覺來抵製知識。都是間接直接反對科學的人。他們對於普通人的影響雖然比較小，對於握政治教育大權的人，卻很有偉大的勢力。我們隻要想歐美做國務員、總理、總統的從來沒有學過科學的人，就知道科學的影響始終沒有直接侵入政治了。不但如此，做過美國國務卿、候補大總統的白賴安（Bryan）至今還要提倡禁止傳布達爾文學說。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倫敦舉行優生學家嘉爾登的紀念講演，改造部總長紀載士（Gedds）做名譽主席的時候居然說科學知識不適用於政治。他們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們的張之洞，要以玄學為體，科學為用。他們不敢掃除科學，因為工業要利用他，但是天天在那裏防範科學，不要侵入他們的飯碗界裏麵來。所以歐美的工業，雖然是利用科學的發明，他們的政治社會，卻絕對的缺乏科學精神。這和前清的經師盡管承認閻百詩推翻了偽古文《尚書》，然而科場考試仍舊有偽《尚書》在內，是一樣的道理。人生觀不能統一也是為此，戰爭不能廢止也是為此。歐戰沒有發生的前幾年，安基爾（Norman Angell）做一部書，叫做《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用科學方法，研究戰爭與經濟的關係，詳細證明戰爭的結果，戰勝國也是一樣的破產，苦口的反對戰爭。當時歐洲的政治家沒有不笑他迂腐的。到了如今，歐洲的國家果然都因為戰爭破了產了。然而一班應負責任的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卻絲毫不肯悔過，反要把物質文明的罪名加到純潔高尚的科學身上，說他是“務外逐物”，豈不可憐！
中國人的“精神文明”
許多中國人不知道科學方法和近三百年經學大師治學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誤以為西洋的科學，是機械的、物質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庚子以後，要以科學為用，不敢公然誹謗科學。歐戰發生，這種人的機會來了。產生科學的歐洲要破產了！趕快抬出我們的精神文明來補救物質文明。他們這種學說自然很合歐洲玄學家的脾胃。但是精神文明是樣什麼東西？張君勸說：“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我們試拿曆史來看看這種精神文明的結果。
提倡內功的理學家，宋朝不止一人，最明顯的是陸象山一派，不過當時的學者還主張讀書，還不是完全空疏。然而我們看南渡時士大夫的沒有能力、沒有常識，已經令人駭怪。其結果叫我們受野蠻蒙古人統治了一百年，江南的人被他們屠割了數百萬，漢族的文化幾乎絕了種。明朝陸象山的嫡派是王陽明、陳白沙。到了明末，陸王學派，風行天下。他們比南宋的人更要退化：讀書是玩物喪誌，治事是有傷風雅。所以顧亭林說他們“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益之說。”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養成嬌弱，一無所用。”有起事來，如癡子一般，毫無辦法。陝西的兩個流賊，居然做了滿清人的前驅。單是張獻忠在四川殺死的人，比這一次歐戰死的人已經多了一倍以上，不要說起滿洲人在南方幾省作的孽了！我們平心想想，這種精神文明有什麼價值？配不配拿來作招牌攻擊科學？以後這種無信仰的宗教，無方法的哲學，都被前清的科學經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不曾完全打倒；不幸到了今日，歐洲玄學的餘毒傳染到中國來，宋元明言心言性的餘燼又有死灰複燃的樣子了！懶惰的人，不細心研究曆史的實際，不肯睜開眼睛看著所謂“精神文明”究竟在什麼地方，不肯想想世上可有單靠內心修養造成的“精神文明”；他們不肯承認所謂“經濟史觀”，也還罷了，難道他們也忘記了解那“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倉廩實而後知榮辱”的老話嗎？
言心言性的玄學，“內心生活之修養”，所以能這樣哄動一般人，都因為這種玄談最合懶惰的心理，一切都靠內心，可以否認事實，可以否認論理與分析。顧亭林說的好：
“……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
我們也可套他的話，稍微改動幾個字，來形容今日一班玄學崇拜者的心理：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裏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
結論
我要引胡適之《五十年世界之哲學》上的一句話來做一個結論。他說：
“我們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認人類今日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
科學方法，我恐怕讀者聽厭了。我現在舉一個例來，使諸君知道科學與玄學的區別。
張君勱講男女問題，說“我國戲劇中十有七八不以男女戀愛為內容”。他並沒有舉出什麼證據；大約是起於他“良心之自動，而決非有使之然者也”。我覺得他得出的問題很有研究的興味。一時沒有材料，就拿我廚子看的四本《戲曲圖考》來做統計，這四本書裏麵有二十出戲，十三出與男女戀愛有關。我再看《戲曲圖考》上麵有“劉洪升、楊小樓秘本”幾個字，想到一個須生、一個武生的秘本，恐怕不足以做代表。隨手拿了一本《綴白裘》來一數，十九出戲，有十二出是與男女戀愛有關的。我再到了一個研究曲本的朋友家裏，把他架上的曲本數一數，三十幾種，幾乎沒有一種不是講男女戀愛的。後來又在一個朋友家中借得一部《元曲選》，百種之中有三十九種是以戀愛為內容的：又尋得汲古閣的《六十種曲》，六十種之中竟也有三十九種是以戀愛為內容的！張君勱的話自然不能成立了。這件事雖小，但也可以看出那“主觀的、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誌的、單一性的”人生觀是建築在很鬆散的泥沙之上，是經不起風吹雨打的。我們不要上他的當！
[說明]此篇原載於1923年4月《努力周報》第48、49期。
①冒根（1866—1945），美國遺傳學家，胚胎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