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假冒牌號的危險。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為人讀，而其學說，卻如通貨一樣，因為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難分清。亞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書。人人都稱讚他，卻沒有人讀他。馬查士留下了一部書，沒有一個人讀他，大家卻都來濫用他。英人邦納氏Bonar早已發過這種感慨。況在今日群眾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群眾運動的隱語旗幟，多半帶著些招牌的性質。既然帶著招牌的性質，就難免假冒招牌的危險。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眾的讚許，就有旺麻子等來混用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葉，得了群眾的照顧，就有汪正大等來混用他的招牌。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詞，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部的社會主義跟著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中山先生所雲：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裏長出，電是當然應有的現象。王麻子不能因為旺麻子等也來賣刀剪，就閉了他的剪鋪。王正大不能因為汪正大等也來販茶葉，就歇了他的茶莊。開荒的人，不能因為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我們又何能因為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為有假冒牌號的人，我們越發應該一麵宣傳我們的正義，一麵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三）所謂過激主義。《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同人，談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當時聽說孟和先生，因為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滿意，對於我的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也很不滿意（孟和先生遊歐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或者因為我這篇論文，給《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煩，仲甫先生今猶幽閉獄中，而先生又橫被過激黨的誣名，這真是我的罪過了。不過我總覺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害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凶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說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什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的人造的。以後展轉傳訛，人又給他們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後來又聽人說，他們把克魯泡脫金氏槍斃了，又疑這話也是謠言。據近來歐美各報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無恙。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哪裏知道Bolshevism是什麼東西，這個名詞怎麼解釋？不過因為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著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就說先生是過激黨。看見章太炎、孫伯蘭政治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黨。這個口吻，是根據我們四千年朱聖先賢道統的薪傳。那“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邏輯，就是他們唯一的經典。現在就沒有“過激黨”這個新名詞，他們也不難把那舊武器拿出來攻擊我們。什麼“邪說異端”哪，“洪水猛獸”哪，也都可以給我們隨便戴上。若說這是談主義的不是，我們就談貞操問題，他們又來說我們主張處女應該與人私通。我們譯了一篇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又來說我們提倡私生子可以殺他父母。在這種淺薄無知的社會裏，發言論事，簡直的是萬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我們惟有一麵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麵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盡管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盡管他們亂給我們頭銜。那有閑工夫去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