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
適之先生：
我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在本報三十一號發表的那篇論文，題目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講些主義”，就發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
（一）“主義”與“問題”。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有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盡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卻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麵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麵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雖沒有什麼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這個實驗，無論失敗與成功，在人類的精神裏，終能留下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滅。從前信奉美國的Owen的主義的人，和信奉法國Fourier的主義的人，在美洲新大陸上都組織過一種新村落新團體。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組織了一個“新村”。這都是世人指為空想家的實驗；都是他們的實際運動中最有興味的事實；都是他們同誌中有誌者或繼承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在那裏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作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標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這新社會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實現世界的改造的計畫。Owen派與Fourier派在美洲的運動，雖然因為離開了多數人民，去傳播他們的理想，就像在那沒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種子的一樣，歸於失敗了。而Noeyes作《美國社會主義史》，卻批評他們說：Owen主義的新村落，Fourier主義的新團體，差不多生下來就死掉了。現在人都把他們忘了。可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永遠存留在國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幾百萬不曾參加他們的實驗生活，又不是Owen主義者，又不是Fourier主義者，隻是沒有理論的社會主義者，隻信社會有科學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還有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猶尚儼存。這日向的“新村”，有許多點像那在美洲新大陸上已成舊夢的新村。而日本的學者及社會，卻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說，他們的企畫中，所含的社會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來信，也說：“此次東行，在日向頗覺愉快。”可見就是這種高談的理想，隻要能尋一個地方去實驗，不把他作了紙上的空談，也能發生些工具的效用，也會在人類社會中有相當的價值。不論高揭什麼主義，隻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麵努力去做，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這一點我的意見稍與先生不同。但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麵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際兩方麵。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哪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複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隻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新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般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在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勢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用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麼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隻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