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誌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人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製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授，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隻是畏難求易，隻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麵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隻可算是抄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說明]此篇原載於1919年7月《每周評論》第3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