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很受海格爾的辯證法的影響，就是曆史觀是從哲學思想來的明證。
（三）就曆史事實而欲闡明一般的原理，便不得不借重於哲學。
（四）史學研究法與一般理論學或智識哲學，有密切關係。
現在再從哲學方麵來考察他與史學的關係：
（一）曆史是宇宙的一部分，哲學是研究宇宙一切現象的，所以曆史事實亦屬於哲學所當考量的對象之中。
（二）人生哲學或曆史學，尤須以史學所研究的結果為基礎。
（三）哲學可在旁的學問中，得到觀察的方法和考量的方法。所以哲學也可以由曆史的研究，得到他的觀察法和考量法，以之應用到哲學上去。
（四）要知哲學與一般社會及人文的狀態的關係，於未研究哲學之先，必先研究時代的背景及一般時代的人文的狀況。所以雖研究哲學，也必以一般史識為要。
（五）研究某哲學家的學說，必須研究某哲學家的傳記。
（六）哲學史亦是一種曆史的研究，故亦須用曆史研究法的研究以研究哲學史。
曆史哲學是研究曆史的根本問題的。如人類生活究竟是什麼？人類的行動是有預定軌道的，還是人生是做夢一般的？我們所認為曆史事實的是真的呢，還是空虛的？人類背後究竟有根本大法操持一切的呢，還是曆史上種種事實都是無意義的流轉，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呢？人類自有史以來，是進步的，還是退化的？人類進化果然是於不知不識中向一定的方向進行呢，還是茫無定向呢？國家民族的命運及其興衰榮枯，是人造的，還是人們無能為力的？種種事實，紛紜錯雜，究竟有沒有根本原理在那裏支配？這都是曆史哲學的事。因為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隻能到一定的程度為止；科學所不及的，都是哲學的事了。
七、史學、文學、哲學與人生修養的關係
我們要研究學問，不是以學問去賺錢，去維持生活的，乃是為人生修養上有所受用。文學可以啟發我們感情。所以說，詩可以興，可以怨；又說，興於詩。文學是可以發揚民族和社會的感情的。哲學於人生關係也切。人們每被許多瑣屑細小的事壓住了，不能達觀，這於人生給了很多的苦痛。哲學可以幫助我們得到一個注意於遠大的觀念，從瑣屑的事件解放出來，這於人生修養上有益。史學於人生的關係，可以分智識方麵與情感方麵二部去說。從情感方麵說，史與詩（文學）有相同之用處，如讀史讀到古人當危急存亡之秋，能夠激昂慷慨，不論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來，拯民救國，我們的感情都被他激發鼓動了，不由的感奮興起，把這種扶持國家民族的免於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頭。這是關於感情的。其關於智識方麵的，就是我們讀史，可以得到一種觀察世務的方法，並可以加增認知事實和判斷事實的力量。人名、地名，是不甚要緊的，能夠記得也好，不記得也不妨事的。二者幫助人生的修養，不但是殊途同歸，抑且是相輔為用。史學教我們踏實審慎，文學教我們發揚蹈厲。
此外，曆史觀與人生觀亦有密切的關係。哲學教我們扼要達觀。三者交相為用，可以使我們精神上得一種平均的調和的訓練與修養。自馬克思經濟的曆史觀把古時崇拜英雄聖賢的觀念打破了不少，他給了我們一種新的人生觀，使我們知道社會的進步不是靠少數的聖賀豪傑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過是時代的產物；我們的新時代，全靠我們自己努力去創造。有了這種新的曆史觀，便可以得到一種新的人生觀。前人以為人們隻靠天、靠聖賢豪傑，因此不見聖賢出來，便要發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歎聲；因此生逢衰亂的時代，便發出“吳天不吊”或“我生不辰”的歎聲。在此等歎聲中，可以尋知那聽天認命的曆史觀影響於人們的人生觀怎樣大了。現在人們把曆史觀改變了，這種悲觀、任運、消極、聽天的人生觀，也自然跟著去掉；而此新的曆史觀，卻給我們新鮮的勇氣，給我們樂觀邁進的人生觀。
從前的曆史觀，使人迷信人類是一天一天退化的，所以有崇古卑今的觀念。中國如此，西洋亦然。他們謂黃金時代，一變而為銀時代，更變而為銅時代、鐵時代，這便是說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這種黃金時代說，在十七世紀時為一班崇今派的戰主攻擊的中心。當時，今古的爭論極烈，一方麵說古的好，他方說今的好。倍根等都是讚成新的、崇尚今的。他們說：以前的聖賢的知識，並不如我們多，今世仍舊可以要出聖賢豪傑的。二者相爭甚烈，在法、意等國兩派都有極烈的爭論。詩人的夢想，多以前代、過去的時代為黃金時代。中國的《采薇》、《獲麟》諸歌和陶淵明一流的詩，都有懷思黃、農、虞、夏的感想。黃、農、虞、夏之世，便是中國人理想中的黃金時代。新曆史家首當打破此種謬誤的觀念，而於現在、於將來努力去創造黃金時代。因為黃金時代，總是在我們的麵前，不會在我們的背後。懷古派所夢寐回思的黃金時代，總是些草昧未開、洪荒未闊的景象，沒有什麼使我們今人羨慕的理由。我們試一登臨那位時先生在過去世代的無止境中，為我們建築的一座經驗的高樓絕頂，可以遍曆環繞我們的光榮的過去的大觀，憑著這些階梯，我們不但可以認識現在，並且可以眺望將來。在那裏，我們可以得到新鮮的勇氣；在那裏，我們可以得到樂天邁進的人生觀。這種娛快，這種幸福，隻有靠那一班登臨這座高樓的青年們，長驅邁進的健行不息，才能得到。這是史學的真趣味，這是研究史學的真利益。
[說明]此文是李大釗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在上海複旦大學的講演記錄稿，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十九日《新民意報》副刊《星火》，署名李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