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凡偉大的民族心擁有永久性的典籍和藝術
典籍與藝術是連續文化的線。線有脆韌，這兩樣也有久暫。所謂永久性是說在一個民族裏，從他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所產出的典籍多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文心雕龍·宗經》）；藝術作品在無論在什麼時代都能“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乃至能使人間“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禮記·樂記》）。典籍和藝術雖然本身含有永久性，也得依賴民族自己的信仰，了解，和愛護才能留存。古往今來，多少民族丟了他們寶貴的文化產品，都由於不知愛惜，輕易舍棄。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禮教和風俗是從自有的典籍和藝術的田地發育而成的。外來的理想和信仰隻可當做輔成的材料，切不可輕易地舍己隨人。民族滅亡的一個內因，是先舍棄自己的典籍和藝術，由此，自己的禮俗也隨著喪失。這樣一代一代自行摧殘，民族的特性與特色也逐漸消滅，至終連自己的生存也陷入危險的境地，所以永久性是相對的，一個民族當先有民族意識然後能保持他的文化的遺產。
二、凡偉大的民族必不斷地有重要的發明與發見
學者每說“須要是發明之母”，但是人間也有很須要而發明不出來的事實。好像汽力和電力，飛天和遁地的器具，在各民族間不能說沒須要。汽力和電力所以代身體的勞力，既然會用牛馬，便知人有尋求代勞事物的須要，但人間有了很久的生活經驗，卻不會很早地夢想到利用它們。飛天和循地的玄想早已存在，卻要到晚近才實現。可見在須要之外，應當還有別的條件。我權且說這是“求知欲”與“求全欲”。人對於宇宙間的物與則當先有欲知的意誌；由知而後求透澈的理解，由理解而後求完全的利用。要如此發明與發見才可以辦到。凡能利用物與則去創物，既創成又能時刻改進，到完美地步都是求知與求全的欲望所驅使的。中華民族的發明與發見能力並不微弱，隻是短少了求全的欲望，因此對於所創的物，所說的物，每每為盲目的自滿自足。一樣物品或一條道理被知道以後，再也沒有進前往深追究的人。乃至凡有所說，都是推磨式的，轉來轉去，還是回到原來那一點上。血液循環的原理在中國早已被發見。但“運行血氣”的看法於醫學上和解剖學上沒有多少貢獻。木鳶飛天和飛車行空的事情，自古有其說，最多隻能被認為世界最初會放風箏的民族，我們卻沒有發展到飛機的製造。木牛流馬沒有發展到鐵軌車，火藥沒用來開山流河，種種等等，並非不須要，乃因想不到。想不到便是求知與求全的欲望不具備的結果。想不到便是不能繼續地發明與發見的原因。
然則，要怎樣才能想得到呢？現代的發現與發明，我想是多用手的原故。人之所以為人，能用手是主要的條件之一。由手與腦連絡便產生實際的知識。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區分，隻是偏重腦與偏重手的關係。古人以手作為賤役、所以說勞力者是役於人的。他們所注重的是思想，偏重於為人間立法立道，使人有文有禮，故此哲學文學藝術都有相當的成就。現代人不以手作勞動為賤役，他們一麵用手，一麵用心，心手相應的結果便產出純正的科學。不用手去著實做，隻用腦來空想，絕不會產生近代的科學。沒有科學，發明與發見也就難有了。我們可以說舊文化是屬於勞心不勞力的有閑者所產，而新文化是屬心手俱勞的勞動者的。而在兩者當中，偶一不慎便會落到一個也不忙，也不閑，庸庸碌碌，渾渾沌沌的窠臼裏。在這樣的境地裏，人做什麼他便跟著做什麼；人說什麼他便隨著說什麼。我們沒有好名稱送給這樣的民族文化，隻可說是“嘴唇文化”，“傀儡文化”，或“鸚鵡禪的文化”。有這樣文化的民族，雖然可以享受別人所創的事物，歸到根抵，他便會萎靡不振，乃至於滅亡，豈但弱小而已！
三、凡偉大的民族必具有充足的能力足以自衛衛人
一個偉大的民族是強健的，威武的。為維持正義與和平當具有充足的能力。民族的能力最淺顯而具體的是武備，所以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始計》）偉大民族的武備並不是率禽獸食人或損人肥己的設施。吳起說兵的名有五種：“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侍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日剛；棄禮貪利日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吳子·圖國》）戰爭是人類還沒離禽獸生活的行為，但在距離大同時代這樣道阻且長的情形的下，人不能不戒備，所以兵是不可少的。禁暴救亂是偉大民族的義務。他不能容忍人類受任何非理的摧殘，無論族內族外，對於剛強暴逆諸兵，不恤舍棄自己去救護。要達到這個地步，民族自己的修養是不可缺乏的。他要先能了解自己，教訓自己，使自己的立腳處穩固，明白自己所負的責任，知道排難解紛並不是由於恚怒和貪欲，乃是為正義上的利人利己。我們可以借佛家的教訓來說明自護護他的意義。“若自護者，即是護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雲何自護即是護他？自能修習。多修習故，有所證悟。由斯自護，即是護他。雲何護他便成自護？不惱不恚，無怨害心，常起慈悲，憨念於物。是名護他變成自護。”（《有部毗奈耶下十八》）能具有這種精神才配有武備。兵可以為義戰而備，但不一定要戰，能夠按兵不動，用道理來折服人，乃是最高的理想。孫子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謀攻》）這話可以重新地解說。我們生在這有武力才能講道義的時代，更當建立較高的理想，但要能夠自護才可以進前做。如果自己失掉衛護自己的能力那就完了。摩耶民族的文化被人毀滅，未必是因為當時的歐洲人的道德高尚或理想優越，主要原因還是自衛的能力低微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