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校正中國文明過於向知和禮儀方麵發展的偏向，為了挽救中國文明，孔子想了不少辦法，但都沒有能成功。就如同住了不知多少代的破舊的、即將傾覆的房子一樣，無論怎樣修補也無濟於事。處在這種場合的時候，諸位打算怎麼辦呢？若在西洋，會趕緊給這房屋設立保險，但遺憾的是，孔子的時代，保險公司還不知道在哪兒呢！因而，孔子隻留下了一幅建設一個文明大廈的藍圖，那就是《六經》。因為有這《六經》，我們就可以按原來的式樣，重建文明的家園。但是，目前在這方麵，我們有負於孔子的重托。我不僅希望中日兩國人民不要丟棄這幅寶貴的藍圖，而且我對專門研究按這設計圖重建文明的方法為目的的大東文化協會十分欣賞，我希望在座諸位能給予一些幫助。
由於人們注意的重點轉到智的方麵，因而就出現了很多學者，由於這些人沒有什麼教養，所以可以稱之為“亂道之儒”。經這些亂道之儒、政治販子、說客等輩的搗亂，最終毀滅了中國文明。最先認識到這些人是國家大害的人是秦始皇。秦始皇在看到他們的危害之後，就斷然實行“焚書坑儒”。不過，我如果生活在那個時代，或許也是被坑的一個。秦始皇認為，當時的社會既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學者，它需要的是法律。因此，他重用法家，但依靠法律維持的文明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秦始皇以官吏取代學者，就使他的事業歸於失敗，因此秦朝的統治不過二世就垮台了。有意思的是，秦始皇使分崩離析的中國合而為一，而恰好此時，歐洲興起的馬其頓帝國將分裂混亂的希臘統一起來，但這個馬其頓帝國也隻經曆了腓力二世和亞曆山大一世，不過兩代人就滅亡了。
繼秦而起的是漢朝，漢朝的第一個皇帝是中國曆史上最初的平民君主，也就是“布衣天子”。在漢朝以前的封建製時代，居統治地位的人們是以自己的身份地位來讓民眾服從，但隨著秦朝的滅亡，封建製瓦解，到漢朝以後，貴族再也不能依靠身份進入統治者的行列了，統治者若不依靠強權就不能服眾。漢朝的皇帝是依靠“汗馬功勞”才得到皇位的。前文曾說過，袁世凱當皇帝不是依靠“汗馬功勞”而是依靠電台、報紙等宣傳力量，因此我們不服從他。
真對不起，我說的盡是中國的事，我在中國被人稱作“神經有毛病”的辜鴻銘。由於上述原因，在現代中國，我是個不受重用的人，然而日本人卻頗能理解我的心境。我至今仍留著發辮也是基於上述原因。
漢高祖以武力征服了天下，爾後又想用武力來治理天下，但是，當時的一位大學者諫議他說，治理這樣一個大帝國，必須借助道德的力量，也就是文化。皇帝聽從並實施了這位學者的建議，從而使一度在中國大地上消失的文明又重新回到中國，苟延殘喘到漢初的學者又把孔子留下的藍圖重新進行整理。由此，我認為漢代的中國可以同歐洲羅馬時代相提並論，與歐洲羅馬帝國分為東西羅馬的同時，中國的漢代也分為東漢、西漢兩個時代。在西漢時代，雖然開始了對孔子留下的藍圖的研究，但當時還僅僅停留在研究階段，因而對孔子的學說尚未有充分的理解。實質上，政府還是在以武力去治理天下。這個時代最為興盛的學問是“黃老學派”，同西方此時的斯多噶學派相對應。這派思想有一個缺陷，那就是它是教人們“無為”的，而不是教人們應該怎樣做事。所以如此，主要還是由於時人未能真正理解孔子思想的緣故。於是就導致了儒者和俠士的大量出現。這種情況在司馬遷的《史記》裏得到了反映。後世把這些儒者稱為“亂道之儒”。以後，又興起了一支叫“新學”的流派，這“新學”導致了人們思想的迷惘。再後來，就出現了恰同現代袁世凱的王莽。可以說“新學”一出現，所謂“大義名分”就走向消亡了。中國每在混亂的時刻都有這樣的正邪之爭，我現在就在為捍衛大義名分而奮鬥。中國現在就是混亂的時代。王莽被賊眾滅亡之後，建立東漢王朝的是光武帝，他雖不是什麼偉大學者，但他具備有偉人的優秀品質，他能夠區分什麼是真正的學問，什麼是假的醜惡的思想，由於他的努力，真正的中國文明又回複過來，以孔子的學說作為國教的就是此人。如果說在西漢，孔子的教義還隻是一種哲學的話，到東漢則完全變成了國教。而且，光武帝還在孔子廟裏建了一所學校，這所學校有些像法國蘇倫坡大學那樣，是供偉人演講的場所。我希望日本的大東文化協會成為日本的蘇倫坡大學。那時，皇帝偶爾也會出現在這種場合，聆聽學者的講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