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章 整頓北京大學的經過(1 / 3)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清光緒年間進士,1892年補接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補編修,有深厚的漢學功底。1894年中日戰爭後,開始接觸西學,受民主革命思想影響,立誌舉辦新式教育。1898年起曆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先後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教育會、光複會,親任會長。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上海分部負責人。1907年赴德國留學,進萊比錫大學攻讀哲學、倫理學、文學等課程,接受進化論觀點,主張教育救國。辛亥革命後回國,出任南京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仿照西方教育製度建立我國近代的教育體製。1915年與吳玉章等人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和華法教育會。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在主持北京大學工作期間,主張“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並實行民主管理和教授治校,提倡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麵發展。這些革新思想與措施不僅推動了北京大學使之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與中心,而且對我國近代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1927年離開北京大學,先後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監察院院長,北平圖書館館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名譽會長。

蔡元培教授畢生從事民主革命和現代教育事業,為之做出了重大貢獻,被中國共產黨譽為“現代知識界的卓越前驅”。他博學多識,對哲學、美學、倫理學、教育學等學科,均有研究和建樹,論著約300萬字,都收入《蔡元培全集》。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製,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人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對劉申叔君同在《警鍾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趣,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麵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