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院生
生活恩賜我許多朋友。邢院生就是一位。她是名作家蕭乾介紹給我的，那是1982年——迎春花正在北京的旮旮旯旯兒偷著露出笑臉的時候。不久，我便讀到她的長篇小說《叛女》；又是不久，我去看她，為了能在她身邊發現點兒“叛女”的什麼。但我們沒有長談，她太忙。這匆匆的一晤，留下的隻是印象：瓜子臉，不胖，神采奕奕，眸子裏透著微笑、善良，也有無情歲月的風雨吻過之後甩下的朦朧影子。
一晃幾年，我從法國執教回來，又見到她。她還是她，一點兒沒變，連條皺紋都沒有，看不出她是1927年出生的人。我說她駐顏有術，往多裏猜，也不過五十來歲。她開心地笑起來：“大家都這麼說，真是謝天謝地了……”
1988年初春，邢院生行色匆匆地來我家三次，連坐下都不肯，更甭說喝茶閑聊。
她對我說：“你忙我也忙……”於是我們站著說話，她說完就走。
我很理解，她是個痛快的人，沒有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不會客套，一絲不苟，嚴肅認真，平等待人，總是實實在在，真真切切，是一個直率真誠，坦坦蕩蕩的人。
有人說她是女強人。
有人說她有菩薩一般仁慈善良的心。
有人說她是一位具有現代意識的女性，心懷高遠。
我並非木石，耳能聽，眼會看，心能感。說她“現代化”，非指穿著，是說氣質。
她是醫生，卻成了作家。她參與過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創建工作，退休後又忙著為服裝、兒童玩具、貿易、建築出力獻策；在她身上，看不到一點兒“老氣”，就是一般中年人也比不上她爭分奪秒的忙勁兒、朝氣勃勃的衝勁兒和幹勁兒。
她的兒女有的在美國，有的在德國，人家勸她出去遊遊轉轉，或於脆在異國“享福”，她一笑了之：“也許有一天會去看看，但我到那兒沒有用，還是在自己家裏好，有的是事兒做……”這樣的話，我親耳聽過兩次，令人感動。
中國，如此遼闊的大地，不知出過多少傳奇人物和故事。邢院生，這位生在古都開封的甘肅通渭人，生活及創作就很有一些傳奇色彩。
關於她的家世和個人生活，從來沒有對我細講，總是三言兩語，“搪塞”而過。
她自己也說：“關於我，你什麼也不知道……”自然，這是誇張。但她那迷離的傳奇，我還是看到了一個朦朧的輪廓。
她父親邢肇棠，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北伐革命。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因參與倒蔣活動被通緝，被迫上“梁山”，棄家而去，毅然加入共產黨的行列。母親陶默廠（an）是清末端方的親侄女。端方何許人？——一清末大名鼎鼎的命臣，字陶齋，號午橋，為托忒克氏，滿洲正白旗人，先後為舉人、員外郎，光緒二十四年出任直隸霸昌道，爾後又在京師創立農工商局，任陝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撫、湖廣總督、兩江總督。端方顓誌興學，力主派遣學生出國深造，後又出使多國考察政治。再後，與其胞弟端錦在四川保路風潮中入川，皆死於嘩變軍官劉怡之手。端方篤嗜金石與書畫，是有名的收藏家，著有《陶齋吉金錄》及《藏金記》等。
陶默廠就出生於琴瑟喧闐、詩書朗朗的閥問世家，從小喜愛經史詩文、琴棋書畫、說拉彈唱，並無所不工，尤其戲劇藝術，早年與梅蘭芳過從甚密，是梅氏第一代女弟子，成為京戲舞台上的“名票”，被戲曲界呢稱為“陶六爺”。陶默廠的戲曲藝術天才沒有影響邢院生，卻陶冶了胞弟陶榮生，使他真正成為當代京戲界的“名票”，名揚四海。
民國之後，貴族家道日趨沒落，家產蕩盡，但吟詩作賦、揮墨繪畫的遺風依然甚盛，影響了幾代人。邢肇棠因革命而“出走”，使不安的生活更加動蕩，全家的生計隻靠母親唱戲來維持。邢院生同母親相依為命，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著生活的黎明。她始終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裏成長，一本《白香山詞譜》，把她引進文學的百花園，培養了對文學的愛好。她先後在南京豆腐巷小學、北京香山慈幼院、北京培元小學就讀。上學後，她取學名陶稚廠，我想這也許是為了對母親含辛茹苦的紀念，或者為了避災。1939年，在北平貝滿女子中學讀書時，她在年刊上發表詩歌《思父》，後又發表過散文。1946年，在謝冰瑩主編的《婦聲》上發表短篇小說《被踐踏的幼苗》。這是記憶中文學曾給她帶來的興奮。但她沒有做要當作家的夢。
人生不好預測，有時會像一朵雲，被風吹到不可知的地方，聚散無常。
1948年，戰神南行之時，曾任晉冀魯豫邊區參議長的邢肇棠，從延安歸來，從此結束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父女離散之苦。接著，他先任華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員會主任，後赴寧夏任省主席。邢院生也隨父親到銀川，在省衛生學校就讀。畢業後在寧夏省人民醫院當內科醫生兼衛生學校教員。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醫院勞動衛生研究生小組學習後，又在北醫附屬三院及鐵路醫院理療科擔任技術員，發表醫學論文，並著有《黑色冶金工業安全衛生手冊》（1957年，科技出版社）。她同醫道打了二十六年的交道，這之間，國難、家難、個人的不幸，形影相隨地出現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1962年，擔任河南省副省長的父親，被錯定為嚴重右傾錯誤，並於當年與世長辭，繼而夫妻的離異，又為她添加了巨大的痛苦。顛沛流離，半生坎坷，樁樁往事一起湧進心頭，父母生活的光環不斷擴大，個人的經驗、知識和認識，也轉化成各種色彩，繪成各種故事。“我拿起筆，想寫點什麼，於是走到哪裏，寫到哪裏，零零碎碎點點滴滴的時間也不浪費，等候公共汽車或在樓梯口等人的空當，也不放過，哪怕是隻寫一個字……”毅力使她一氣寫成三十萬字，題名《前夜》。
邢院生是一位剛直不阿的女性，這樣的性格注定翻車倒黴，難以逃出文化革命的羅網。1968年，她被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現行“反革命”，非法關押在地下室達四年多之久。她的書稿被抄走，並成了反黨的罪證。長夜漫漫，枯坐鬥室，麵對糊著黑紙的小窗，她沒有去自殺，卻想到光明，並開始重新構思小說的情節、人物、對話，修改腦子裏的《前夜》。小說裏的人物和她的生命、靈魂交融在一起，他們共同喜怒哀樂，於是小小的“上”牢成了一個時代的縮影。她在小說裏幻想、追求，那些活脫脫的人物伴她度過一千五百多個沒有陽光的黑夜。最初，她把小說寫在手紙上，被看守抄走，又罪加一等。後來她把毛主席的著作編成索引，將陪語、提綱寫在文字的夾縫中。這個對付敵人的辦法拿來對付“自己”是當代現實的悲劇。
一支鋼筆尖寫禿了，就在水泥地上磨，磨尖了再寫。那是生的渴望、愛的執著，大寫“人”的讚歌。
1972年12月31日被釋放回家，在翌年元旦的鞭炮聲中開始奮筆疾書，連與兒女的親熱都不逞顧及，更不顧自己身體的痛苦，隻是伏案寫作。1974年，終於成稿，受到蕭乾等人的鼓勵和關懷，幾經修改，將《前夜》易名《叛女》，由蕭乾、薑椿芳作序，1982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
數年前，我是一口氣讀完《叛女》（1982年，春風文藝出版社）的，至今那種興奮和新鮮感都沒有消失。小說是傳奇的，又是傳統的。作者憑自己豐富的生活積累和對文學的本來認識及美學素質走進創作過程，原原本本、老老實實地寫，也沒想去耍弄什麼招數，但她成功了。蕭乾說：“一部小說，不論長短，從主題到結構和內容，都隻能通過作者本人的體驗和認識去構思。土建有標準設計，有預製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