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開始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製是典型的“舉國體製”，國家通過政治手段把社會的每一個經濟細胞都組織起來，在短時期內來達成國家設定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說，很難質疑國家的這些功能。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論述到了政府的功能，包括提供公共秩序、基礎設施和國防等。即使是在西方，近代以來，總趨勢是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現在問題出現了，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時，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在西方，政府從屬於市場。但在中國，市場從屬於政府。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的空間在擴大，其功能也在不斷強化，但市場還是政府的一部分。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在向西方學習，建立了現代財政稅收、金融等製度，但所有這些製度的主體是政府。盡管中國的市場空間有了很大的擴張，但政府對市場的能力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在提高。
在跟其他國家對比時，鄭永年發現，在西方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地區和香港地區）的經驗中，盡管他們和市場之間存在著競爭，但政府從來不會把市場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政府規製市場，但不是控製市場。市場創造財富之後，政府才會有能力進行社會改革，保障社會成員的經濟權利。西方國家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福利資本主義，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發展的結果，而是政府在社會力量的壓力下規製市場的結果。
保持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經濟體能夠有效運作的首要條件，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要務。
強政府更要強社會
針對中國社會出現的一些不和諧因素，鄭永年提出，社會“不穩定”是結果，既是社會經濟發展本身的產物，也是社會和政府互動的產物。社會抗議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要尋找到社會管理的有效的方法，就必須考察中國特殊的社會經濟環境。
鄭永年認為，從大環境來看，中國近年來盛行不止的“GDP主義”，破壞了社會本身賴以生存的基礎。各級政府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不分，把新經濟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引入社會領域，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和住房等等。結果，這些領域高度商業化和貨幣化，造成了對社會的極大的破壞。當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進行社會政策改革的時候，這些領域已經成為既得利益謀取暴利的領域，方方麵麵的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改革因此沒有長足的進展，更不用說是重大的突破了。
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更使得中產階層的發育不良，成長緩慢。在亞洲，日本和“四小龍”通過市場和政府的作為，差不多在20來年的時間裏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並且經濟增長還比這些經濟體快，但中產階層還是小得可憐。這些年來，當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要調整這些方麵的經濟結構的時候，就遇到了生長在這些結構因素裏麵的既得利益的阻力，結構調整遙遙無期。
從世界社會史的經驗來看，一個社會的穩定至少需要兩種東西，即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和健全的法治。在鄭永年看來，除了回歸法律和法製，社會管理還要從經濟社會結構上下功夫，為社會穩定塑造一個有利的環境。沒有這樣一個有利的環境，無論怎樣的手段創新不僅將是無效的，而且更會惡化社會矛盾，導致更大的不穩定。如果在加快社會改革的基礎上，把新興社會力量吸納到政治過程中，就會促使社會管理走上一個可持續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良性互動。而這種強政府、強社會的局麵無疑是各方都最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