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憎分明的革命激情
汪大漠生長於舊中國農村，深知舊社會的黑暗與老百姓的疾苦。他在《夏的恐怖》一文中寫道:“昨晚家中來信，知今年旱災特別厲害，且鄉間流行疾病複又大起，鄉人死者無數。”這讓他想到了“農村的貧困和農民的災難”，他諷刺那些口喊“歸農運動”的人並未給農民帶去幸福。繼而在《天災的損失》中，大漠分析道:“中國農村破產的原因，一是帝國主義的掠奪；二是舊的土地關係阻礙了農村的發展。所以天災年年有。”他寫道:“想起眼前四川旱災的悲慘，不禁使人愴然流淚。”他深刻地指出:“老百姓們是永遠在死亡線上掙紮！”
對城市貧苦的百姓，汪大漠同樣給予了熱情的關注和深切的關愛。在新詩《小生產者的悲歌》中，他對沿街賣報的報童寄予了深情:
那一條奴隸的繩
從古至今
直到現在
誰給他們解開？
在千人萬眾的前麵
他可憐的呼喊
一個銅子，他隻取一半
賣一份晚報
不止千萬聲的悲喚
在同一組詩中，汪大漠對背磚的童工也發出激情的呼喊:
有一天
你們會聽見一個聲響
繩斷
壓在背上的磚也落了下來
你們快去尋找自由
快去抓著光亮
在雜文《漫談殺氣》中，汪大漠敘述了中國曆史上的“殺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魔嘴裏已吐出的萬丈高的“殺氣”，以及中國人的自相殘殺等事例之後，引用莊子《山木》篇中關於“殺不能鳴者”的故事，深深感歎“中國的老百姓即是那‘啞雁’，不能鳴而任人宰割”，他大聲疾呼:“啞雁似的老百姓們，鳴呀！鳴呀！”
汪大漠深愛人民的另一麵是痛恨敵人。日本侵略者、德國希特勒、意大利墨索裏尼等反人類的戰爭狂人、屠殺人民的劊子手，都是他文章中揭露、批判和鞭笞的對象。1937年1月18日，他在《皮藍得婁逝世感言》中，鮮明地批判了著名作家皮藍得婁晚年充當意大利法西斯文化的傳教士和辯護者的錯誤:“一個作家認識不了曆史的進程，分辨不了社會的善惡，就不能表現時代，鼓舞時代……終要遭受時代的摒棄、淘汰的。” 1936年12月31日，在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全麵抗日救國的前幾個月，汪大漠在他的《一九三七年開篇》一文中滿懷激情地寫道:“在這年的末日，把已往的三百多個日子檢視一番:血和淚的飛逝，呐喊與呻吟的交錯，殘酷與暴戾的狂毀；壓迫與反抗的激戰，法西斯瘋毒與民主精神的火拚，封建餘毒與自由思想的衝突……大戰準備的狂熱，彈藥臭味的飛揚，窒息人類的世紀。一九三六年啊！笨鹿般的歐羅巴，麻木的亞細亞，把這三百多個日子扮演成無數的悲劇……貧窮的中國，千萬年的奴隸，也想伸個腰……”汪大漠熱情洋溢地呼喚:“讓一九三七年的光明把一九三六年的黑暗追趕開去，我們鼓起粗大的掌聲，迎接著這新生的一年到來”，“我們要一九三七年作為起點，讓那沒有饑寒，沒有苦難，沒有壓迫的，人人皆大歡喜的社會逐漸建立起來——這就是我們的世紀，我們的夢啊！”
正是由於這些豐富的思想感情和思想認識，汪大漠於1936年冬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1937年春天，他又參加了成都文化界救國會，積極參與抗日宣傳演講等工作。隨著抗日救亡民眾運動的發展，他和幾位民先隊戰友及同學萌發了投筆從戎的意願。他們想去上“紅軍大學”，直接參加抗日工作。1937年5月，汪大漠和葉兆麒、張德全（又名章嘉樂）拿著成都民先隊組織的介紹信，秘密由重慶乘船去武漢，再借道鄭州乘車來到西安，經“華北救國聯合會”負責人介紹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葉劍英。又經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去陝北三原縣雲陽鎮參軍。汪大漠被分配到紅一軍團政治部任宣傳員。1938年10月，汪大漠在新四軍軍部，由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子芳和曲再之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大漠僅2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