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狠抓畜種改良工作。十年動亂期間，畜種改良工作並未中斷，一九六八年，以及從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六年六年間，農業部曾逐年統一調撥種畜（種蛋、種蜂）供應各地，十年累計進口優良種畜12524頭。一九七四年後，在引進肉用種牛和凍精改良本地黃牛時，各省陸續興建了冷凍精液站和液氮站，開始推廣精液低溫冷凍貯藏和利用凍精授精技術。這些工作，對提高畜、禽品質和生產性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4.開展家畜、家禽疫病防製和檢疫工作。十年動亂時期，獸疫預防注射、產地檢疫和市場檢疫工作普遍有所放鬆。一些已經撲滅的獸疫，有的又重新爆發。因此，這一時期獸醫防製工作主要是控製疫區擴大和撲滅新爆發的疫點，重點是防製血吸蟲病、馬傳染性貧血病和豬瘟、豬丹毒、雞新城疫等。對家畜血吸蟲病的防治，農業部與衛生部配合，於一九六六年製定了十五年防治規劃，曆年召開會議，交流經驗，研究措施，情況有很大好轉，被感染的牲畜減少。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農林部、外貿部在江蘇揚州召開了五省三市（遼、魯、冀、蘇、浙、京、津、滬）出口肉用雞育種和防疫、檢疫座談會。一九七二年一月，兩部聯合轉發了座談會《紀要》。從一九七○到一九七六年，農林部將南京、鄭州、成都、蘭州4個獸醫生物藥品製造廠下放歸所在省領導。
5.進行草原建設。“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草原建設幾乎全部停頓下來。牲畜增加，草場超載，放牧過度的情況趨於嚴重。由於盲目開荒，草場麵積減少，草原退化、沙化和鼠、蟲危害麵積逐年擴大。一九七○年，牧區各省、自治區畜牧業務部門恢複以後，開始著手組織保護草原，滅除鼠、蟲害，補播牧草。一九七五年五月，農業、一機、水電、輕工、商業五部和供銷合作總社共同主持，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牧區畜牧工作座談會。九月，國務院批轉了《全國牧區畜牧工作座談會紀要》。《紀要》提出：“五五”計劃期間，要求為每頭牲畜建設1畝基本草場，每年貯草200—300斤。會議號召大力推廣烏審召公社興建草庫倫的經驗。草庫倫就是把草場一塊塊地圈圍起來，搞好草、水、林、機建設，作為高產穩產的基本草場。會後，牧區掀起了建設草庫倫的熱潮。但建成的草庫倫有許多質量很差，有的流於形式。一九七六年七月，農林部在內蒙古自治區烏審旗和鑲黃旗召開了全國牧區草原建設現場會議，強調注重質量，進一步推動了草原建設和草原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
（三）畜牧獸醫科研、教育事業在備受摧殘下勉強維持活動。
一九六九年以後，大批農業院校分別被強令下放（如北京農業大學）、合並（如南京農學院）、遷移（如浙江農業大學），或被撤銷（如青海畜牧獸醫學院），一九七二年恢複了一部分。畜牧獸醫科學研究事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更為嚴重，中國農業科學院畜牧業方麵的6所1室全部下放，其中兩所（畜牧所、養蜂所）、一室（血病防室）下放後一度被撤銷，省一級的畜牧獸醫科學研究機構有11個所被撤銷。科研、教育單位一部分科技人員和教職員工被迫改行轉業，圖書、儀器、設備、用具損失很大，科研、教學質量嚴重下降。
中國畜牧獸醫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一方麵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摧殘；另一方麵，由於得到了領導幹部、教師、研究人員和職工自覺的保護，使損失有所減輕，並且繼續從事了一些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畜牧獸醫院、校在一九七二年恢複招生，到一九七六年已有一批學生畢業。一九七二年，農林部主持召開全國農村科技座談會，促進了地方畜牧獸醫科研機構的恢複和重建，開始集中散失的科技人員，開展全國性的協作研究，取得一批科學技術成果，並在全國科學大會上受到獎勵。
十年動亂時期，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抵製了“左”的幹擾和破壞，經過艱苦努力，使畜牧業生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畜牧業產值（按一九七○年不變價格），從一九六六年的90.8億元減少到一九六九年的88.2億元，一九七○年回升到92.6億元，一九七六年增加到183.4億元。一九七六年大牲畜年末存欄頭數為9497.8萬頭，豬為2.87億頭，綿山羊為1.58億隻，分別比一九六五年增長12.8%、72.1%和13.8%。同期內，豬、牛、羊肉產量從551萬噸增加到780.5萬噸，禽蛋產量從162.8萬噸增加到207萬噸，分別增長41.7%和27.1%。畜產品社會收購量，從一九六五到一九七六年，肉豬由7859.5萬頭增加到1.04億頭，菜牛由124.4萬頭增加到161萬頭，羊毛由8.2萬噸增加到13.6萬噸；菜羊則由1267.4萬隻減少到1013.5萬隻，鮮蛋由48.8萬噸減少到45萬噸。全國豬的出欄率從一九六五年的79.8%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53.5%。這一期間，由於人口劇增（從7.25億人增加到9.37億人，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年平均人口增加幅度最大的時期），按人平均年占有量，一九七六年豬牛羊肉為8.33公斤，比一九六五年僅增加0.73公斤；禽蛋則由2.24公斤減少為2.21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