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時，除養有大量官馬以外，還通過同西北各少數民族茶、馬互市和收納貢馬等途徑，獲得大量戰馬。因此，史稱秦、漢以來，唐馬最盛。朝廷還重視保護和發展耕牛，曾經頒發詔令：“大中五年正月一日以後三年內不得殺牛，郊廟享祀合用者，即以諸畜代。”並購買耕牛一萬頭分發貧窮百姓。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口增加，國際交往漸多，急需增加肉食供應，農業生產也需要肥料，於是采取官養和民養並舉的方針發展養豬，還給農民貸放豬種。如虢州有官豬數千。農民也普遍養豬，洪州有人養豬致富，稱黑豬為“烏金”。杜甫詩中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句（烏鬼指豬），可見養豬的興旺景象。唐朝農、牧結合經營區向南擴展到今雲南、廣東、廣西全境。北方和西北方遊牧地區畜牧業，也因茶、馬互市和邊境安定，得到了發展。
五代十國、宋、元時期（九○七至一三六八年）中原農業中心轉移到東南地區。五代更替頻繁，戰亂不斷，黃河流域農、牧業受到破壞。南方九國，國小力弱，必須發展經濟，才能安民保境，農、牧業得以繼續發展。北宋疆域縮小，北境受遼、金、夏威脅侵擾，農、牧業都比唐朝萎縮。監牧（牧場）偏重於內地，養馬政策搖擺，機構分合不定，養馬業一落千丈。慶曆年間是北宋軍備最好的時期，官馬總數不超過20萬匹，不及唐代官馬的一半。此時，南方水田增多，水牛、黃牛、豬和家禽的飼養也相應增加。北方崛起的蒙古族統一中國後，建立了元朝。元朝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建立了規模很大的牧場14處。王公貴族任意侵占民田，改作牧地，大小牧場遍布四方，還掠奪民馬達70萬匹，對民間養馬業破壞極大，內地養馬業衰落。
明朝初葉建立了中國古代完備的馬政製度，朝廷設南、北兩個太仆寺，分管北方和江淮馬政。又在北京、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地設行太仆寺（北太仆寺派出機關）。當時，戰馬十分缺乏，據《明史》記載，洪武二十三年清點全國軍馬，隻有4.5萬匹。因此，在江淮地區先後設立群牧監14處。後又在北京、遼東、平涼、甘肅設4處苑馬寺，分管所屬6監24苑，上苑牧馬1萬匹，中苑7000匹，下苑4000匹。洪武、永樂年間，苑馬的數量不比盛唐的牧監少。此外，在開原設馬市，收購女真族生產的馬匹，茶、馬互市的活動遠至滇、黔地區。明後期馬政衰落，但軍馬仍不少於80萬至90萬匹。明初耕牛十分缺乏，對耕牛的保護和繁殖很重視，朝廷頒布了獎勵繁殖、禁止擠奶等條例。憲宗時設置蕃牧所，掌管獎勵養牛事務，曾多次購買大批耕牛分給農民和屯墾士兵。明朝中期，長江流域的養豬業也很興旺。清朝的馬政製度仿照明朝，太仆寺、上駟院分管各地牧場。禦用馬歸上駟院，屬內務府。軍用馬由兵部車駕司管理。太仆寺、上駟院、慶豐司所屬牧場占地30萬平方裏。太仆寺牧馬場分左、右兩翼牧場，上駟院牧場也有兩處。慶豐司牧場有養息牧場和察哈爾牧場，內有種牛場3處、種羊場4處，在北京西華門外設牛場3處，另有擠奶牛場3處。此外，8旗牧場，都各占地幾十平方裏。清朝禁漢人養馬，也不重視養牛，所以民間養馬、養牛都不及明朝興旺。據《新疆圖誌》記載，清政府駐新疆的伊犁將軍曾辦伊犁羊廠，嘉慶二十一年統計，存欄羊有14萬隻，是規模空前的大羊場。清朝末年，封建製度更趨衰落，技術進步停滯，畜牧業發展緩慢。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反複的統一和分裂、和平與戰爭，使畜牧業形成了波浪式發展的軌跡。
二、古代畜牧獸醫技術及其國際影響
中國古代畜牧獸醫科學技術是畜牧業生產經驗的結晶，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將野生禽獸馴化成家畜、家禽，必須解決飼養、管理、治病和繁殖四項技術問題。“六畜”的馴化成功，標誌著初步掌握了這四門技術。
中國古代六畜的飼養管理方法，據殷墟甲骨文考證，是同六畜名稱聯結著出現的，有示意家畜圈養方法的象形甲骨文：
甲骨文
楷書譯文牢
譯意牛欄羊欄
在周朝，除了牛牢、馬廄和豬圈等名稱以外，還有“雞棲於塒”、“雞棲於桀”的記述，說明雞舍和其他畜舍不同。“塒”是一種土洞，“桀”是木棍搭的架，用木棍搭架供雞棲息的方法，符合雞的生活習性。後來，畜、禽舍又有過許多改進。
在飼養實踐中，中國先民發明了“去勢術”（割除睾丸）。殷商時去勢術已經萌芽，《易·大畜》說“豶豕之牙吉”，說閹過的公豬的牙不傷人。去勢術到漢朝已經普遍應用到各種家畜，並且有了改進，原來用“火騸法”改為“水騸法”，使手術時少出血，傷口愈合快。河南方城漢墓出土的“拒龍閹牛圖”揭示了更高明的“走騸法”。北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記載了一種閹割術以及手術前預防術後感染破傷風的辦法：“生十餘日，布裹齒脈，碎之。”“其子三日便掐尾，六十日後犍。”還說：“供廚者，宜剌（閹割）之。”“犍者（閹過的豬）骨細肉多。”閹割術廣泛用於馬、牛、羊、豬和雞的管理、育肥和選優汰劣，是中國古代領先於西歐的一項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