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答應？”潘冰娥很為鄧麗君的終身大事憂慮，見她還像以往那樣對自己的大事漠不關心，便苦苦勸道：“既然有朋友從中做媒，無論你中意與否，都應該去看上一眼的。有時真的是一樁好姻緣來了，可是卻由於你不經心而錯過了，那將是一件多麼可惜的事情。阿麗，我對你說過，從前的不愉快就讓它翻過去，不能因為林先生的去世你就長久地沉捆在痛苦裏。我的話你總該認真地考慮才是。”
鄧麗君沉默了。
兩位朋友圍著那隻火鍋，已經吃得意興闌珊，潘冰娥的話顯然使鄧麗君真正地動了心思。
深夜裏，鄧麗君返回尖沙嘴麥靈芝的住宅以後，她向麥靈芝說起了與潘冰娥的談話，麥靈芝說道：“何莉莉夫婦所介紹的南洋人，。
一定是一位說得出的青年男子。她們說也是商家出身，可見你這一輩子一定會與經商的實業界人家結緣。為什麼不肯相見呢？無論如何，人家是專程從南洋趕來見你的，依我看，你是非見上一麵不可的。“
聽麥靈芝也是這麼苦口婆心地勸說，鄧麗君的心漸漸動了。她在燈影裏沉思了片刻，終於說：“也好。隻是我今天已將好時光錯過了，要見也是以後的事情。因為我已經確定明天要去日本，再也沒有時間了。再說，如果真正有緣分，將來也必定還有相見的時間，靈芝姊，你說是吧？”
“我看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寶靈芝處處為鄧麗君考慮，說起話來常常直來直去，她說：”既然何莉莉夫婦真誠搭橋，那位南洋的客人又已經來到了香港，可以說是隻欠東風了。你為什麼不可以晚去一天日本呢？“
鄧麗君屈指數數時間，遲疑不定地歎道：“如果我不去台北取那件旗袍，即便15日從啟德機場直飛東京，也是來得及的。可是因為會那個南洋來的客人再誤一天的話，我到東京時可就是17目的當天，晚上就要登台演唱，哪裏還有一點點時間與樂隊進行接觸？
萬一唱得不好豈不是讓寶麗金公司難堪嗎？“
麥靈芝素來深知鄧麗君從藝的謹慎，即便很一般的一次演唱會，她也是堅決不肯馬虎行事的。即使安排得非常緊迫的演出，鄧麗君也要預先安排時間與樂隊見見麵，彼此熟悉一下歌曲的詞譜，時間充裕時雙方還要練唱兩遍。麥靈芝計算著從香港起飛的時間，說：“阿麗，現在我們可以假定在14日這一天，在香港見一見那位客人，這是雷打不動的。你如果在15日飛往台北，取到旗袍後馬上飛去東京，也隻有幾個小時，有什麼不可以呢？”
“靈芝姊怎麼越發地說傻話呢？”鄧麗君微嗔：“難道你沒有乘過飛機嗎？怎麼連起碼的過境知識也不曉得？就算我在15日下午能到台北，那麼依照慣例，持去東京的護照在當天也是不準許再從台北轉飛東京的，必須在48小時以後，才可以持同一本護照離境！
這樣，我就得在17日上午才可能去日本，你想想，到那裏之後稍事休息就要上台，匆匆忙忙如何能夠演出呢？“
“也是的，時間太緊了，”麥靈芝感到一樁好姻緣又將從鄧麗君的身邊擦身而過了，她深為苦命的鄧麗君感到遺憾。忽然她靈機一動，說：“阿麗，既然你在香港會見那位南洋的客人是頭等緊要之事，也就隻有舍棄台北訂做的那件旗袍了，你說這樣可以嗎？”
鄧麗君托腮不語。
麥靈芝急得繞室亂轉，說：“阿麗，你該當機立斷才行啊，總不能坐在那裏毫無主張。”
“我是在想一個兩全之策，因為台北訂做的那件旗袍還是順便拿上它為好。”鄧麗君此時已經下決心多留在香港一天，以不拂逆何莉莉、溜冰娥和麥靈芝幾位朋友對她的一片好意。正在這時，在鄧麗君的腦海裏忽然想到了雅加達。1978年的夏天，鄧麗君曾經作為印度尼西亞最尊貴的賓客，來到那座古樸的宮殿裏演出。那天晚上，宮殿裏燈火齊明，光彩耀目。鄧麗君用英語演唱了她所喜歡的《原鄉人》：我張開一雙翅膀，背負著一個希望。
飛過那陌生的城池，去我向往的地方。
在曠野中我嗅芬芳；從泥土裏我攝取營養。
為了吐絲蠶兒要吃茶葉，為了播種花兒要開放。
……
鄧麗君記得，那天晚上她唱得很盡興。一會兒用英語演唱，一會兒又用剛學的印尼語言演唱，她那顧盼生姿的神采與動人的歌喉，不斷地贏得掌聲與喝彩。演出結束後，她正在化妝間裏卸妝，一位唇邊叢生著濃黑胡須的印度尼西亞移民局高級官員，麵帶笑容地走進來。他親切地握住鄧麗君的雙手祝賀說：“尊敬的鄧麗君小姐，您今晚的演唱實在是太成功了。我代表國家移民局向您贈送一件小小的禮物，這是我們對最尊貴的國賓才可能贈送的禮物，請鄧小姐千萬收下！”
那位官員所送的禮物，原來竟是一個小小的紅皮麵本子，上麵用英文和印度尼西亞兩國文字印有“印度尼西亞共和國（TheRe－pubitcofIndonesia）護照”的字樣。鄧麗君當時感到有些意外，但是她並沒有任何受寵若驚之感，隻是淡淡地一笑。
那位移民局高官說：“鄧小姐，我們向您贈予這份禮物的目的，就是衷心地期望您能不斷地到我們美麗的雅加達來唱歌，如果您有興趣的話，可以隨時持這本護照前來！”
“謝謝！”鄧麗君彬彬有禮地將那本護照收下了。記得那位印尼官員退出後，她就將那本護照放進她的一隻小挎包裏，回到香港以後，很快就將這本印尼護照忘在腦後了。因為她自1978年那次演出後再也沒有去雅加達，所以也就根本沒有用過那本作為國賓禮物的護照。現在，她驀地記起了那本被她遺忘許久的印尼護照來。
“靈芝姊！”鄧麗君雙眼豁然一亮，她急忙起身，來到那隻裝衣物的皮箱前，開啟了箱鎖，從衣物底下找到了那本護照，捧到麥靈芝麵前，問道：“我這裏有本印尼的護照。始終也沒有用過，不知此次去東京可否派上用場？”
“哦——？”麥靈芝立刻睜大了驚喜的眼睛，她大喜過望地對鄧麗君說：“阿麗，我怎麼就不知道你有兩本護照呢。如果有印尼的護照，這次你就可以兩全齊美，互不耽誤了！”
鄧麗君在興奮過後又有一絲緊張，她遲疑地說：“隻是我根本沒有用過，再說當年印尼移民局送給我這本護照時，隻是說我可以隨時持這張護照到印尼去，並沒有說可以持有這張護照隨便到世界各國去旅行呀，這樣做是否有些不合適呢？”麥靈芝嗔怪地說：“你怎麼這樣老實呢？既然你已經是印尼護照的長期持有者，為什麼不可以隨時地利用它？印尼的官員又沒有說明你不許用它到其它國家去嘛，有什麼可怕？”
鄧麗君對麥靈芝曆來言聽計從，此次聽她說得有理，便點點頭說：“靈芝姊的意思是，我可以用這張印尼的護照去台灣嗎？”
“不不，你去台灣時仍可以使用我為你辦的那張護照，”麥靈芝顯得精明世故，她在腦中早已將此次鄧麗君經台北再赴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周密無隙，她說道：“到台北後你可以盡快地拿到那件旗袍，當天傍晚或次日清早，可以使用這張印尼的新護照去東京。這樣，你在台北就可以在48個小時之內離境了，到東京後又有時間和樂隊進行接觸。阿麗，總之你明天盡可以留在香港和何莉莉的那位客人見麵，這樣一來時間就不太緊張了。”
鄧麗君見所有的麻煩都在刹那間迎刃而解，心裏自然十分欣慰。當夜在入睡前，她撥通了何莉莉住宅的電話，告訴她說：“承你們夫婦的美意，我明天可以與你們所說的那個人見上一麵。不論有緣無線，見見也是無妨的。如果真的有線，那就是命裏注定，如無緣，也算沒辜負你們夫婦對我的一片美意。莉莉，這樣你總該滿意了D巴？”
電話那端，何莉莉非常高興地笑了。
印尼駐東京使館否認鄧麗君護照的真實性12月15日。香港天氣晴朗。
上午9時，一架大型波音747客機從啟德機場的跑道上飛上雲空，直向台灣島飛去。
鄧麗君坐在靠近機廖的座位上，她的神情顯得有些憂鬱。鄧麗君此時的心境如同藍天飄浮的白雲一樣無法安定，她感到她這～生的事業可謂一帆風順，而姻緣卻始終遠離她。經過麥靈芝的精心設計，鄧麗君好不容易在去日本緊張的日程中擠出一天時間，準備與那位遠從南洋專程飛到香港的青年企業家見上一麵，可是沒有想到這一良好的願望又落空了。
本來，12日的晚間在何莉莉和她的丈夫正式提到她們將有意成全這樁好姻緣時，鄧麗君當時表示無意與那位南洋客見麵。何莉莉夫婦也無可奈何，因為她們伉儷非常清楚鄧麗君此時的心情很不好，不宜在這種時候強人所難地安排這類見麵的事情。13日上午，那位從南洋趕來的青年果然如期地飛到了香港。他抵港後就立刻撥通了何莉莉的電話，在這種尷尬的情況下，善於應酬局麵的何莉莉隻好委婉地推說鄧麗君已經在當回去日本東京，出席一場領先已有合約的商業性演出。這樣，這位南洋客人與鄧麗君相見的時間隻有向後推遲幾天。
不料，當天深夜何莉莉夫婦又突然接到鄧麗君在麥靈芝寓所打來的電話。鄧麗君突然改變了態度，使何莉莉夫婦既高興又為難。
“怎麼辦呢！讓我們如何向那位客人改口呢？”何莉莉在接到鄧麗君的電話後很躊躇地問丈夫。丈夫沉吟片刻說：“也沒有什麼，你可以向那位客人如實說明情況，就說鄧麗君原來確實定在14日離開香港，但是為了見他一麵，情願推遲一天時間。這樣一來，客人會更加重視和珍惜這次見麵，無論對鄧麗君還是對他都是一樁好事！”
何莉莉馬上連夜撥通了那位南洋客在香港深水灣山頂豪宅的電話。這位南洋客的父親雖然多年在海外經商，但為了來港經商的便利起見，近年來已在深水灣用重金購得豪宅一座。何莉莉原以為她可以在那座宅子裏找到他，誰知豪宅的女傭在電話裏告訴她說，那位從南洋匆匆趕來的青年公子，僅僅隻在深水灣的宅子裏停留一上午，下午就到澳門去洽談商務了。原來那位青年在聽說鄧麗君需要在日本逗留半個月才能回港，他自知滯留在港無事可做，當天便搭乘輪船到澳門，次日將返回新加坡。
鄧麗君得知上述情況後，沉默不語。她又一次感覺到好姻緣離她很遠，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種魔力在有意無意地捉弄著她。麥靈芝聽後則說：“阿麗，何必為這件事不高興呢？既然不是一段好姻緣，索性就不去理它，不過這樣也好，與其匆忙見麵還不如不見麵的好！”
鄧麗君在中午前飛抵了台北桃園機場。她在這裏隻有8個小時的停留時間。她去瑞故祥高級縫衣店去試穿麥靈芝替她訂的那件旗袍，果然很得體。衣服是玫瑰紅色，緊身高領，下擺的開叉不高不低，很遂鄧麗君的心意。拿好旗袍以後，鄧麗君又急如星火地去探望她久別的父母。夜晚7點35分，鄧麗君匆匆忙忙地趕到桃園國際機場的候機大廳，她必須在8點乘一架“華航”的班機飛往日本。
入夜，候機廳裏燈火輝煌。鄧麗君在走進大廳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化妝，例如又將那大墨鏡戴在鼻梁上，將一頂巴拿馬小帽的帽沿故意拉低，大衣的衣領子也高高地豎了起來，可是，鄧麗君還是被一些熟悉她的旅客認了出來。
台灣《中國時報》的記者B君，剛乘一架從漢城飛來的客機抵達桃園機場。在他通過候機廳時意外地發現許多人圍著一位戴墨鏡的女人在簽名。他以職業的敏感猜測到那女子必定是一位名人。
急忙湊近一看，大吃一驚，原來是許久就從新聞媒體中銷聲匿跡的著名歌星鄧麗君。這幾乎是林振發在新加坡死後，鄧麗君在台北第一次公開的露麵。B君盡管旅途勞頓，但他仍然不肯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采訪獨家新聞的機會。於是，B君先是對好相機鏡頭的焦距，給正在簽名的鄧麗君拍下一張戴墨鏡的照片，然後他近前來向鄧麗君提出一係列問題，諸如：林振發死亡的真正原因？林振發死後你是否另有意中人？此次到台北來是否專為探視父母？年內是否還會在台北有大型演出等等。
匆匆忙完了簽名的鄧麗君，忙不迭地從人群裏擠出來。由於登機的時間已經臨近，她無意與B君進行閑聊，隻是告訴他說：“我現在很忙，要連夜飛往東京去，後天在那裏將有一次演出。”餘下的提問，鄧麗君均不予回答。可是B君卻是個敬業心極強的新聞記者，他如何肯放棄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使糾纏不休地一步步追來，一路上隻是連珠炮般地向跑得喘喘籲籲的鄧麗君發問。兩人一前一後，很快就來到機場海關的檢票口前，當鄧麗君從拎袋裏拿出那本印度尼西亞的護照時，海關人員驚訝地問道：“鄧麗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嗎？”
鄧麗君感到手足無措。她無法回答機場海關檢查人員對她的善意詢問，既不能說是又不能說不是，鄧麗君當時完全是出於禮貌，在海關人員向護照上蓋章的時候，她漫不經心地“哦”了一聲。
然後，她就隨手接過護照，拎起裝有旗袍的小皮箱，忙不疊地向機場走去了。
B君怔怔地凝望著鄧麗君那已經遠去了的背影發呆。他的心裏充滿了深深的遺憾和失望，因為他與鄧麗君在桃園機場的候機廳裏相見的時間十分短暫，沒有充裕的時間進行采訪，但是B君也很慶幸和滿足，因為他方才在鄧麗君入關時，在旁邊聽到了海關人員對鄧的一句問話：“鄧麗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嗎？”更令B君感到具有新聞價值的是，他當時不但親眼見到了鄧麗君使用的那本紅皮麵的印度尼西亞護照，而且還親耳聽到了鄧麗君對海關人員的“哦”——一種完全默認的表示。
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灣的《中國時報》第三版上角，刊發了記者B君采寫的一條新聞，題目是《歌星鄧麗君昨晚由台赴東京，所持護照表明該人已入籍印尼》。
該文的上方配發了一幅鄧麗君戴墨鏡在候機廳為旅客們簽名的新聞照片，從而更增加了這條消息的新聞性。也正是B君無意中寫成的這條僅有數百字的新聞稿，拉開了“假護照事件”的序幕……
當日下午，在台灣“外交部”任職的留美碩士陳之栩，酒足飯飽之餘坐在沙發靠背椅上翹起了二郎腿，叼著一隻雪茄拿起一張報紙。他突然發現了B君所寫的那條有關鄧麗君去日本的新聞，陳之栩的精神頓時一振，隻見報上寫道：“鄧麗君小姐並不像外界所傳的那樣萎靡頹唐。林振發的不幸粹逝對鄧小姐精神上的打擊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一年多的時間已磨平了她心靈上的創傷，此次鄧小姐去日本進行公開演出便是一例。鄧小姐依然還像從前那樣熱情、友好，凡是請她簽名留念的陌生旅客，無論尊卑，她一律從命，毫無大明星的架子。……但是在海關鄧麗君小姐卻以印尼護照過境，由此可見她已名花有主，入籍印度尼西亞，很可能從此在異國定居……”
“啊——？有這樣的事？”陳之栩讀了這條消息後暗暗地吃了一驚，因為在不久前他還聽說鄧麗君隱居在香港。為了能趁她剛剛失去愛侶的機會走進鄧麗君的生活，家資殷厚的陳之栩，委實挖空心思，百般運用可能與鄧麗君接觸上的關係，千方百計地企圖得到鄧麗名的垂青。可是一廂情願的熱戀，很快就遭到了鄧麗君的婉拒，令陳之栩萬分失望。
但是，陳之栩並不甘心，他認為以自己在台灣的家財勢力，隻要孜孜以求，鍥而不舍，那麼遲早有一天他會獲得這位歌壇明星的垂青和愛慕。現在報上的這則消息如一枚突然飛來的炸彈，炸得陳之栩暈頭轉向。如果一切一切都是真的，那麼陳之栩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一種無聊的空忙嗎？
在狐疑、惶惑、失望與憤恨的複雜情緒折磨下，陳之栩找到了那位發出鄧麗君這條消息的B君。隻需三言兩語，B君就證實了陳之栩所急於知道的一切。
“這件事簡直是不可思議，不久以前她還在香港嘛！為什麼忽然一下子變成了印度尼西亞籍？”陳之栩一個下午都在思考這個在他看來十分奇怪的事情。為了追求到這位絕代女歌手，他一直都在打探鄧麗君在林振發死去以後的行蹤。陳之栩認為鄧麗君始終在香港、台灣和日本一帶隱居，可是現在B君卻見到了鄧麗君在使用印尼的護照，這樣就讓陳之栩得出這樣的結論：鄧麗君根本就並不持有一份印尼的護照或者說印尼的護照是假的。他不知是出於什麼用心和目的，在當天夜色籠罩台北市時，他一個人用“外交部”
的電話，接通了印度尼西亞駐日本東京的大使館。很快，陳之栩與一位會說流利英語的印尼女外交官進行了如下交談：“請問，你知道鄧麗君小姐嗎？”
“當然知道，她不是中國一位很有知名度的女歌星嗎？”
“我們很想了解的是，鄧小姐在最近是否到過雅加達？她究竟是去那裏會見友人，還是在那裏長久性地居住？”
“莫名其妙！先生所問的問題我們一無所知。我們隻知道鄧小姐在一年前有過一次較為轟動的印尼之行，以後她又去雅加達演出了嗎？我們為什麼沒有得到這樣的消息？”
“對不起，三秘小姐。我們這裏向您所詢問的是鄧麗君小姐在印尼具有長期居住權的傳聞是否屬實。”
“我認為這件事報荒唐，我可以明確地否認有這樣的事情！”
“既然如此，鄧麗君小姐為什麼隨身持有貴國的護照呢？”
“這不可能！”
“不但可能，而且千真萬確。因為鄧麗君小姐昨天傍晚從台北飛往日本東京的時候，使用的正是一本資國移民局頒發的正式護照。我剛剛又詢問了桃園機場的值勤人員，他們也證實鄧小姐確實待有印尼的護照，請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不可能。你是說鄧小姐現在就在日本東京？她是持一本我們國家的護照來這裏的？”
“是的，鄧小姐現在就在東京。如果你們是負責的，不妨去查一下鄧麗君小姐的護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
“謝謝你們的提醒！”
印尼駐日本東京大使館的三等秘書，在接到來自台北“外交部”陳之栩的電話查詢後，不敢怠慢。她當成一份急件送到印尼駐日本大使的手裏，請示此事該如何處理。
大使沉思了許久，說：“馬上將此事以備忘錄的形式照會日本外務省和移民局，請他們協助弄清鄧麗君小姐護照的真實情況。”
翌日上午，也就是1979年12月17日——鄧麗君將在東京新宿大戲院舉行首場歌唱晚會的那一天，日本的《產經新聞》上突然刊登一條並不十分惹人注目的消息，標題為《鄧麗君的護照是真是偽？》該文稱：“一度在亞洲走紅的中國歌手鄧麗君，本月15日持印度尼西亞的護照來到東京。她此行為寶麗金唱片公司主持一次演唱會。此間有消息說，鄧麗君的印尼護照被人疑為偽造的假本。因為印尼駐日本的外交官一再證實，印尼政府從未發給鄧麗君該國護照。外務省官員說：”此事一定盡快查清，如鄧（麗君）果真係持偽造護照入境，將依有關國際法辦理嚴處……“‘但是，鄧麗君卻根本不知道這一切。在這一天上午，鄧麗君的情緒很好。她昨夜飛抵日本東京的羽田機場時，大園敏雄副總裁和她本人在東京的代理人鄧錫泉先生，以及一些寶麗金唱片公司的頭頭腦腦們，早已在那裏恭候。鄧麗君持印尼護照走出機場時，日方海關人員也並未進行任何刁難。她覺得此次使用兩本護照在48小時內，從香港經由台北轉飛東京，確實很方便。她沒有意識到已經有一股潛在的危險正一步步向她逼來。
燈火闌珊中，鄧麗君被寶麗金公司的副總裁大園敏雄、鄧錫泉等人用小轎車直接送到位於東京原宿的亞力士大廈。她在18樓的豪華套間裏睡了一夜好覺，在這個時候鄧麗君根本不會想到那位在台北桃園機場匆匆相見一麵的記者B君，會十分迅速地炮製出一篇透露她持印尼護照匆匆來東京的稿件，奇跡般地刊登在當天的報紙上。12月16日這一天，鄧麗君在東京過得很愉快，在香港時思念亡友與被報界輿論所困擾的憂慮情緒，倏然而去，心境快活得如同孩提時一樣。上午，鄧麗君在亞力士大廈與寶麗金唱片公司的三穀清、大園敏雄等人見麵。10點鍾又由鄧錫泉陪同前去渡邊娛樂公司拜見她的恩師渡邊正一經理和從前指導她聲樂的老師山田茂。
午後，鄧麗君來到新宿大戲院，看了場，定了次日夜裏演唱的5首歌曲《空港）｝、《原鄉人》、《絲絲小雨》、《晨光下的戀情》和《姑娘十八一朵花》。之後，鄧麗君十分認真地與日本樂隊進行合作，她在彩排中所表現出的嚴肅認真態度，博得了日本樂隊成員們的一片熱烈掌聲。12月17日上午，鄧麗君在東京驅車拜訪了小林美子、中森明萊和歐陽菲菲等日中歌壇姊妹。鄧麗君已經許久不來日本演唱了，自從林振發過世，她很少像今天這樣高興過。她與這些友人品茗話舊，談得非常投機。心地善良的鄧麗君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台北有一個名叫陳之栩的無聊政客，因為無法得到地垂涎已久的鄧麗君，給日本的印尼大使館打來一個不懷好意的電話，使得印尼使館的官員照會日本外務省和移民局。日本外務省很快通過海關查驗到了12月15日深夜入境的鄧麗君，確實是依一本新使用的印度尼西亞護照進關受檢。緊接著，移民局通過寶麗金唱片公司查到了鄧麗君女士在東京原宿的下榻地點——亞力土大廈18樓。
負責偵察的警員佐藤木在初步斷定鄧麗君入境所持的印尼護照係偽造的之後，深感案情重大，他一人無法作主，先命隨同辦案的6名警員控製住亞力上大廈18樓，然後佐藤木前往日本移民局，請示如何處理鄧麗君的“假護照事件”。
移民局事務長官說道：“自從1975年以來，一些落後國家由於經濟困難等因素，向日本的移民逐年增多。一些人甚至以高達1萬至1.5萬美元的代價來換取進入日本的簽證。這種情況在香港地區尤為嚴重。因此，我們必須采取堅決打擊的措施才行，否則，各種假護照泛濫，我們將無法控製局麵。”
佐藤木說：“可是鄧麗君小姐是位經常在東南亞各國旅行的～位歌星，她根本不可能作為移民來到我們日本。即使她使用的印尼護照是假的，也與您所說的移民風潮下的假護照不同，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處理才合適呢？”
事務長官板著臉說道：“依我看沒有什麼區別。我們移民局既然身負打擊假護照泛濫和控製非法移民入境的雙重使命，那麼就不論鄧麗君是什麼人，都必須依國際法對她進行拘查。”
佐藤木擔心地說：“這樣做未免過於武斷，鄧小姐肯定與移民和偷渡犯不同，她也不可能來日本定居。而且據我們偵察中得知，鄧小姐是作為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寶麗金公司請來演唱的歌手入境的，她今天晚上將有首場演出，而且門票早在幾日前就全部售出。在這樣的時候對鄧小姐進行拘查，是否會引來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呢？如果一定對鄧小姐進行依法拘查的話，也應該將時間選擇在她的首場演出結束後進行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