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聯係國內外實際，有的放矢
聯係實際，有的放矢，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工作的優良傳統，也是對外新聞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對外報道取得良好效果的一個關鍵。
由於對外新聞是立足國內，麵向世界，因此它要聯係兩個實際，一個是國內實際，一個是國外實際。兩者缺一不可，離開了國內實際，對外報道成為無根之木；離開了國外實際，對外報道成為無的放矢。要從國內實際出發，針對國外的實際進行報道，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對外報道的針對性。
對外報道針對國外的實際，首先是要針對外國人的思想實際。中國對外報道工作者經常了解外國人的思想動向，了解他們對中國關心的是什麼，感興趣的是什麼，有什麼疑慮，尤其是捕捉外國人思想中的熱點和疑點，然後有針對性地進行報道。一九八八年春，新華社收集和研究國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反應，整理了外國人需要解答的50多個問題，然後針對這些問題組織了一組關於中國深入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報道（共10篇），回答了改革、開放的方向、成就、困難和前景等問題。這組報道為國外許多新聞媒介所采用，並得到讀者的好評。
其次，針對國外的社會實際進行報道。國外社會實際中的問題，如人口急劇增加、生態環境遭受破壞、城市工人失業、農民溫飽問題、物價問題、老年人缺乏依靠、婦女受歧視、青少年犯罪、種族歧視等等，是外國人普遍關心和經常議論的主題。中國對外報道告訴外國人，中國是如何對待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這種報道一般會引起外國人的注意和歡迎。
再次，針對境外敵對勢力的攻擊和某些人的誤解予以反擊和說明，要用事實批駁對中國的造謠、誹謗和誤傳。九十年代以來，西方支持達賴集團變本加厲地進行分裂活動，誣蔑中國政府和軍隊“侵占西藏”“侵犯西藏人權”。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報刊向世界介紹了西藏的曆史和現狀，用大量事實說明西藏從十三世紀起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說明西藏人民通過民主改革廢除農奴製度以後才獲得真正的人權。一九九一年中國一些報刊發表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來曆》《西藏人口四十年增加一百萬》《達賴喇嘛的人權紀錄》等三篇文章，以及反映西藏今昔變化的紀錄電影片《我們走過來的日子》，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在國際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對外新聞報道在有的放矢中，還注意內外有別。毛澤東談到對外宣傳時說：“國家不同，做法不能一樣。”對外宣傳的對象是外國人，他們的社會環境、曆史背景、政治和經濟條件、文化傳統以及價值觀念、生活習慣等，都與中國不一樣。因此，對外新聞報道在內容與方式上要充分照顧到外國人的需要與接受水平，而不能照搬國內的一套。有的事情（如具體工作經驗）對內要報道，對外則不必報。有的事情報道的側重點和角度，對外與對內有所不同。例如，中國一九八八年提出治理、整頓經濟，適當控製基本建設規模和消費基金增長速度，對內報道時，針對某些幹部急於求成的思想和群眾追求高消費的心理，在肯定經濟成就時，著重反映經濟過熱和超前消費帶來的困難，突出嚴峻的一麵，以說明治理、整頓的必要；對外報道時，則針對國外某些人認為中國治理、整頓意味經濟麵臨危機和改革停滯的錯覺，在報道問題時，著重反映經濟繼續穩步增長和堅持改革的情況，以消除國外對中國經濟形勢和經濟改革的疑慮。
中國對外報道還做到“外外有別”，即對這個外國的報道要區別於對另一個外國的報道。世界上有社會主義國家，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亞非拉民族主義國家；同一種社會製度的國家，其政治、經濟、文化情況乃至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又千差萬別。因此，新聞報道題材的取舍和詳略，都是根據不同的對象國確定的。例如，關於中國經濟特區的報道，對資本主義國家著重介紹投資環境的改善和投資方向與政策；對社會主義國家還要說明中國辦特區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利用資本主義，但不是實行資本主義製度；對民族主義國家則要說明中國發展經濟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又如，關於中國書法藝術的報道，對日本可以詳細些，因為許多日本人也研究中國書法；而對西方一般則宜從簡，因為西方人一般不研究中國書法。再如，中國發展養豬事業的報道，就不宜發給阿拉伯國家，因為他們信奉伊斯蘭教。
為了做到“外外有別”，對同一個國家的外國人，也要區別不同的政治傾向、社會階層、職業、年齡、教育程度等等，確定不同的報道內容和方式。這樣才能有比較強的針對性。
中國對外報道在有的放矢中還強調“以我為主”。中國在對外新聞報道中要始終堅持自己正確的立場和觀點，不為國外資產階級不正確的輿論所左右。例如，一九八○年，北京西單大字報將取締前夕，美聯社要其駐北京記者日夜守在西單，準備采寫一篇《民主的死亡——目擊記》。針對這種情況，新華社在報道西單大字報牆將被取締的同時，在二十天內連續播發了12篇從不同角度采寫的中國民主生活的報道，包括人民代表大會、職工代表會、基層直接選舉、人民來信工作、市長接待日等等，說明中國有許多正常的民主渠道。這組報道發出後，外電紛紛轉播，從而把國外輿論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國正常的民主生活上來。
西方一些人老是希望中國多多地報道中國的陰暗麵，或者發一些低級趣味的東西。對這種不合理的要求，中國對外報道絕不迎合、遷就。“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人把對外新聞講究針對性指責為迎合外國資產階級，這種指責是錯誤的；但是，針對性也不是無原則的迎合。中國新聞界在實踐中比較注意正確處理“以我為主”和“有的放矢”兩者的關係。
五、報道內容的思想性要與表達方式的藝術性相結合
思想性是新聞的靈魂。新聞陳述的是事實，但它包含思想觀點，給讀者或聽眾以思想影響。中國對外新聞工作者把注重思想性當做一條重要的原則，力求使新聞報道包含和體現鮮明的正確的思想觀點，有一定的思想容量，對外國人的思想認識，尤其是對新中國的認識，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中國對外新聞報道注意貫穿和體現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已成為當前對外新聞報道工作的指導思想。中國對外新聞報道還理直氣壯地宣傳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通過報道告訴外國讀者和聽眾，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盡管在發展過程中遇到曲折和困難，但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到處展現出蓬勃生機，同某些國家形成鮮明對比。
就每篇具體的對外新聞而言，對外報道都有具體的主題思想，使它不僅向國外傳播某一具體的信息，而且傳播某一思想觀點和意見。
為了取得好的宣傳效果，對外新聞的報道內容的思想性經常與表達方式的藝術性相結合，也就是說，比較講究新聞技巧，使外國人喜聞樂見。
首先，在表達時要用事實說話。通過事實的邏輯引導外國人得出正確的結論。切忌空洞的“政治說教”。寓理於事，以實帶虛，是對外報道要著重掌握的一種藝術。比方，在對外宣傳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時，不是靠空泛的議論，而是靠具體報道中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成就。一九八四年，建國三十五周年時，各新聞單位采用多種形式集中地報道了新中國成立後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麵的成就和人民生活的可喜變化，既有概貌，又有典型，既有統計數字，又有生動事例，還有普通勞動人民和國際知名人士的體會。通過這些報道，使許多外國人得出社會主義中國好的結論。美國一位叫加裏遜的聽眾給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來信說：“看看你們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取得多麼大的進展！你們的製度終究是嶄新的製度。如果我必須生活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我願意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信中還說：“未來是屬於中國的！”
對於國外敵對勢力的造謠誹謗，中國對外新聞經常以鐵的事實來批駁和反擊。這就是毛澤東辦報時所說的“請看事實”。抗美援朝時，美國當局造謠，說中國人民誌願軍殘酷屠殺美國俘虜，引起西方一片鼓噪，攻擊中國不講人道。中國報刊登出反映美國俘虜得到寬待、安然生活的圖片；國際廣播電台播放俘虜談自己如何受到寬待的談話錄音，這就很快粉碎了謠言。一些美國俘虜的母親聽了錄音後對中國表示感謝。一九八○年，中國文藝界批評作家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西方借此造謠，說中國要發動打擊知識分子的新的政治運動，說要將白樺等作家“一棍子打死”。針對這種謠言，新華社發表了一篇題為《批評，但不是棍子》的新聞，報道“最近因電影劇本《苦戀》的錯誤而受批評的作家白樺，由於他的一首好詩在全國新詩評比中獲獎”，還報道白樺正在從事新的創作，同時畫龍點睛地闡明了中國的“雙百”方針。這篇新聞發表後獲得很好的效果。美聯社在轉播時引用這篇新聞中的話說：“一個作家在同一個時間裏，既受到批評又受到獎勵，這反映了中國的民主和實事求是的作風正在日益健康地發展。”
對外新聞另一種有效的表達方法，就是增加必要的背景。用事實說話，要說外國人能懂的話，而外國人往往對中國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不清楚，這就需要加背景說明。加背景還能給外國人一個全局的概念。新聞中報道了事情的一麵，背景講到事情的另一麵，就可避免造成片麵的理解。如在報道全國農貿市場如何興旺時，背景中說明它在中國整體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點明了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補充。這就不致引起“中國削弱公有經濟”的誤會。加背景還能把一事、一地的具體情況同全國的動向和政策聯係起來，使報道不顯得孤立和零碎。
此外，對外新聞報道在表達技巧上還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為了使外國人易懂，對外新聞注意少用或不用外國人難懂的術語，如“抓綱治國”、“條塊分割”、“工農兵大學生”、“五講四美三熱愛”、“三來一補”等。外國人生活節奏較快，因此對外新聞更宜力求簡短。整個新聞要短，段落要短，句子要短，叫做“三短”。對外新聞報道力求減少宣傳味，增加人情味，以情動人。有一年冬天，日本氣溫驟降，中國國際電台在廣播時說：“日本聽眾朋友們：北京昨夜大雪，聽說你們日本氣溫也驟然下降，非常寒冷，希望各位多多保重。下麵請聽節目。”寥寥數語寄以關切之情，許多日本聽眾來信感謝。有些對外新聞報道還帶有幽默感，“寓莊於諧”，以增加生動性和趣味性。
總之，對外新聞報道既要講究內容的思想性，又要講究表達方式的藝術性。
六、注重新聞的時效性
對外新聞講究時效，首先要求快。同一事情，誰先報道，誰就容易在人們心目中造成第一印象，形成先入為主。當前國際上傳遞信息的手段非常先進，國際新聞界在時間上的競爭十分激烈，幾乎爭分奪秒。新聞喪失時效，也就喪失了自身的價值。外國通訊社把報紙截稿時間稱之為“新聞的死亡線”。
中國的新聞媒介對於發生在中國的大事，應該最具有報道的權威，應該比外國新聞媒介發得更快。中國對外新聞報道一般達到了這一要求。關於全國人大的召開、關於中央新的領導班子的產生、關於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一般都是由中國自己率先對外報道。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周年國慶遊行和閱兵時，中國國際電台通過衛星向國外進行了現場直播。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期間，舉行了11場中外記者招待會，新華社就會上回答的內容平均每15分鍾到20分鍾發一條新聞，比西方記者快。
中國對外新聞在快中還注意準確，不隻圖快而失實。一九八六年，新華社報道莫桑比克總統乘飛機失事，因隻圖快，把外長也說成同時遇難，造成了不良的影響。那件事發生後不久，國外紛傳朝鮮金日成主席被刺，新華社未急於報道，經過調查後了解到純屬謠言，就在金日成主席會見外賓時迅速作了報道，產生了好的效果。
中國對外新聞有“搶”有“壓”。無論“搶”或“壓”，都應從宣傳效果上考慮。但是需要“壓”的新聞終究是少數，要“搶”的是多數。“後發製人”的情況也有，但是實踐證明，在一般情況下，應該是先發製人，先聲奪人。
中國對外新聞的時效性，還表現在選擇恰當的新聞時機，抓住火候，趁熱打鐵。每逢中國國慶節，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友好國家，都要在新聞媒介和多種活動中介紹中國；每年年終歲首，國外輿論界要對世界形勢和一些國家進行評論；中國領導人出訪，對象國也會增加關於中國的報道。這些都是中國加強對外新聞報道的好時機。當國際性會議討論某些世界人民關注的重大問題時，中國對外新聞工作者也可抓住時機，介紹中國有關這一問題的情況和主張，進行配合性報道。
總之，對外新聞報道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之間是相互聯係的，要辯證地處理。首先，在對外報道中，要處理好黨性和藝術性之間的關係。既要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原則，站在黨的立場上說話，又要講究表達的技巧和方式，避免宣傳味，做到外圓內方。黨性是立場，藝術性是方法，黨性是內核，藝術性是包裝。其次，對外報道要處理好以我為主和有的放矢之間的關係。有的放矢，就是對外報道要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和意誌出發，符合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和人民根本利益，堅持我們的立場。有的放矢，就是報道要看對象，要符合宣傳對象的興趣、需要和接受水平。在對外報道中實行以我為主和有的放矢相結合，就是要找到“我們想說的和外國人想知道的”兩者的結合點，既不能不看對象自說自話，又不能遷就迎合。第三，對外報道要處理好正麵宣傳為主和實事求是之間的關係。既要著重報道中國的光明麵，包括成就、進步和可喜的變化，又要注意符合實際，掌握分寸，不渲染誇大，並且不回避缺點、困難和問題。還有其他一些原則，也需辯證地處理，如處理好生動性與紀律性關係，先發製人與後發製人的關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