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長詩書文牘，多有著述，隻是生於變世，未見流傳。清末民初四川文人胡淦在為李鏞詩集寫的序中提到“子舟大令（縣官雅稱）亦有集待梓”。李道河還寫過一個諷刺喜劇《知事現形記》，由家中子侄排演娛樂。 李道河喜好京劇，當時在會府東街有成都最早的公共戲院“可園”，李道河即為股東之一，時常帶家人去看戲。巴金先生回憶：“父親對於京戲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時候一個戲園裏要添演京戲聘請京班名角，總是由他發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來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總要先在我們家裏的客廳中清唱幾句，自然是父親請他們吃飯。” 李道河自己的小家庭在那個時候可謂比較開明，“在家的時候父親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見他罵過人”（巴金：《家庭的環境》）。在廣元作為知縣，他興辦新學；回到成都作為父親，他也要把逐漸成長的兒子們送進新學，而不是那時仍然盛行的私塾。頭兩個兒子李堯枚和李堯林都先後入讀中學。但是這樣做不是沒阻力的，上麵老太爺（李道河之父李鏞）還在，很多事情李道河是自己做不了主的，可是他努力著。輪到三兒子李堯棠（巴金）該上中學時，李道河病故（死於李鏞之前），“進中學的希望便斷絕了。祖父從來不讚成送子弟進學校讀書，現在又沒人出來替我講話”。長子堯枚中學畢業“名列第一”，本來“希望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學裏去念書，將來還想到的過去留學”；可是李道河卻不得不按老太爺意誌要李堯枚結婚成家，並到成都商業場去做職員。當時李道河對李堯枚“含著眼淚溫和地說下去”，反映出他的無奈、無助與對兒子理想的同情。李道河與夫人陳淑芬都相信西醫西藥，也不顧忌與洋人接觸。總的來說李道河夫婦也尊重家中下人。 巴金先生對他的父親具有深厚感情，在他的不少文章中對父親有著溫馨的回憶。“父親很喜歡我，他時時常帶著我一個人到外麵去玩”（巴金：《家庭的環境》）。巴金把李道河稱為“愛我的人”之一（被巴金用過這種說法的還有母親陳淑芬、哥哥李堯枚和李堯林）。另據巴金先生的侄子李致先生回憶，1941年巴金闊別四川多年後首次回到成都，在大嫂家找到多封父親李道河過去的家書。巴金請大嫂上街為他裱糊好，帶離四川珍藏。這些家書估計都在“文革”中毀於一旦。 有人質疑，為什麼李道河沒有像他的兩個弟弟和幾個堂侄一樣遊學海外？在那個時代，長房長子或長房長孫要對家族承擔著更多的責任，要為長輩和弟妹們做出犧牲。以1911年12月8日成都發生兵變為例，整個大家族撤到鄉下避難，隻留下長子李道河和長孫李堯枚在城裏家中徹夜守護，應對全副武裝前來勒索騷擾的亂兵。所以長子長孫往往不得不放棄很多個人機遇，更別說負笈海外。 由於李道河的政績與學識不凡，當局於1915年4月核準其為第四屆免試知事。同年11月6日由四川巡按使陳宧呈請，大總統鈐印批令免送考詢並予分發任用（《北洋政府公報》）。直到1916年1月30日北洋政府發布的“免於考詢之保薦核準知事”名單（全國共466員，分發四川44員）中仍有“李道河 浙江嘉興人”（《北洋政府公報》）的記錄。不過此時的李道河總理家政、勤勉實業，早已無意於官場了。 李道河早年娶比他小三歲、同為浙江裔的女史陳淑芬，生四子五女。1914年陳氏病故後，他繼娶江西裔女史鄧景蘧，又生一子一女。1917年（民國6年）李道河病故於成都。 注釋： [1]過班：清中下級官員有種種班次。外官中道員為最高班次，稱道班；其次，知府稱府班；再次，同知、通判、知州、知縣稱同通州縣班；最後，佐雜稱佐雜班。凡升遷班次即稱過班，外官通常因保舉或捐納而升撾官階。
正文 勤勉篤實溫和寬厚（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