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篤實溫和寬厚
文史雜談
作者：李治墨
李道河，字子舟，1874年（甲戌，清同治十三年）9月22日申時生於四川，祖籍浙江嘉興，係當代作家巴金之父。
一、關於李道河的歧說
研究或者評論巴金的人很多，往往都從巴金家族曆史開談。有關李道河的各種文字，眾說紛紜，以訛傳訛。多數始於道聽途說，然後加以推理。譬如《巴金圖傳》（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斷言：“巴金的父親李道河是李鏞的長子……，但是他的官運和才幹都不及其父，學識也不及兩個去日本留過學的弟弟”。該作者的《巴金》（當代中國出版社《嘉興文傑》第2集，2005年12月版）在同樣這段話後還加了一句“所以（李道河）過得平平”（第327頁）。這段話又被另一作者一字不差地抄入《巴金的家和〈家〉》（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5頁），但是並未見到這些作者對李道河（子舟公）的才幹和學識提出什麼真實材料。又如論文《新與舊：巴金關於“家”的敘述》（2007年）說“巴金的父親李道河不做詩”，顯然與事實不符。再如關於巴金生平的文章《巴金與小說
》（《新京報》2005年10月19日）說：“辛亥革命開始後，李道河辭官回家”。其中“辛亥革命開始後”和“李道河辭官回家”都不正確。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本文基於對各種史料的發掘，對李道河的生平做一個小考，力圖還原一個真實的李道河。 二、法政學堂的高才生 李道河是當時成都名紳李鏞與其原配夫人武進女史湯淑清的長子（李鏞家族有時與其二位堂兄家族通用大排行，李道河則行三）。 武進湯氏，世世代代，人才濟濟，文思不斷，師資輩出。湯淑清的三叔祖父、道光進士湯成彥就在成都教出了後來的清末大文人繆荃孫。李道河與他的兄弟們當然自幼受業於湯氏舅父。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年，李道河出任四川大足縣典史（《爵秩全覽》、民國《大足縣誌》），翌年3月回到成都。1904年（光緒三十年），他以“過班”[1]知縣身份前往北京覲見皇上，因王大臣驗看不順利而滯留，直到9月份才得到朝廷諭旨（俱照例），發往四川知縣，即回省候補（《東方》雜誌）。可是那時各級候補官員多如牛毛，僅四川就有上千人。四川當時隻有一百四五十個縣，就有五六百人在候補知縣（《成都通覽》）。李道河這一候補就將近五年。 李道河回到成都之後，考入四川通省法政學堂之官班學習。四川通省法政學堂是清末改革產物，為新政準備人才，始於1906年。時任四川總督錫良奉旨飭提學使方旭、候補道周善培在仕學館的基礎上，仿照直隸法政學堂章程創辦官班法政學堂和紳班法政學堂，考取官班六十名（正佐各三十），紳班舉貢生監二百四十餘名（據說這二百四十餘人是從全省一百四十二個縣保送來的一千一百人中篩選出來的），調留日法政大學畢業生、候補知府張孝移任官班監督，留日法政大學畢業生邵從恩任紳班監督。官紳兩班法政學堂實行獎罰製度，學員分最優等、優等、中等、下等、最下等五等。官班最優等者，由川督考察，“果係才誌過人、學業優異者”，予以上奏請獎，並“先行委署”，授給賁職。官班中等者“立予差使”。紳班優等者“酌派襄辦地方共事”。如不及格者，官則“罰谘遣回籍”，紳則“不給憑、追繳學費”。不僅規定嚴明，而且也實施嚴格，以致確有最下等者。官班畢業共五十四名，其中最優等十九名、優等二十二名、中等十三名。紳班畢業二百四十四名，其中最優等三十四名、優等六十六名、中等九十八名、下等三十八名、最下等八名。李道河名列官班最優等畢業（《成都通覽》）。此時科舉考試已經廢除，要是在從前起碼也應該相當於一個舉人。 三、廣元任上的若幹亮點 1909年（宣統元年）夏，上諭批複“廣元縣知縣端秀請假遺缺，以試用知縣李道河署理”（《奏設政治官報》）。由於時值變世，有關李道河在廣元任職的事跡留下來的並不多，目前能找到的隻有六七件事： 1.賑濟災民：《重修廣元縣誌稿》（民國29年版）的《食貨誌》中“賑濟”條有如下的記載：“宣統二年，知縣李道河賑濟一次”。其他地方文獻也記錄著他到廣元縣朝天（樂宣驛）等地親賑饑民。 2.籌備自治：此時正值立憲製萌芽之際，而地方自治是立憲之基礎。因為立憲須以開國會，開國會首先在於地方自治，以培養合格的議員。地方自治就要成立各級議會。《重修廣元縣誌稿》）記錄有：“宣統二年，先成立城、鎮、鄉會，然後選舉成立縣會”。廣元城、鎮、鄉會的成立，是在李道河任上由他主持籌備和完成的。為了籌備自治，李道河首先主持把舊製“六鄉、五十七堡”改劃為“一城、二鎮、七鄉，以五十七堡分隸之”（《重修廣元縣誌稿》），並為此重新繪製地圖。賑災同時李道河親臨神宣驛、樂宣驛（朝天）、元吉堡、宣河堡等地調研和宣講自治。籌備自治是這位官班法政學堂最優等畢業生在廣元任上的一大亮點。 3.增辦新學：清季變法，改書院為學堂。在李道河任職期間，依托新的行政區劃，增辦公立高等小學和初等小學若幹所。 4.興辦行會：教育會（設於廣元縣鷹揚街昭忠祠）、農會（設於先農壇）等都成立於李道河任上。商會（設於下河街四王廟）和圖書館也在他任上得到發展。 5.設改警局：廣元警察局設立於宣統元年，並在宣統二年改為由知縣親自監督並增設守望分駐所（《重修廣元縣誌稿》）。 6.選舉孝廉：1910年（宣統二年）7月“署廣元縣知縣李道河詳送附生王維楨、劉光漢”舉孝廉方正（《奏設政治官報》）。王維楨、劉光漢都是清末四川新政的著名人物。不久劉光漢當選廣元縣會議長，後來還與劉伯承結拜兄弟。（1917年，劉伯承時任熊克武部團長。）劉光漢也是當時四川省八大書法家之一。 7.榮譽清官：在廣元任職期間未殺一人（巴金《最初的回憶》），並有清官之譽。 1910年（宣統二年）冬，“署廣元縣知縣李道河調省（遺缺由成都府水利同知錢茂調署）”（《奏折政治官報》）。這樣，他又回到了省城成都。 四、實業家和文藝愛好者 李道河回省不久，四川保路運動興起，隨即武昌起義爆發。對於這改朝換代的變化，李道河“並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反之，他在家裏“開始做新的國旗”。“他拿一大塊白洋布攤在方桌上麵，先用一個極大的碗，把墨汁塗了碗口，印了一個大圓形在布上，然後用一個杯子在大圓形周圍印了十八個小圈。在大圓形裏麵寫了一個‘漢’字，十八個小圈代表當時的十八個省。……不久，中華民國成立，……又把大漢旗收起，另外做了一麵五色旗”（巴金《家庭的環境》）。 從此李道河離開官場政壇，走入實業。自四川通省勸業道周善培（孝懷）與成都商務總會樊起鴻（孔周）開辦成都勸業場，李氏兩族（即李鏞和李道江叔侄兩房）就多有投入（一說李道江認股多，為勸業場之最），成為大股東。勸業場於宣統二年改名為商業場。在商業場各行各業中，凡是李鏞家族有股份的，名義上都由老太爺李鏞擔任董事，李道河則作為實際代表履行職責。他人緣好，又沒架子，既是法政高材生，又當過知縣，辦事幹練，所以得到廣泛尊重。大家族內事務，雖由老太爺決策，實際上各種事務，也是李道河“總理”。 李道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