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樂府創作緣起於元和四年（公元864年），當時李紳作了《新題樂府》二十首，之後元稹作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白居易作了五十首《新樂府》。元稹說這些新樂府詩是“病時之尤急者”，“雅有所謂，不虛為文”（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白居易當時身為諫官，他把這些新樂府當作另一種形式的諫章，希望能夠“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白居易：《與元九書》）。很顯然，作為樂府詩創作中常見文體的新樂府，到了元白手中，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增添了新的價值。這內涵和價值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講求現實功用。
對此，白居易和元稹還分別做了進一步闡釋。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對新樂府的體式規範、語言聲律、創作動機都做了具體規定，他說：“篇無定句，句無定字，係於意不係於文……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為了推出這種新樂府，元稹更是有意識地顛覆古樂府傳統。他在白居易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說：“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鹹為贅剩。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複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倚傍。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擬賦古題。”（元稹：《樂府古題序》）這是從可歌的角度論述樂府詩發展過程，特別強調了樂府詩諷諭現實的作用和與時變化的重要性，指出寫古題不如借古題以諷諭時事，借古題以諷諭時事不如作新題。這種以功用論優劣的觀點，盡管顯得狹隘，卻也不無道理。然而，元稹尖銳批判古樂府“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鹹為贅剩”，又幾乎全麵否定了古樂府的存在價值。
古樂府一般都有固定的題名、本事、曲調、體式、風格五大要素，後人擬作都需遵循這些要素展開，這約束著古樂府詩在創作時回歸和保持自身傳統。元稹對古樂府的批判，顯然已經完全顛覆了古樂府的創作傳統。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他的古樂府創作就表現出無視古樂府題名、對古題任意改造、甚至完全拋棄古題的現象。《估客樂》就屬於這三種現象中的第二種。
如果從維護古樂府傳統，延續古樂府詩流傳穩定性的角度而言，元稹《估客樂》無疑改造太過。但如果從糾正古樂府創作傳統局限下所造成的大量重複、詩人在固定要素約束下創作時的難以自由發揮、對同一題名本事以外其他題材的表達困難等弊端而言，元稹對《估客樂》的大膽改造，對古樂府傳統的有意顛覆，又是對前人同題創作的一種超越，體現出勇敢的創新精神。他的這種創新，其實已為大力寫作新樂府，做好了充分準備。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