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九大以後近四年的時間裏，全國總工會和各級工會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維護職工民主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工作正逐步活躍起來，這是工會工作指導思想撥亂反正的成果。它說明，隻要端正了指導思想，擺脫了“工團主義”、“經濟主義”的桎梏，把“怕”字當頭換成“敢”字當頭，工會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方麵就有做不完的事情，就可以在這方麵發揮無窮無盡的創造性。而工會在這方麵做的工作和解決的問題越多，職工對工會就越信任，工會與群眾的關係就越密切。同時也可以看出，工會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方麵是不斷遇到阻力的。克服阻力的過程，是堅持原則，同官僚主義、不正之風鬥爭的過程，同舊的習慣傳統和偏見鬥爭的過程，也是同自身存在的種種顧慮和個人打算鬥爭的過程。從全國來看，勇於堅持原則、克服阻力的先進工會組織還是少數。相當多的基層工會在阻力麵前，往往是怕搞壞關係或怕受打擊，有的對本應出麵為職工利益說話的問題不敢出麵，有的則屈從於企業領導的個人意誌和不正之風，損害了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全國總工會和省市工會在支持基層工會堅持原則、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方麵也不夠有力，在宏觀上造成工會堅決代表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形象方麵更缺乏聲勢。這是在落實工會工作指導思想的進程中，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
加強職工隊伍建設和工會組織建設
根據工會九大提出的“把工人隊伍建設成為高度革命化的、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的產業大軍”和“把各級工會組織切實整頓好、建設好”的要求，全國總工會和各級工會抓緊了職工隊伍建設和工會組織建設。
一、工人階級狀況的係統調查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全國工人階級隊伍有了很大發展，到一九八一年底，全國職工達到10940萬人，比一九四九年的800萬人增加了12倍多；工業、交通運輸、郵電、基本建設等係統屬於全民所有製單位的產業工人發展到4600萬人，比一九四九年的300多萬人增加了近11倍。全國職工在城鎮居民中的比重，已由一九四九年的14%上升到60%左右；現代工業的產值也由新中國成立前隻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0%左右提高到占70%左右。這是一個曆史性的偉大變化。這個變化，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於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對於全國整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其他各方麵生活，已經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為了考察全國工人階級在新時期的基本狀況，從各方麵加強工人階級隊伍的建設，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會同全國總工會，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初至四月中旬，就當時全國工人階級狀況組織了一次係統調查。參加調查的有國務院所屬的11個部、局，選擇鞍山鋼鐵公司、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南京無線電廠、大連造船廠、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大同煤礦、大慶石油管理局、鄭州鐵路分局、廣州遠洋運輸公司、北京第三建築工程公司和上海第一百貨商店等11個企業作為重點調查單位，對這些單位的職工隊伍狀況進行係統調查；同時，對上海和江蘇所屬幾個有代表性的大中城市的工人階級狀況作麵上的考察。有關的產業工會和地方工會也參加了調查。調查涉及的職工約27萬人。整理出各種調查資料約50多萬字。可以說，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就工人階級狀況所作的一次規模較大和較為係統的調查。
這次調查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了解職工群眾當時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的認識和接受程度。調查情況表明，絕大多數職工群眾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重大方針政策是擁護的。其中對“實行工作重點轉移”、“平反劉少奇同誌冤案”、“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持讚成態度的人數，分別占到87.3%、90%、90.9%，持不讚成態度的人數，均不到1%（不關心、不知道的約占8%）。這表明對“文化大革命”及其有關的一些重大問題，絕大多數職工的思想認識已經統一到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上來。對於一九八二年初中央提出的“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和“精簡機構”，持讚成態度的人數分別達94.1%和87.3%，不讚成的僅占0.1%和.3%，這說明中央作出的這兩項決策是深得人心的。持讚成態度比例最低的是“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占67.7%，明確表示不讚成的占9.3%，持“不關心”、“不知道”和“其它”態度的分別占6.8%、9.1%和7.2%。所以有30%多的職工沒有明確擁護取消“四大”，一是少數人把“四大”等同於社會主義民主，誤認為取消“四大”就是取消民主。二是多數人認為“四大”本不好，但擔心某些幹部特殊化嚴重，取消“四大”，沒有個形式讓群眾說話、提意見，幹部什麼也不怕了。這表明一部分職工要求有他們方便運用的民主形式。群眾的這種民主要求應當引起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努力給群眾創造和提供更多、更好的民主形式。
這次調查，經過對實際狀況的考察和分析，就有關工人階級隊伍建設的幾個具有理論性和政策性的問題，在《調查報告》中提出了明確的看法和建議。
（一）關於資產階級在中國被基本消滅以後，工人階級還是否存在的問題。
自一九七九年六月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宣布資產階級已經基本消滅以後，國內有不少人認為作為資產階級對立麵的工人階級也不存在了。《調查報告》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它不符合中國社會的客觀實際，隻會導致模糊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不利於工人階級履行自己崇高的曆史使命。被調查單位中存在的忽視工人階級隊伍的建設，放棄對職工進行階級教育，否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差別等問題，都與這種錯誤觀點有關。為此，《調查報告》提出，資產階級在中國大陸被消滅以後，工人階級仍然存在，而且將要長期作為強大的和先進的階級存在，並且對其它階級和階層發生有力的影響，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工人階級的曆史使命，不隻是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消滅資產階級，而且要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消滅工人階級同農民階級的差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從而消滅工人階級自身。這是很長曆史時期的任務，而完成這個曆史任務，為時尚早。第二，資產階級在中國已經消滅，是指這個階級在大陸上已經消滅。而在台灣、香港、澳門和國外，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仍然存在。由於我們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的政策，海外和國外的資產階級向我們進攻、滲透、腐蝕和影響必然大大加劇。這樣，中國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同它進行鬥爭的任務也就大大加重。中國社會主義製度還處於初級階段，還很不完善，經濟體製和經濟生活還有一些縫隙，以致新的剝削分子得以滋生。他們趁著對外開放之機，內外勾結，大肆進行貪汙、行賄、受賄、走私、詐騙等等破壞活動，成為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敵對分子，工人階級對他們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第三，中國的資產階級、封建階級被消滅的時間還不長，封建製度、半殖民地半封建製度被推翻的時間也不長，反革命分子、敵視和破壞社會主義製度的殘餘分子還沒有完全肅清，在一定條件下，新的反革命分子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製度的分子也還可以產生。在人民內部，由於國外和海外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以及國內舊的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也會產生諸如資產階級自由化、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等資產階級和其它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和行為，同社會主義製度、工人階級發生矛盾，也需要工人階級用適當的方法同他們進行適當的鬥爭。
（二）關於正確估計中國工人階級新一代的問題。
七十年代以來，全國工人階級的更新速度加快了。一九八一年底，一九六六年以來參加工作、年齡在35歲以下的年輕工人已達6000多萬人，約占職工總數的60%左右；而且這部分年輕工人絕大部分處在生產第一線。對於這工人階級新一代，企業內外都存在著一種片麵的看法。有些人以年輕工人缺乏老工人那種對黨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樸素的深厚感情，缺乏老工人那種自覺的主人翁責任感、組織紀律性和吃苦耐勞精神為理由，就認為年輕工人的政治素質大大降低了，甚至認為這一代工人已經失去了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調查報告》認為，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是不正確的。應當看到，年輕工人的絕大部分來自工人家庭或其他勞動人民家庭，文化程度較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0%以上），掌握新技術、新工藝的能力較強，視野比較開闊，思想比較活躍，很少保守思想，對改革不合理的現狀具有較強烈的要求，絕大多數人都讚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方針政策。11個重點企業的調查情況表明，年輕工人中好的比較好的占大多數，其中不少人已經繼承了工人階級的優良品質和光榮傳統，成為企業政治工作和生產建設的骨幹。正確估計工人階級新一代，是在工人階級中進行一切工作和活動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適應工人階級隊伍構成的重大變化，必須在依靠老工人和中年工人的同時，把對工人階級的工作重點轉到以年輕工人為主上來。
（三）關於重新向工人階級灌輸共產主義思想問題。
這次調查發現，相當一個時期以來，對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教育和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明顯的削弱，許多企業的政治學習甚至已名存實亡。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雖然已開始扭轉和改善，但同客觀需要比較還相差很遠。在職工隊伍中，相當一部分人的政治熱情有所下降，缺乏工人階級應有的遠大理想；一些人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已相當嚴重。因此，《調查報告》認為，現在完全有必要把重新向工人階級灌輸共產主義思想的任務提到全黨的麵前，要采取各種有力措施，使這項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並使這種教育逐步正規化、係統化，形成一種體係。今後新工人從入廠的第一天起直至退休，在不同時期，要聯係他們的現實思想，施以係統的思想教育。對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教育所要達到的基本目的，就是使全體工人提高對本階級的曆史使命的認識，不斷抵製和清除資產階級思想、封建殘餘思想和其他錯誤思想對工人隊伍的侵蝕，牢固地樹立起共產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並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其它社會生活中發揮工人階級的先進作用。為此，要逐步建設起一支堅強有力的共產主義教育工作者的宏大隊伍。工會係統要加強以工人階級為主要對象的調查研究工作、宣傳教育工作和出版工作。
（四）關於積極而慎重地吸收生產工人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一九七八年以來，由於大批黨員老工人退休，在新工人中發展新黨員數量很少，加上生產第一線的黨員不斷地流向管理部門，造成生產第一線黨員過少的極不正常的局麵。從這次調查看，生產工人中的黨員隻占生產工人總數的5%左右，沒有黨員的生產班組占生產班組總數的40%以上。為此，《調查報告》指出，生產工人中黨員過少，是關係到共產黨的階級性質和黨的群眾基礎的大問題。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如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處於中心地位的生產工人中間黨的力量薄弱，那就難以真正體現黨的階級性和群眾基礎。必須迅速改變生產第一線黨員奇缺，越是艱苦的勞動崗位黨員越少的極不正常的情況。必須從各個單位的實際出發，在繼續抓緊吸收合乎條件的工程技術人員入黨的同時，積極而慎重地接受大批合乎條件的生產工人參加中國共產黨。
這次調查還考察了企業推行職工代表大會製度、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開展先進生產者運動、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等方麵的情況。針對現實存在的一些企業領導幹部忽視職工參加管理企業的民主權利，致使職工代表大會走過場、流於形式；中青年職工實際技術水平高於他們工資等級形成的尖銳矛盾，違背獎金是支付超額勞動的報酬和獎勵成績優異者的性質，致使獎金變成了平均主義的附加工資；程度不同的孤立打擊先進的不良傾向，對先進生產者求全責備，以及在選拔、使用、宣傳先進人物中的弊端等等問題，提出了切實的改進建議。
這個《調查報告》曾分問題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引起了各個方麵的重視，推進了有關問題的解決。全國總工會於一九八二年八月發出關於學習這個調查報告的通知，要求各地、各產業工會加深對工人階級狀況的認識，進一步開展對本地區本係統工人階級狀況的調查，加強和改善職工思想政治工作，做好職工隊伍建設工作，為開創工會工作的新局麵創造條件。之後，各地工會都陸續開展了對職工隊伍狀況的調查研究，並把有計劃地係統調查和切實掌握職工隊伍狀況作為做好工會各項工作的基本依據。
二、開展以職工自我教育為主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國工會九大以後，各級工會根據形勢發展的要求和職工的思想實際，結合工會工作的特點，組織開展了大量的職工群眾自我教育活動。
（一）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
一九八一年二月，全國總工會等9個群眾團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號召，聯合發出《關於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倡議》。倡議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開展以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和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為內容的五講四美文明禮貌活動。隨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公安部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有關部門積極支持這個倡議。群眾性的五講四美文明禮貌活動迅速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各級工會在黨委領導下，與有關部門密切配合，結合各地各行各業的特點，組織職工群眾開展了多種多樣的文明禮貌活動，使各地企業事業單位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文明生產、文明服務、文明經營的新風貌，在職工中湧現出許多拾金不昧、助人為樂、見義勇為、舍己為公、為國分憂的新人新事。為推進這一活動更加廣泛、深入、持久、健康地發展，全國總工會於一九八一年六月在湖南省湘潭市召開了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總工會五講四美活動經驗交流會，提出了長期堅持、不斷提高、克服形式主義和防止走過場的具體措施。
一九八二年二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關於深入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的報告》中規定，每年三月為“全民文明禮貌月”。一九八二年文明禮貌月圍繞3個重點進行，即：搞好環境衛生，解決一個“髒”字；整頓公共秩序，解決一個“亂”字；提高服務質量，解決一個“差”字。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成員和首都各界人民群眾200多萬人走上街頭，打掃衛生，維護公共秩序，宣傳文明禮貌，開展學雷鋒、樹新風活動。從三月一日起，全國各大中城市，都有數萬、數十萬人上街開展治理髒亂差的活動。各單位還針對各自的實際情況，組織開展了單位內部的群眾性文明禮貌活動。從而形成了一次億萬人民自覺地、熱情地、有組織地參加移風易俗、改造社會的實踐活動。在文明禮貌月活動中，各級工會除組織職工參加黨委、行政統一組織的活動外，著重抓了加強職業道德教育，開展創文明班組、文明車間競賽和組織職工參加學雷鋒、送溫暖、“利民服務”活動。山東省參加文明禮貌月活動的職工達到全省職工總數的95%以上，平均每兩名職工為群眾做了一件好事。哈爾濱市僅4個局、2個區就由工會幹部和積極分子近萬人組成2300多個包戶小組，分包5800多戶老弱病殘鰥寡職工，堅持經常走訪，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
從一九八三年起，中央總結了有些地方開展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活動的經驗，提出把五講四美和“三熱愛”結合起來，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同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全國總工會等24個單位發出《一九八三年繼續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的意見》，要求把活動落實到基層，使之經常化、製度化，並把進一步搞好優質服務，建設優良秩序，創造優美環境作為第二個全民文明禮貌月活動的重點。這年的三月三十日，成立了中央五講四美三熱愛委員會，萬裏任主任。
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它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群眾化的一種創造。它把革命的理想、道德、紀律以及文明禮貌的要求具體化、形象化、群眾化了；它在活動方式上，采用倡導的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寓教育於職工生產生活和公益事業建設活動之中，成為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職工隊伍的有效途徑。
（二）主人翁教育活動。
一九八一年十月舉行的全國總工會九屆三次執委擴大會議提出，職工思想政治工作要以提高職工主人翁責任感、樹立主人翁態度為目標。各地工會在主人翁教育活動中，結合本地區本企業的實際，創造了多種多樣的形式。有的開展“三熱愛、做主人、立新功、樹新風”活動；有的開展“爭當合格工人”活動；有的與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結合，有的從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入手；還有的組織職工學習中國近代史，引導職工“不忘國恥，自覺奮起，振興中華”，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吉林省總工會從一九八一年開始，把主人翁教育作為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環節，結合形勢發展和職工思想實際，連續幾年在全省職工中開展“怎樣當好主人翁”、“怎樣做開創新局麵的主人”的討論，引導職工愛工廠，做主人，比貢獻，出現了以廠（礦）為家、愛護公物的人越來越多，獻工大幹、爭當先進的人越來越多的生動局麵。
（三）經濟形勢教育。
一九八二年二月，全國工業交通會議針對城市中有少數人對經濟生活不滿意，個別別有用心的人散布流言蜚語的現象，決定在城市普遍進行一次經濟形勢教育，全麵地算一算帳，讓廣大群眾了解，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幾年中，國家是在什麼情況下來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許多基層工會在經濟形勢教育中，先算全國的大帳：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國家安排回城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和城鎮的待業青年多少，新建城市職工和居民住宅多少，國家每年對農副產品銷售價格補貼多少，職工平均工資增加多少，社會福利增加多少。然後又引導職工算本地本企業本人的細帳，獎金增加多少，每戶耐用消費品增加多少，儲蓄增加多少。算帳的結果是，職工的收入增加了，物價也確實上漲了，但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絕大多數職工的收入還是多了。從而使廣大職工明白了真相，感到黨和政府確實盡了最大努力為人民謀福利，增強了建設四化的積極性和自覺性。
（四）學先進幫後進活動。
大力宣揚先進人物，用先進榜樣來影響和引導廣大職工共同前進，是各級工會普遍開展的活動。在學先進活動中，各級工會既組織職工向著名的勞動模範學習，也注意引導職工向身邊的新人新風尚學習，各地區、各產業、各單位都樹立起大家學趕的標兵，從而構成了宣揚、讚頌和學習先進模範人物的熱潮。這一時期在全國職工中普遍組織學習的先進模範人物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國家、集體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生命不息，為群眾做好事不止的洛陽老集煤廠工人趙春娥；長期忘我工作，刻苦鑽研，勇攀科技高峰，為振興中華奮鬥不息的航天工業部驪山電子公司工程師羅健夫和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副研究員蔣築英等。在全國廣泛宣傳和組織學習的精神文明先進人物有身殘誌更堅，患重病仍堅持學習和寫作創出優異成績的張海迪；堅決靠勞動創造幸福，把10萬元遺產獻給國家的江蘇蘇州絲綢印花廠女工杜芸芸；“繼母勝親娘”，任勞任怨撫育5個非親生子女健康成長的遼寧本溪彩屯煤礦綜合廠職工李墨菊等。在組織職工學先進的同時，各級工會還采取政治上關心、思想上鼓勵、生活上照顧的辦法，開展了幫助後進和失足職工轉化的活動，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