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林肯聽見妻子和一些人用刻薄的言辭談論這些將領時，林肯總是說："不要批評他們，當我們處在他們的地位時，也會像他們一樣。"
如果說誰有權利批評這些人的話，這個人就是林肯了，可是他沒有這樣做。
1861年7月4日晚上，敵方的李將軍開始向南撤退。當時全國範圍連續降雨，造成河水泛濫成災，聯軍依靠天時取得了一次勝利。
敵方李將軍帶領敗軍到達波托麥克時，河水暴漲，根本無法過去，而勝利的聯軍就在後麵追。李將軍和他的軍隊進退兩難，陷於困境。
林肯知道這正是消滅敵人的好機會，隻要把李將軍的軍隊消滅，內戰就可以結束了。
於是，林肯立即給聯軍統帥彌特將軍發出電報，要求他不用召開軍事會議，立即襲擊李軍。
林肯先通過電報發出命令，然後又派出特使，催促彌特立即采取行動……
可是彌特將軍是如何做的呢？
彌特將軍所作出的行動完全跟林肯的命令相反：他首先召開了軍事會議，對林肯的命令遲疑不決；不肯馬上行動。最後河水退去，李將軍和他的軍隊逃出了波托麥克。
林肯知道這件事後，震怒之極："彌特這樣做是什麼用意？老天爺，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敵軍明明已經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了，隻要一伸手，我們就輕鬆把他們俘虜……在那種情形下，任何將領都能把敵人打敗，如果我自己去，已經把他捉住了。"
在沉痛失望之下，林肯給彌特寫了一封信。
自從林肯經曆過決鬥事件後，寫信時，遣詞造句都是極其謹慎的。所以1861年這封出自林肯手筆的信，該是最嚴厲的斥責了。
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親愛的將軍：
難道你不知道由於李將軍的脫逃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嗎？他本來已經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了，如果將他捕獲，再加上最近我們其他地方的勝利，立即可以結束這場戰爭。可是照現在的情形推斷，戰事將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上星期一你不能順利地襲擊敵軍，你又如何能再向他襲擊……我不期望你現在會有多大的成功，因為你已讓黃金般的機會消失掉了，這使我感到無限沉痛。
可以想像一下，當彌特看到這封信後，他將會作何反映呢？
然而事實上，彌特並沒有看到這封信，因為林肯並沒有把這封信寄出去--這封信是在林肯去世後，從他留下的文件中發現的。
對此，後人猜測，林肯寫了這封信之後，沒有馬上寄出去。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之後，他決定把這封信永遠放在箱底。林肯可能想："如果我是彌特的話，我會怎麼做呢？我現在是坐在寧靜的白宮裏，命令彌特進攻，隻要動動嘴皮子就可以了，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了。可是如果我也親自參加了戰鬥，我也看過鮮血，聽見傷者的呼叫呻吟，我會接到命令就進攻嗎？或許我的做法會和彌特一樣。再說了，既然事已至此，我批評他又有什麼用呢？彌特會為自己辯護，認為我不了解當時的情況，從而對我產生惡感，還有可能逼迫他辭去職務。現在的情形不允許出現這樣的事情。"
根據經驗，林肯已經明白，尖銳的批評、斥責，不僅無法達到目的，反而會引發不良的後果。
不直接批評
世界著名心理學家史京納經過實驗發現，在學習方麵，一隻因為做對了事而經常得到獎勵的動物，要比一隻因行為不良而受到處罰的動物學得快。
人類也是這樣，我們用批評的方式，並不能讓別人有所改變，倒是常常引起憤恨。
另一位偉大的心理學家席萊說："我們心裏極希望獲得別人的讚揚，同時，我們也非常害怕別人的指責。"
批評所引起的後果，常常會降低員工的士氣，傷害家人以及朋友的情感，但狀況並不會因此有太大的改變。
江士頓是俄克拉荷馬州恩尼德市一家工程公司的安全協調員，他的職責之一。是監督在工地工作的員工戴上安全帽。他說以前他隻要碰到沒戴安全帽的工人，就官腔官調地告訴他們，要遵守公司規定，必須戴上安全帽。員工雖然接受了他的意見，卻滿肚子不高興，常常在他離開以後，又把安全帽摘下來。
他決定采取另一種方式。當他再發現有人不戴安全帽的時候，他就問他們是不是安全帽戴起來不舒服，或者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然後他以令人愉快的聲調提醒他們，戴安全帽的目的是保護他們不受傷害，所以，工作時戴安全帽是一種自我保護，這完全是為工人著想。
結果，那些在危險工地工作的員工都戴上了安全帽，而且沒有憤恨或不滿情緒。
包布·胡佛是一位著名的試飛員，常常在航空展覽中表演飛行。
一天，他在聖地亞哥航空展覽中表演完畢，飛回洛杉磯。飛機飛行在三百尺的高空中，兩具引擎突然熄火。由於他技術熟練，操縱飛機緊急迫降，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是飛機損壞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