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夢的創造性的研究概況。
自50年代以來，當“眼球快動睡眠”被發現後，眾多科學家就對夢和智能活動的關聯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弗洛伊德把人腦比作一部由顯意識和潛意識構成的機器，有時，一部分顯意識可以變成潛意識，而一部分潛意識也可以通過睡眠、做夢的形式進入顯意識係統。他認為，後一種情況對人的創造性活動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本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生物係教授斯佩裏等人，對裂腦人進行了仔細的觀察和研究，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從而為弗洛伊德的論斷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斯佩裏發現，人的大腦左右兩個半球各有不同的功能，左半腦主管語言和抽象思維；右半腦則主管音樂、圖形等形象思維。兩個半腦通過“聯絡腦”相互作用。心理學家由此推論，顯意識功能主要表現在左半腦，而潛意識功能則主要集中在右半腦。這就是說，右半腦是負責潛思維的。潛意識先於顯意識，人在睡眠或做夢時，顯意識停止而潛意識卻更加活躍。潛意識的活動區域大多在同形象思維有關的右半腦，因而右半腦與潛意識及夢之間有著必然的聯係。
日本的腦生理學家鬆本淳治教授把夢區分為“夢見式的夢”和“思維式的夢”。前者是在動眼睡眠期呈現的，後者雖說是夢，但卻已進入“思維”的狀態，它大多是在徐波睡眠期發生的。心理學家通過實驗發現，動眼睡眠期所做的“夢見式的夢”，大多是以大腦右半球為主導型的夢；而在非動眼睡眠期所做的“思維式的夢”，大多是以左半腦為主導型的。要區分“夢見式的夢”和“思維試的夢”是相當困難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右半腦可以針對左半腦所思考的問題，充分調動形象性材料與之相對應。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顯意識將有待解決的課題作為“指令性信息”傳遞給潛意識，潛意識圍繞著這一中心開始活動，它能夠擺脫現實世界中各種清規戒律或是傳統模式的束縛，對右半腦所存儲的形象性材料進行篩選和重新組合，並且以夢幻等形式僅讓少數幾種有選擇的刺激信息通向顯意識，顯意識對這些形象性的反饋信息進行以抽象思維為主的綜合分析和利用，從而完成創造的過程。
美國女學者卡特賴通過做一組關於夢和智能活動的關聯的實驗後指出，人類經過有夢的睡眠之後，常能從不利的方麵看問題。做夢者經常對不利的環境設想得多一些，夢境的內容也以不愉快的居多，這樣，人通過做夢之後，更能現實地適應覺醒後的環境。1983年，英國心理學家伊凡斯提出一個新穎的論點，認為夢不是偶然形成的睡眠副產品，而睡眠的目的也許恰恰是為了做夢。對一個人來說，清醒時著手的工作會在夢中繼續，如果他在苦苦思索一個問題，夢就可能向他提供有用的意見。伊凡斯指出，人類感受到的夢，是大腦把零星截取到的資料進行有意識地分類和過渡。它如同彩排一樣，將我們可能在期待、盼望或擔心會發生的事情作一次次預演。伊氏的理論從某個角度解釋了夢的機理，闡述了夢與智能活動的部分關係，說明了夢是心理活動極主要的曆程。
最近科學家們在這一研究領域又取得了許多新進展。1985年，美國紐約洛克菲勒大學神經科專家溫森通過多年對人腦內部結構的研究指出，腦在睡夢中可能一直都在處理那些層次上低於自覺意識的思維。大腦邊緣係統必須要有做夢曆程相輔，才能行使判斷種種事故、學習記憶和穩定情緒等功能。如果不作夢，就不能將新得到的經驗並入原有的經驗，也不會有正常生活中的短期回憶。溫森指出夢中之所以能出現靈感，或者出現創造思維，這也許是由於夢境中排除了外界的幹擾，聯想又特別活潑，不受邏輯思維和各種成見的束縛，當白天覺醒時的思索在夢境中繼續下去，所以豁然貫通的機會就比較大了。前不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霍布亞市索爾克生物研究所曾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神經生物學家弗蘭斯、克裏克和他的一位合作者，英國劍橋醫學研究會的克雷姆、邁特海森通過研究認為，人類的大腦皮質在正常的發育和學習、積累經驗的同時，必然會產生一些偶然而且毫無意義的東西(表現為神經細胞之間的聯結)，如果大腦皮質要保持成為一個性能良好的思維係統，對這些多餘的東西就必須加以清除。而做夢，正是一種最有效的方式。它可使大腦“忘卻”那些不重要的事件，清除腦內的無意義聯結，從而使人的整個思維與記憶係統更有效地發揮功能，誘發和促使靈感的產生。
綜上所述，夢與創造思維的關聯的機製問題仍然是一個尚未解開的謎。但各種研究材料已經證實，做夢對於精神活動有影響，特別對注意力、情緒和認識活動有較明顯的影響。夢無疑會給人以靈感，它是人腦的一種工作程序，對白天接受的信息進行去蕪存菁的篩選，促進記憶，促進人類的創造活動。
四、辯證地認識夢的創造性。
人們探討夢與創造性心理的關係，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夢這個創造性資源。夢與創造性思維的關係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我們必須運用哲學觀點辯證地看待和分析它。
首先，因為人人都做夢，因此創造性的夢，人人都可能獲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創造性的夢並不神秘，我們要消除神秘感。其次，並非所有的夢都能產生靈感，在夢中產生靈感也是有條件的。要得到夢境中的靈感，必須具備各種客觀條件，否則，夢僅僅是夢而已。弗洛伊德就指出，夢的形成需要一個來自日常生活的觸發事件，而這個事件必定和某種欲望有實在的或象征性的聯係。第三，由於夢的想象基本上是無意識的、被動的、微弱的心理活動，創造性的夢的發生往往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有時，盡管創造思維在夢中出現了，也會由於創造者的疏忽和夢的信息的微弱而被遺忘。第四，因為夢境往往是不可靠的，所以對夢境中的創造要采取嚴肅、慎重的態度對待。
關於模糊思維的幾個問題
一
近代科學相信宇宙的和諧，以研究自然界的秩序和規律為根本宗旨，因而未把模糊現象放在視野之內。數百年來，模糊以其雜亂無序、朦朧不清而被認為無法研究，又因為它是物質最簡單的或認識的原始與混沌狀態而被認為沒有必要研究。所以，自然界及認識中的大量模糊現象被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忽略了。
科學發展到今天，人們在考察和研究創造性思維機製的過程中，依據人類思維發生與發展的曆史，借用模糊數學、相似論、測不準原理的原則和方法，運用科學哲學、創造學以及現代神經生理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成果，從考察思維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漸進性與突發性的相互關係中，發現了一種新的思維即模糊思維。
模糊思維是人類的又一種思維活動形式。語言中存在著大量的模糊性問題、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具有模糊化傾向、決策科學中可以運用模糊的處理方法。如此等等，舉不勝舉。在人類認識史上，模糊感覺、模糊識別、模糊概念、模糊判斷、模糊推理早已成為人們把握客觀事物本質與規律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科學創造的事例也一再表明：任何創造主體在思維過程中都伴隨著這樣或那樣的模糊性，模糊性自始至終貫穿於創造性思維的各個環節。日本著名科學家湯川秀樹在論述科學創造時強調，“在任何富有成效的科學思維中，……某種東西必須從我們豐富的、但多少有點模糊的直覺圖象中抽象出來”。
科學創造必須體現立體化、多維型的思維要求和規律，任何一種單一的思維形式都無法描述和詮釋科學創造的思維過程。模糊思維對事物的把握不像抽象思維那樣，通過概念、判斷、推理等方法來完成；也不像形象思維那樣，通過選象、想象、顯象等手段去實現。在對思維客體的認識中，模糊思維具有雙重特性，即抽象的理念活動和形象的直覺洞察。正因為模糊思維兼容了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的長處，所以它在把握運動狀態中的事物時具有較強的優勢。模糊思維的整個過程，較之其他思維方式來說具有更加明顯的不確定性。談到模糊性問題，不能不涉及“遊離度”問題。遊離度是人在認識過程中與客體對象發生聯係的相對的統一的不穩固、不確定的變動範圍和程度。如果我們對思維對象的認識不給予一定可供調整的遊離度，我們就不能及時有效乃至靈活地適應和把握思維對象的隨機性和變動性，就會由於我們選擇範圍狹小而增加認識的偏差性和失誤性，因而不能從聯係和變化中揭示思維對象的本質和規律，達到對事物的根本認識和掌握。
運動造就了事物的千變萬化。客觀事物在諸多條件相互製約和相互作用下所呈現出來的遊離性即模糊性，它以客觀事物的性態和類屬邊界為依據，反映在思維中是人在認識形態和認識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模糊思維不排斥形式邏輯中排中律以外的事物性態，不嚴格地區分事物對象類屬世界的明晰界限，而是通過特定條件下的遊離度來進行模糊化認識，進而從整體上推進思維的進程。
二
模糊思維的存在主要有以下幾方麵的根據：
(一)宇宙源於混沌，客觀世界本身存在著模糊性。人們通常用模糊一詞來描述不分明、不清晰、紊亂無序的認識或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它與“混沌”的概念具有相通的一麵。混沌有時形容無知無識的糊塗樣子；有時又指宇宙形成之初模糊一團的景象。中國古代哲學與西方古希臘哲學不謀而合，認為在盤古開辟天地以前，宇宙處於模糊狀態，世界源於混沌。《三五曆》中有“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的寫照，道家名句“渺渺不分上下，昏昏沉沉不辨內外”，勾勒了一種模糊狀態。赫西奧德在其代表作《神譜》中認為，宇宙首先是混沌、模糊狀態，而後才有“諾亞”和“厄洛斯”即“大地”和“欲念”。赫拉克利特、泰勒斯等古希臘著名哲學家都有類似的認識。因而，恩格斯才說，“在希臘哲學家看來，世界在本質上是某種從混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康德—拉普拉斯的星雲假說、大爆炸宇宙論等也從不同側麵揭示了宇宙的原始狀態，論述了混沌與模糊問題。宇宙源於混沌，如果客觀世界根本不具有模糊性，主體的模糊思維就沒有存在的基礎了。也就是說，模糊思維不過是認識主體對客觀世界本身模糊性的概括、抽象和反映。
(二)認識對象相互聯係，事物的發展具有多種可能性。首先，從橫的方麵看，任何思維客體不可能孤立存在，事物本身總是處在與其他事物相互聯結和相互滲透之中，因而往往表現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觀物質世界呈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幅由普遍聯係和相互作用交織在一起，並處在不斷發展之中的畫麵。這種普遍聯係，不僅表現為事物自身特性的多樣化，同時還表現為與客觀環境相互作用的多種方式。而多樣性的本身是隨機性的重要表征，事物以何種方式作用於周圍的其他事物，具有多種可能性和隨機不確定性，因而事物具有相互轉化的必然趨勢。辯證唯物主義充分揭示了客觀世界的內在統一性，進化論以無比充分的事實告訴我們絕對分明和固定不變的界限是不存在的。現代科學也表明：引力作用、電磁作用、弱相互作用、強相互作用都是通過它們的中介物質即引力場、光子、中間玻色子、膠子等來實現的。任何思維對象在發展過程中的任何一個階段上無不具有雙重性：確定性和模糊性。思維對象一方麵是它本身，具有某種質的規定性、穩固性；一方麵又不是它本身，即處在向新質轉化的量變過程中，因而又具有不穩定性和模糊性。其次，從縱的方麵看，任何事物的發展過程並不是惟一的線性鏈條，而是呈輻射形狀，具有多種發展可能和方向。不僅如此，發展鏈條上的環節也並非是絕對必然地相連接，而是存在著多個分支點。在支點上，究竟沿著何種方向向前發展，並不是惟一地由邏輯必然性來決定，而較多地是以隨機躍遷的方式進行的。總之，絕對的同一的固定不變的純粹事物是不存在的。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都存在，同時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產生和消失。”所以，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呈現出亦此亦彼性，這種亦此亦彼性即不確定性，它是模糊性的重要表現方式。倘若思維對象本身沒有亦此亦彼的特性，模糊思維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三)模糊思維的存在還具有腦生理根據。思維是腦的重要機能。現代神經生理學、腦科學和生理心理學等學科在關於腦的功能方麵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知識，這些知識對於揭示模糊思維機製大有裨益。有關材料測定，整個人腦的神經元數量約為1011(一千億)個，神經元之間通過突觸相互聯係。在大腦皮層的一個神經元上，突觸的數目可達3萬以上，整個腦內突觸的數量約在1014—1015之間，這是一個巨大的可能性空間。在這個可能性空間中，突觸如何形成，形成什麼樣的聯係方式，表現為極其豐富的多樣性和深刻的隨機不確定性。人的大腦由兩側半球組成，每側大腦半球在形態結構上大致是相同的。各側半球的皮層都有感覺區、運動區和聯合區，都有相同的皮層下結構。這就是說，中樞神經係統實際上是兩套機構，左右各一。左右半球之間有許許多多的神經纖維相聯，它使兩個腦半球都能及時了解對方獲得的信息，從而實現信息資源的交換和共享。然而，盡管兩個腦半球緊密相連，但它們各自卻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功能。近年來，“割裂腦”的研究成果充分表明，左腦和右腦對於語言性和非語言性信息的處理能力具有很大的差異。美國學者斯佩裏對許多“裂腦人”進行追蹤考察發現：左腦對語言問題能對答如流，而右腦對形狀知覺、色彩知覺和節奏知覺卻有很大優勢。根據這種差異，一些學者認為左腦在邏輯思維方麵的能力較強，而右腦則在形象思維方麵能力較強。那麼，在正常情況下，人們的一切活動為什麼非常協調一致，而並不感到有任何不便和矛盾衝突呢?這便是由於介於腦兩側之間的“胼胝體”的作用和功能。胼胝體具有錯綜複雜的神經纖維束，並能超高速地處理兩半球間的各種信息，使兩半球配合默契，實現功能和優勢的互補。如果我們有理由認為，左右兩半球不同的腦生理機製分別是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腦科學根據；那麼我們就可以標稱，介於大腦兩半球之間的以胼胝體為核心的具有中介性質的聯合體區域便是溝通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另一思維活動形式，即模糊思維的腦科學根據。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也無法將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截然分開，從而也就找到了聯係二者的模糊思維這一中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