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就好像是個連通器，歐洲的被欺淩與被侮辱的傳統最後被來自東方中國的魯迅先生給解決了。魯迅的解決方法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不論海明威、陀斯妥耶夫斯基、威廉·福克納還是卡夫卡，他們的主人公不論走向自我救贖還是自我毀滅，對阿Q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阿Q也經常被欺淩與被侮辱，但阿Q不會把被欺淩與被侮辱太當回事，他的抵抗方法就是麻木和無知，他用最大的努力證明這種被欺淩與被侮辱無非就是“兒子打老子”！塞萬提斯發明歐洲小說並發現堂吉訶德以來，至少在喜劇精神上和魯迅的阿Q相遇。無論堂吉訶德，還是阿Q，他們告訴了我們：生活的本質無非卑微的失敗。
良心對抗暴力
——讀茨威格《異端的權利：卡斯特
利奧對抗加爾文》
宗教改革英雄加爾文決意置人於死地，以“異端”之罪名文火燒死塞爾維特，世界噤若寒蟬。手無寸鐵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悲憤出場了。這個淵博的學者以心平氣和的邏輯，就“異端”清晰而不可辯駁地展開了他的論點，他詰問加爾文：“在使用‘異端’一詞時，我們真正的含義是什麼？”色厲內荏的加爾文就算窮盡《聖經》的深古奧義也無法找到上帝給他預備的答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甲胄在身竭力守護他的獨裁與專製，以伺機撲滅卡斯特利奧燃起的人道和自由之火。卡斯特利奧，這個純潔的人，以前所未有的道德勇氣將眾所周知的常識坦率公布：“反思真正的異端是什麼，我隻找得到一個標準，便是：在與我們觀點不同的人眼裏，我們大家全是異端。”
在獨裁與專製一意孤行的時代裏，卡斯特利奧彰顯了異端的全部品質，即人道和自由。其實何止塞爾維特、卡斯特利奧，宗教改革家路德、加爾文一開始難道不是異端？他們也曾受到迫害，吊詭的是，一旦他們初嚐勝果，就反手將獨裁者的暴力施加於意見不同者，忘記了自己也曾是專製與獨裁的受害者——二十四歲的加爾文，因為倡導路德教義，從法國流亡到巴塞爾。造化弄人，在宗教教義混亂的日內瓦，他接受了後來成為他忠實打手的法裏爾那令人瞠目結舌的籲請，他的一生的輝煌由此奠定。加爾文主持日內瓦的宗教事務，卻將那隻貪婪而恐怖的黑手伸向了世俗，他篤信武力解決一切，包括人的精神自由，他不能容忍異見。茨威格諷刺地說：“如今加爾文進了城，日內瓦便再沒有自由。獨夫的意誌統治了一切。”加爾文極權主義的傑作之一便是控製人們的私生活，在他看來，每個人先天就具有罪犯嫌疑，必得容忍置身於監督之下。於是“宗教警察”這般道德契卡，不容分說染指市民的每一件瑣事：探摸婦女衣服的長短和式樣、檢查發型、數手上的戒指、看櫃子裏的鞋子，這麼說吧，就連廚房他們都不會輕易放過。茨威格憤怒地譏諷道：“待到他走在街上，這加爾文的走狗會豎起耳朵，細聽是否有人唱小曲兒，奏音樂，沉溺於惡魔般邪惡的快樂裏。”除了狗樣般的盤查便是告密製度的盛行，在任何形式的極權統治下，告密猶如一劑毒藥致人上癮，即使連正派人也不能幸免受到恐懼的驅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盤查、告密過後，加爾文又開始禁絕一切令生活快樂有益的事情：演戲、節慶、溜冰、寫信、雕塑、音樂、饋贈等等，“除參加市行政會而外，概莫談及國事。”茨威格問：“一個共和城市，幾十年來慣於瑞士式自由，怎能夠容忍薩沃納羅拉在佛羅倫薩那般嚴厲的獨裁？一個南方民族，生性快樂，怎能夠忍受如此對生活快樂的扼殺？為何加爾文那樣的禁欲者，能夠掃除掉成千上萬的歡樂？”其實加爾文的獨裁秘密並不新鮮，無非手段之恐怖——這世上，確有軟弱的產物忌憚暴力的禁則。
但總有以身試法者直麵慘淡人生，不過他們遭受了加爾文的大開殺戒：在加爾文統治的最初五年，絞死十三人，斬首十人，燒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趕出家門——還不說那些及時逃走躲避恐怖的人們。“新耶路撒冷”監獄爆滿，酷刑遍地，巴爾紮克說加爾文的宗教恐怖統治比之法國革命最壞的血腥屠殺更可憎，“加爾文狂熱的宗教不寬容，在道德上比羅比斯庇爾的政治不寬容更加殘酷。如若他的影響範圍遠屆日內瓦之外，他必會比那政治平等的可怕倡導者造成更多的流血。”
人們屈從於加爾文的極權統治，日內瓦從此冷漠愁苦、單調乏味。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期間，一場罕見的瘟疫席卷日內瓦城，宗教正確被日內瓦人第一次懷疑。加爾文這次卻首鼠兩端，叫他的爪牙遠離病人，堅稱“不可因援手局部，削弱教會整體”，以至人們憤恨這般膽小如鼠的傳教士：“這幫人寧可上絞架，也不進醫院。”可見加爾文和他宣揚教義的虛偽透頂，但他生就鎧甲般的臉皮，不以為恥。卡斯特利奧第一次出場的時候彬彬有禮，這位生性正直而溫順的人，日內瓦新教學院的院長，造訪了加爾文——他需要出版自己翻譯的拉丁文《聖經》，加爾文是書報審查製度的領袖，他需要獲得加爾文的許可，也就是說，一個神學家敲了另一個神學家的門。但卡斯特利奧令加爾文大為不快，出版可以，加爾文的附帶條件是：他要最先讀到譯本，並按他認為合適的方式修改之後，才可以頒發許可。這無疑等於侮辱了卡斯特利奧，雖則卡斯特利奧能以謙卑精神對待自己的著作，在個人的獨立的問題上卻不容討價還價，他將加爾文的傲慢無禮的書報審查製度看成是一種恥辱。加爾文忽然發覺藏在謹慎的謙恭後麵的卡斯特利奧不僅是他，而且是一切獨裁的永恒對手，他必得伺機將卡斯特利奧逐出日內瓦，但他也清楚，這個道德高尚、內心強大的人不會給人以致命的口實。
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日內瓦行政當局一致通過決議：“由於塞巴斯蒂安學識淵博，頗適於做教會之仆人，茲明令任用。”什麼？讓卡斯特利奧做新教傳教團的成員，加爾文勃然大怒，市行政當局竟敢忘了他加爾文將一個精神獨立的人加以委用，他絕對難以接受，他在致法裏爾的信裏為他的反對的辯護晦澀而神秘：“反對此一任命的理由甚為重要。我隻向理事會暗示此類理由，而未公開解釋；同時亦留意不攻訐其名譽，以求保護之，而防止錯誤的懷疑。”加爾文開始捏造不利於卡斯特利奧的口實卻無從下手，隻得勉強從卡斯特利奧的著作中挑選了兩處神學觀點上的分歧，他散布卡斯特利奧行為不端的謠言，市行政當局妥協了。在卡斯特利奧離開日內瓦之前，卡斯特利奧要求獲得了加爾文簽名的關於此事的報告，報告的最後部分原文如下：“無人可誤解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去職之緣由。我們全體宣布，他實乃自願辭去學院院長之職，且其恪盡職守，慎始敬終，躋身教士，亦當之無愧。然情事難料，此絕非卡斯特利奧稍有失檢，其全部緣由有如上述。”卡斯特利奧被加爾文逐出了日內瓦，表麵上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取得了他自知的損失慘重的勝利。二百年後，伏爾泰提到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的壓製，把這件事當做加爾文態度的關鍵證據：“我們可依據加爾文此事裏卡斯特利奧所受的迫害，衡量出這暴君何其刻毒——卡斯特利奧之為學者遠比加爾文偉大，而加爾文嫉妒成性，竟至於將他逐出日內瓦。”不論如何，加爾文遂了心願，卡斯特利奧，這日內瓦新教學院的前院長，立刻因之陷入了艱苦困頓，以至饑不擇食，挨家乞討，但絕不媚向加爾文的獨裁。茨威格評價他“這英勇的受窮，這自願的遭難”。但即便如此，卡斯特利奧對加爾文的真正決戰尚未展開，直到加爾文文火燒死塞爾維特等於決意向每個精神自由的人宣戰，卡斯特利奧才決定以良心對抗暴力。
茨威格說，“命運常滿足於讓一個沒來由的偶然名字眾所周知，就此便叫我們這族類永誌不忘。”他說的是天賦才氣的米圭爾·塞爾維特，此人擁有瞬息即逝的深刻洞察，於哲學、神學、生物學當中左衝右突未免雜亂無章，身體虛弱卻鬥狠逞強，其偏執荒唐乃屬於西班牙人的堂吉訶德性格，孓然一身向現實的風車大動幹戈。他趾高氣揚，不幸的卻是挑戰了日內瓦的主人加爾文。開始加爾文還算對這個執迷不悟的家夥語氣客氣，篤信自己有責任將這個迷途的羔羊領回正確的羊群，豈料塞爾維特的傲慢放肆令他火冒三丈，塞爾維特哪裏知道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疥癬之疾也會讓加爾文懷恨在心——竟敢和加爾文探討《聖經》，並指出他的錯誤。當塞爾維特不能從加爾文那裏要回他的手稿時才突然悟到，跟加爾文這樣的狂熱的教條主義者戰鬥，確實危險。茨威格說加爾文在這方麵“堪稱典型，他僵化刻板，有條不紊。他不似路德那般狂暴，也不至屈從於迸發的激情；他絕不粗魯卑鄙，那原是法裏爾之流的特征。他的仇恨有如利劍，正是一樣的苛酷，一樣的鋒利，一樣的尖銳：那絕非路德式的仇恨，得自於血緣、氣質、激情與積怨。加爾文的仇恨頑強又冷酷，那乃是從他的頭腦騰生出來。這樣的仇恨，記憶力好得駭人。”塞爾維特決計一條道走到黑，秘密出版他那足有七百頁的異端之作，還畫蛇添足地給自己編了一個假名字簽在版本記錄頁上。一五五三年二月，他的書落入了加爾文和那些狂熱的教徒手裏。三月十六日，塞爾維特的假名字在維埃那正式受到控告，但加爾文和那些狂熱分子一無所獲，印刷所居然神秘消失，印刷廠的工人賭咒發誓從沒排過這樣的書，此事隻得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