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貝娜齊爾驚訝地接到當局要她為共產主義分子賈姆·薩奇出庭作證的要求。貝娜齊爾所知道的賈姆·薩奇是一直反對她父親的賈姆·薩奇，至於有關他別的事，她一無所知。但是貝娜齊爾經曆了兩年的軟禁生活，非常渴望有機會談論軍法管製的問題，法庭能給她提供一個兩年來第一次公開發表政治觀點的場所。
3月28日，警察封鎖了從克裏夫頓70號到克什米爾路之間的所有道路，在人行橫道上交叉設置了帶刺的鐵絲網。貝娜齊爾被警察帶去法庭作證。當他們路過街道時，街道上空無一人。為了這個證人，政府大動幹戈了。
原定貝娜齊爾作證一天，但貝娜齊爾對賈姆·薩奇提出的問題答複得非常長，因而作證用了兩天時間。
“伊斯蘭教裏提到了軍法管製這個問題嗎？”賈姆·薩奇問。
貝娜齊爾借機發揮，猛烈抨擊軍法管製。她說：“要明白伊斯蘭教裏是否談及軍法管製的問題，我們應首先弄清什麼是軍法管製和什麼是伊斯蘭教。伊斯蘭教要求我們信奉真主，而軍法管製要我們服從軍事指揮官。一個穆斯林隻能信奉真主。
軍法管製，如果我沒記錯，源自普魯士帝國和俾斯麥時代。為了兼並所征服的土地，俾斯麥廢止了那些土地上原有的法律，用槍杆子強行推行根據他們意誌製定的法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軍法管製也指占領軍的統治。占領軍指揮官的話就是法律。
在殖民主義時代，本土的人民被視為二等公民，被剝奪了選擇政府的權利，被剝奪了根據自己的願望和經濟利益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帝國撤出了大多數殖民地，新獨立國家的人民一時享受到了自由和解放。就是在這一階段，出現了一批推行社會平等和正義的民族領袖，如納賽爾、恩克魯瑪、尼赫魯和蘇加諾。但是，先前的殖民帝國經過形式上的改變，為了取悅於它們自己的人民，自覺或不自覺地決定支持軍人——阿訇集團。而這種集團剝奪了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破壞了有益於指引人民向前進的指路燈。由於蘇聯和美國之間的對抗，這種形勢變得更加複雜。
很多新獨立的國家都處於某種形式的軍人統治之下，然而，一個基於武力的政權同強調協調一致的伊斯蘭宗旨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其次，軍事當局往往是通過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奪取權力的，而伊斯蘭教裏沒有奪權的概念。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伊斯蘭教裏根本沒提到過軍事管製這一問題。”
盡管法庭不允許新聞界人士列席，但貝娜齊爾的慷慨陳詞還是被影印，傳發到報界、律師協會、甚至政治活動分子的牢房。英國的《衛報》曾對貝娜齊爾大加讚揚說：“布托小姐看上去身體不錯，鎮定自若。她的雄辯與才智毫不比以前遜色。”
但貝娜齊爾的病卻越來越嚴重，耳朵疼痛難忍，耳內雜音越來越大。4月的一天晚上，當她正走過會客廳時，突然覺得天旋地轉，她抓住沙發扶手，等著昏眩消失，然而，她眼前卻一片漆黑，接著，昏倒在沙發上。
“快！快！趕緊給小姐請醫生！”家仆急忙跑去對看守說。
不到一小時醫生來了，檢查完耳朵後，醫生對貝娜齊爾說：“你的狀況很危險，得請個耳科專家看一看。”
“如果你不說明我需要有耳科專家，當局會繼續說我的耳朵沒毛病”
貝娜齊爾贏得了這位年輕醫生的同情，他用明確的文字在給當局的病曆上寫明了必須找一位耳科專家給貝娜齊爾看一看。
專科醫生來了，“你的耳膜穿孔”，這位三年前曾為貝娜齊爾動過手術的耳科專家告訴貝娜齊爾，“穿孔引起了中耳和乳突骨發炎。你必須到國外去做顯微手術，我們這裏沒這個條件。我們將不得不把你的顱骨鋸開，那樣極其危險。為了你自己的安全，到國外去治療要好得多，好得多。”
這位醫生坦誠相告：“我能在這裏給你做手術，但我擔心他們會給我施加壓力要我在你麻醉後作手腳。即便是我拒絕，他們也會找別人來幹這種事的。無論如何，你去國外治療要好得多。”貝娜齊爾感謝他為自己健康和安全所做的努力。貝娜齊爾在後來出版的自傳中寫到：“可以說（他）挽救了我的生命。”
貝娜齊爾申請出國治療沒有得到當局的同意。她的病情日益嚴重，左半臉開始失去知覺，耳內雜音使她幾乎聽不到外麵的聲音。醫生每星期來克裏夫頓70號一次，為她清理感染的耳朵，但醫生日益受到刁難。
“你經常開車到海得拉巴去，是不是？”一個警長問醫生，“你有沒有看過電影《死亡的希望》？”第二天，有人匿名給他家送去了那部電影的錄像帶。此後，有人在電話裏威脅他。但醫生一如既往，這令貝娜齊爾深受感動。
盡管母親已經出國，但貝娜齊爾並沒有被人遺忘，她的朋友彼得·加爾布雷思和佩爾參議員仍時刻在關注著她。
1983年6月21日是貝娜齊爾的生日，親戚朋友獲準來為她祝賀生日。
“感謝真主，蛋糕沒遭殃。他們對什麼都不放過，我們一直擔心你還沒切蛋糕，就讓他們先切開了。”薩米碰、薩娜姆和佩而帶著佩麗花了好幾小時做成的巧克力蛋糕一起來了。
在英國的朋友維多利亞·斯科菲爾德等人也沒忘記她。貝娜齊爾後來得知，6月21日牛津辯論社宣布為在監禁中過生日的貝娜齊爾體會靜默一分鍾，這通常是在前主席去世時才享有的殊榮。
那天晚上，信德省軍法管製執行官阿巴希將軍突然光臨克裏夫頓70號，這令貝娜齊爾大吃一驚。因為當天上午，看守要貝娜齊爾去見阿巴希將軍，但貝娜齊爾嚴辭拒絕了。她沒想到阿巴希將軍房然屈尊自己來到克裏夫頓70號。
“我知道你病了”，阿巴希將軍說，“我是名軍人，但並不意味著我對你不關心。別忘了，我們兩家相識已經有好幾代了。你要能去國外治病是最好不過的事情。可不能給我們在政治上製造麻煩。”
貝娜齊爾當時並不知道齊亞·哈克政府正麵臨著西方尤其是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巨大壓力。她把阿巴希將軍的來訪看作是將軍想觀察一下她的精神麵貌，估計一下如果她獲準出國，將會幹些什麼事。因而，貝娜齊爾裝著急於去國外治療，然後立即回國。由於對外麵的形勢一無所知，貝娜齊爾卷進了一場新的政治運動中，因此差點失去獲得自由的機會。
隨著8月14日巴基斯坦獨立日日期的臨近，“恢複民主運動”發起了為恢複民主進行的第二次群眾運動。貝娜齊爾在克裏夫頓70號內積極響應，她認真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閱讀報紙，了解運動的發展狀況。她還冒著巨大風險，同人民黨領導人在附近的中東醫院和拉卡納秘密設立的辦公室保持聯係。
與以往不同的是當局沒有在運動剛開始時即加幹涉。貝娜齊爾秘密寫信給人民黨的幹部，告訴他們對外國外交官及報界說些什麼，要他們堅持住這一勢頭，不要讓當局有時間對運動進行鎮壓。貝娜齊爾深知一旦信被發現，她出國就醫將毫無希望，而且可能會被送回監獄。為了消除看守們的懷疑，她裝做十分虛弱，有意識地將眼睛盯著地毯，使看守們認為她病入膏肓，顧不上考慮別的問題了。
“告訴貝娜齊爾，讓她用我的名義發表一個聲明”，布托夫人請人轉告貝娜齊爾。貝娜齊爾立即坐到電子打字機前，打下了鏗鏘有力的一行行字：
“我愛國的、英雄的同胞，我尊敬的兄弟姐妹們，我勇敢的兒女們……我們這場運動的宗旨是非暴力反抗。六年來，我們遭受了迫害和壓迫，我們要求恢複民主的呼聲不被理睬，我們的人民被監禁、被處死。這些我們已經受夠了。我們呼籲所有的公共汽車司機停止開車，所有的鐵路工人不去上班。我們呼籲警察以你們達都的兄弟們為榜樣，不要向無辜的人民開槍，他們是你們的兄弟。不要害怕這場運動。它為的是人民、窮人和孩子，為的是不讓他們繼續遭受貧窮、饑餓和疾病的煎熬。為你們的議會，為你們的政府，為你們的憲法奮鬥！隻有這樣，才能產生為人民利益著想的政府，才能廢除隻屬於一小撮人及其走狗的政府……”
反抗運動如火如荼，成百上千的人在運動中失去了生命，齊亞本人也差點被殺死。政府終於被激怒了。10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軍隊開始了武力鎮壓。據估計，有800多人被殺，不少婦女遭到軍隊的侮辱。
這期間貝娜齊爾的病情也在日益惡化，頭腦裏嗡嗡亂響，眼前一片漆黑，並且發生暈眩，完全失去了平衡感，整天想嘔吐、聽力下降了40分貝。
“如果病人仍在監禁中接受治療，我不能對她的健康負責。”醫生11月告訴內務部秘書說。鑒於此，當局批準了貝娜齊爾去醫院治療。
12月底當局終於將貝娜齊爾和薩娜姆的護照、簽證表格和外彙表格拿了去，並對貝娜齊爾和妹妹說：“訂機票吧。”
1984年1月10日晚11點30分，當局派人來到克裏夫頓70號對貝娜齊爾說：“你今晚走，還有幾小時可收拾一下。”
貝娜齊爾迅速用打字機給人民寫下了最後一封信：“英勇的黨員和親愛的同胞們，由於健康原因，我就要離開祖國了。我渴望得到你們的許可，希望你們為我祈禱，為我祝福……。”她在聲明中說，她去歐洲之後，將與她的母親、人民黨終身主席布托夫人商量國家大事，商討巴基斯坦的政局。她高度讚揚了那些為在巴基斯坦恢複民主、進行英勇鬥爭而犧牲的烈士們。貝娜齊爾表示，她將努力把“爭取憲法管理，省的自治，民主和經濟平等的鬥爭繼續下去。”
就要離開克裏夫頓70號了，多少往事曆曆在目，7年來發生了那麼多的事，好像做了一個長長的惡夢。
深夜2點30分，薩娜姆和貝娜齊爾飛往瑞士。貝娜齊爾不知道齊亞·哈克為什麼選擇這個時間放自己，後來彼得·加爾布雷思告訴了她其中的原因。原來彼得到南亞來時，帶來了一封由外交委員會主席和佩爾參議員簽名的信，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允許他去見貝娜齊爾。巴基斯坦政府對彼得的請求沒有答複。第二天早晨，美國領事館告訴彼得，貝娜齊爾在半夜過後不久便被送走了。
1984年1月11日來臨時，貝娜齊爾終於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