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霍夫曼定理
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作了開拓性的研究，提出了所謂的霍夫曼定理，其內容主要是：在工業化進程中消費資料工業的淨產值和資本資料工業的淨產值之比是不斷下降的。霍夫曼認為，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消費資料工業的生產在製造業中占有統治地位，資本資料工業的生產是不發達的；在第二階段，與消費資料工業相比，資本資料工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消費資料工業的規模.顯然還比資本資料工業的規模大得多；在第三階段，消費資料工業和資本資料工業的規模達到大致相當的狀況；在第四階段，資本資料工業的規模將大於消費資料工業的規模。
美國經濟學家列昂惕夫開創的投入產出分析法把產業結構理論定量化。投入產出分析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研究和分析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投入與產出的數量關係，利用投入產出表和投入產出係數推斷某一部門經濟活動數量關係，利用投入產出表和投入產出係數推斷某一部門經濟活動的變化對其他部門的影響，計算為滿足社會的最終需求所需生產的各種產品總量，井分析國民經濟發展和結構變化的前景。投入產出分析法是產業結構分析的一種重要工具，但由於它是靜態分析的方法，並以同質性和比例性作為分析的假定前提，因而這種方法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說來，它適用於短期而不適用於長期分析，適用於分析而不適用於預測。
2、開放型產業結構理論
（1）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
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一書中提出了絕對成本說。他認為，各國按照絕對成本的高低進行國際分工，就必然使各國的生產要索從低效率產業流入高效率產業，從而使資源合理配置和產業結構優化。
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於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對斯密的絕對成本說作了進一步的發展，提出了比較成本說。他認為，各國不應按絕對成本，而應按比較成本或相對成本進行國際分工，以獲得比較優勢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日本經濟學家蓧原三代平發展了李嘉圖的靜態比較成本說，提出了著名的動態比較成本說。認為，產品的比較成本是可以轉化的，從某一時點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劣勢的產業，從發展的眼光看卻有可能轉化為處於優勢的產業。因此，對那些潛力巨大且對國民經濟有重要意義的產業，不但不應放棄它的發展，而且要扶持它的發展.使之成為強有力的出口產業。日本政府依據動態比較成本說製定了扶持苦幹幼小產業的政策並在實踐中取得巨大成功，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汽車工業。日本的汽車工業在扶持幼小產業政策的保護下，經過短短二十幾年的發展，從1955年的年產量6.5萬輛提高到1980年的1140萬輛.並成為日本第一大出口產業。和開放型產業結構理論
（2）要素稟賦論與列昂惕夫反論
著名的要素稟賦論是瑞典經濟學家俄林繼承並發展其師赫克謝爾的學說，在1933年出版的《城際和國際貿易》一書中提出的。這種理論認為，比較成本差異產生的原因在於生產要素稟賦差異。因此，各國應從事自己擁有優勢生產要素的那些商品生產，通過自由貿易重新分配各國生產要素，以實現國際商品價格的均等化。這種理論是對比較成本說的完整化。
後來，列昂惕夫用投入產出法對1947年英國200個產業的產品進行檢驗時，得出了與俄林的觀點剛好相反的結論，即列昂惕夫反論。英國是資本密集型國家，但美國的進口商品中資本密集型產品占優勢，出口商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優勢，這與要素稟賦論的描述剛好相反。要素稟賦論與列昂惕夫反論的分歧是出許多複雜因素造成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事實背景不同。前者是以澳大利亞、挪威、荷蘭、烏拉圭、阿根廷等不少國家的外貿情況為事實背景提出的，而後者則是以美國的外貿情況為事實背景提出的。後來，西方經濟學家關於進出口商品價格的研究，就是根據各國不同的情況進行的，某些國家某個時期的情況符合要素稟賦論，而另一些同家另一個時期的情況符合列昂惕夫反論。
（3）“發展型式”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錢納裏把開放型產業結構理論規範化和數學化，提出著名的“發展型式”理論。他和他的助手們在—些基本假設的基礎上.從大量觀察值中選擇了10個基本經濟過程來描述幾乎所有國家發展的基本持征.並用27個變量規定了這10個經濟過程。然後把收入水平和人口數據作為外生變量對所有這些過程進行一致的統計分忻，構造了反映結構轉換的主耍變量典型性關係的“發展型式”。為使分析的結果更廣泛地適用於各國和各種經濟過程。錢納裏進一步使用了幾個基本的回歸方程對“發展型式”理論複合回歸，得出—個具有—般意義的“標準結構”。根據“發展型式”理論，總結構變化的75%一80%發生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00美元一1000美元的發展區間，其中這最主要的積累過程和資源配置過程都將發生顯著的、深刻的變化。可見，錢納裏的標準結構對於揭示入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結構變動之間的關係具有更大的價值。
當然，發展型式理論也從有—定的局限性.因為標準結構與實際結構之間的偏差隻能作為衡量產業結構狀況的參考，而不能作為切實可行的標準，理由是：①標準結構是幾十個國家結構狀況的一種平均狀態，而實際上，由於各國的要素稟賦與人口狀況存在較大差異，各國的產業結構難免與這種“平均狀態”存在偏差，因此這種偏差不能說明實際的產業結構是否協調或失衡的問題。②標準結構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對象的，它排除了製度因素對產業結構的影響，而在實際上，社會製度的不同也會導致產業結構很大的差異。因此，就連“發展型式”理論的創始人，對其應用效果也是有相當保留的。
（二）結構調整理論
1、“二元經濟”理論
所謂“二元經濟”(two-parteconomy)，是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概括為兩大部門：一個是主要使用勞動力生產的農業部門；一個是主要使用資本生產的非農業部門。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成長過程，都包含著從農業經濟到二元經濟，再從二元經濟到現代經濟增長這樣兩個過程，這就是“二元經濟”理論。它是當代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
在農業經濟向二元經濟轉變過程中，從農業部門看：一方麵出現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部門的大量轉移；另一方麵由於剩餘勞動力的外流，出現了人均收入水平相剩餘率的提高，而這正是從傳統農業走向現代農業的前提條件。從產業結構成長過程看，首先獲得發展的是需要資本投入較少的輕工業，這和該發展階段以農業為積累主要來源是一致的。以後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費指向發生了從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轉向以非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的變化，由此誘發對基礎工業的需求。這時產業結構的成長過程，也相應地進入到以基礎工業和重加工業為主導的重工業化階段，到了從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一元經濟或同質經濟)轉換時期。
“二元經濟”理論也稱劉易斯二元結構理論。提出二元經濟理論的第一人並不是劉易斯，而是荷蘭的社會學家波克(Bek)。1953年他考察了印度尼西亞後提出了這麼一個觀點，即現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是一元的(或說是同質的，即農業和工業在完全傳統社會也是一元的，同質的。如典型封建的社會或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而發展中國家卻有二元結構。這是由於引進了資本主義的力量，使其結構成為不同質的“二元性”，即一方麵是資本主義經濟，另一方麵則存在傳統經濟，稱之為“二元經濟”。後來，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在這一觀點啟發下，把二元經濟理論發展成為一種模式。費景漢和拉尼斯等人又在劉易斯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為劉易斯—一費一一拉尼斯發展模式(Lewis-Fei-Ranis Model)。
劉易斯從新古典學派的經濟發展觀點出發，認為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一般都具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結構或部門：一是維持生計及最低生活水平的，以傳統方式進行生產的農業部門；另一個是以現代方式進行生產的城市工業部門，這一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遠比農業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要高。 在這種宏觀經濟結構下，由於城市工業部門是由市場調節和以利潤為取向的。因此，這個部門不存在任何隱性失業。相反，在傳統農業部門，由於其生產經營由習俗和行政調節，又存在大家族這一製度基礎。因此.在勞動人口過於擁擠和土地相對稀少時，隱性失業可能性極大，隱性失業的勞動力和其它來源的勞動力構成了勞動後備軍，創造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進而使“通過壓低現代工業部門工資，將勞動剩餘轉化為資本剩餘”的劉易斯發展方式成為可能。
二元經濟理論首次強調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差異性，為探索經濟發展開創了全新的道路，而且它還把經濟增長和剩餘勞動力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和工業化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相一致，因而它是建立在曆史經驗的基礎上的，對當今發展中國製定產業發展戰略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也正是此種意義，赫爾希曼認為：劉易斯模式“奇跡般池從有關不發達的簡單命題中引出了典型不發達國家的全部運動規律，以及一整套內容廣泛的對內對外經濟改革建議”。
但這種理論有兩個缺陷：一是沒有足夠重視農業在促進工業增長中的重要性；二是沒有注意到農業由於生產率提高而出現剩餘產品，應該是農業中勞動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由於這兩個不足之處.使得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理論指導下，采取了犧牲農業、片麵追求城市工業增長的產業發展戰略，而這種產業發展戰略非但沒有消除二元經濟結構，相反使二元反差進一步拉大，從而使經濟起飛的夢想成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