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劇作在日本譯本較多，《雷雨》有１９３６年影山三郎、邢振鐸的譯本，還有１９５３年影山三郎的譯本。《日出》有奧野信太郎、佐藤一郎（１９５４年）、鬆枝茂夫（１９６２年）、內山鶉（１９８２年）的三種譯本。《原野》有飯塜容（１９７７年）的譯本。《蛻變》有鬆枝茂夫、吉田幸夫（１９５４年）的譯本。《北京人》有三種譯本；服部隆造（１９４３年）、鬆枝茂夫、吉田幸夫（１９７１年）、吉村尚子（１９７５年）。《膽劍篇》有黎波譯本（１９６４年）。
當曹禺在東京都立大學會見了佐藤一郎、鬆井茂夫、飯塜容等日本曹禺研究專家時，他感到格外高興，他們促膝而談，自由地交換看法。他事先曾說，他十分感謝這些日本的學者，做了那麼多紮實而深入的研究，這充分反映了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盡管曹禺麵前簇擁著鮮花和榮譽，但是，同他接觸多了，總覺得他內心隱隱地埋藏著苦惱，縈繞於心的是強烈的青春般的創作欲望，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常這樣感歎地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寫得太少了，我不應隻是寫戲，還應該寫小說，寫散文，寫更多的東西。”他對采訪他的記者也說，他還要拚命寫幾年，寫出一部較好的作品來。在這種時候，他年輕時代的那種按捺不住的習性和焦灼，還依稀可辨。他很清醒地估計自己，對自己並不滿意，但卻又是無可奈何。如果他甘心服老，那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他常處於一種身心矛盾之中。
１９８３年，他從日本訪問歸來，巴金因不慎摔倒骨折而住院，這使得他格外心情不安。看見老朋友躺在病床上，那麼痛苦地受著折磨，他幾乎每天都要去看望巴金，默默地守候在那裏。在他的一生中，這位老朋友以他真誠和無私的心，給了他許許多多的幫助，對他寄托著深情的厚望。他又想起巴金寫給他的信：
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這封信是１９７９年寫的，後來收在《隨想錄》第六章之中。如今三年過去了，曹禺仍然沒有拿出東西來，守著臥床的老友，他不免感到愧疚。他依然生活在那種扯不斷、剪不開的頻繁的社會活動之中，任黃金般的時間流淌過去。想到這些，他又怎能不急躁，不苦悶呢！？
從外邊看來，曹禺是令人羨慕的。他有那麼多頭銜、那麼多讀者，他有那麼多榮譽、那麼安適的生活；但是，曹禺的心情卻是人們難以理解的。阿瑟·米勒就曾經在他寫的文章中，表示過他對曹禺的不理解。
事情是這樣的：
１９８３年春，阿瑟·米勒應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邀請，來京執導他的《推銷員之死》。他和曹禺可以說是老朋友了。一次，曹禺邀請他到家作客，作陪的有英若誠等。吃午飯時，曹禺突然從書架上拿來一本裝幀講究的專冊，上麵裱著著名畫家黃永玉寫給曹禺的一封信，他逐字逐句地念給阿瑟·米勒和在場的朋友們：
家寶公：
來信收到。我們從故鄉回京剛十天，過一周左右又得去香港兩個月，約莫６月間才能轉得來。事情倒不俗，隻可惜空耗了時光。
奉上拙詩一首，是類乎勞改的那三年的第一年寫的。詩刊朋友向我要近作，而目下毫無詩意抒發，將信將疑從匣中取出這首給他看，卻說好。人受稱讚總是高興。但這詩不是好，是公開的私事滿足了人的好奇心而已。不過我老婆是衷心快意的，等於手臂上刺著牢不可破的對她的忠貞，讓所有的朋友了解我當了３６年的俘虜的確是心甘情願。歌頌老婆的詩我大概可以出一個厚厚的集子了，隻可惜世界上還沒有這麼一個經得起肉麻的出版社。說老實話，真正地道的情詩、情書、情話，怎麼能見得人？偉大的魯迅特精熟此道，說是“兩地書”，買的人圖希奇，打開看來卻都是正兒八經，缺乏愛情的香馥之感。全世界若認真出點這種東西，且規定人人必讀的話，公安局當會省掉許多麻煩，人到底太少接觸純真的感情了。
曹公曹公！你的書法照麻衣神相看，氣勢雄強，間架縝密，且肯定是個長壽的老頭，所以你還應該工作。工作，這兩個字幾十年來被汙染成為低級的習俗。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滿實實在在的光耀，別去理那些瑣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應該：“全或無”；應該：“良工不示人以樸”。像伯納·蕭，像伏爾泰那樣，到老還那麼精確，那麼不饒點滴，不饒自己。
在紐約，我在阿瑟·米勒家住過幾天，他剛寫一個新戲：《美國時間》，我跟他上拍練場去看他邊拍邊改劇本，那種活躍，那種嚴肅，簡直像雞湯那麼養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輪流開車走很遠的公路回到家裏，然後一起在他們的森林中伐木，斫成劈柴，米勒開拖拉機把我們跟劈柴一起拉回來。兩三噸的柴啊！我們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飯桌邊吃飯。我覺得他全身心的細胞都在活躍，因此，他的戲不管成敗，都充滿生命力。你說怪不怪；那時我想到你，掛念你，如果寫成台詞，那就是：“我們也有個曹禺！”但我的潛台詞卻是你多麼需要他那點草莽精神。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也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籮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誰也說不好。總是“高！”“好！”這些稱頌雖迷惑不了你，但混亂了你，作踐了你。寫到這裏，不禁想起莎翁《馬克白》中的一句話：“醒來啊馬克白，把沉睡趕走！”
你知道，我愛祖國，所以愛你。你是我那一時代現實極了的高山，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如果能使你再寫出２０個劇本需要出點力氣的話，你差遣就是！艾侶霞有兩句詩，詩曰：“心在樹上，你摘就是！”信，快寫完了，回頭一看，好像在毀謗你，有點不安了。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上給你。
祝你和夫人一切都好！
晚黃永玉謹上
３月２日
我還想到，有一天為你的新作設計舞台。
永玉又及
我還想貢獻給你一些雜七雜八的故事，看能不能弄出點什麼來！永玉又及
這是燃燒著對朋友的熱愛、極親切又極盡激勵的信，它確實打動了曹禺的心，所以他把它珍藏起來，那麼恭恭敬敬，也敢於把它念給朋友聽。
阿瑟·米勒是這樣寫的：“這信對曹禺的批評，用字不多但卻相當激烈。曹禺念著信的時候，神情激動。信是用行書寫的，字跡凝重。在英若誠為我翻譯時，他妻子、女兒、英格和我在一旁聽著。當念完他那親切的稱呼，接著念那段江郎才盡的哀歌時，我想，這隻不過是在開玩笑，在說中國式的機智的俏皮話。雖然嚴厲，但最後會筆鋒一轉，那嚴厲的口氣也就會緩和下來。但這封信卻一狠到底。我真不明白當曹禺恭恭敬敬地（如果不是柔情一片的話）把這封信裱在專冊裏，現在又把它念給我聽時，他是怎麼想的。”阿瑟·米勒感到茫然了，居然把別人批評自己的信念給別人聽，他不明白，也不理解。但這卻真正是曹禺在混沌中的清醒和真誠。從我自己的感受來看，他很少同我談他解放後的創作，他總是搖搖頭，擺擺手，不願提起它。隨著接觸增多，我越來越覺得他有一種難言的苦悶和痛苦，他並不是那種沉迷於掌聲中的人。我似乎感到他心底的東西，被一層又一層的東西遮掩著，但他又掩飾不住。他覺得他寫得太少了，他確有著許多懊悔，幾乎來不及挽回的懊悔。他沒有怨誰，他怨自己，責難自己，但這又不是他個人能承擔得了的。一次，談到黃永玉給他的信，引起他的感慨：最近從報紙上看到袁偉民對運動員講的一段話，他說：“不要被金牌的壓力卡住，心裏有東西墜著，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發揮出來。”這很有啟發。我就總是有東西墜在心裏。心裏墜著東西就寫不出來。
魯迅說，他寫的是“遵命文學”，他是遵真理之命，而不是哪一個領導人。多年來，我寫戲都是領導上交給我的任務，我也寫了幾個，有的也沒寫出來，像河北省的抗洪鬥爭，像私營工商業改造，都搜集了不少材料，沒有寫出來。現在歲數大了，更寫不出來了。我７７歲了，後悔讀書讀得雜，讀得亂，好像沒有讀透過一本書。解放後，總是搞運動，從批判《武訓傳》起，運動沒有中斷過。雖然，我沒當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動了。做人真是難嗬！你知道“王佐斷臂”的故事吧！戲曲裏是有的。陸文龍好厲害啊，是金兀術的義子，把嶽飛弄得都感到頭痛。是王佐斷臂，跑到金營，找到陸文龍的奶媽，感動了奶媽，把陸文龍的真實遭遇點明白了，這樣才使陸文龍認清金兀術，他終於明白了。王佐說：“你也明白了，我也殘廢了。”這個故事還是挺耐人尋思的。明白了，人也殘廢了，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讓人明白是很難很難的啊！明白了，你卻殘廢了，這也是悲劇，很不是滋味的悲劇。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太多太大了。
我是真想在８０歲的時候，或者是８０歲之前，寫出點像樣的東西來！
好像他心中有著許多許多的話，想了許多許多的事情，有著說不盡的感慨。他深深地懂得觀眾和讀者的期待，也深深理解朋友們的願望，他是多麼想寫啊，寫點像樣的東西來啊！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４日，南開園沐浴在早晨八九點鍾的溫暖陽光之中。正是慶祝國慶節的日子，大中路兩旁林立的彩旗，在微風中飄蕩著。馬蹄湖畔，周恩來手書“我是愛南開的”紀念碑，在陽光中熠熠生輝。
早就傳出了曹禺要回到母校來的消息，師生們準備歡迎他的到來。
母校是關懷他的。為了祝賀他從事戲劇活動６０周年，祝賀他７５周年誕辰，特地召開“曹禺學術討論會”。
在隆重而簡樸的開幕式上，南開大學校長滕維藻教授，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祝賀他６０年來在戲劇活動和戲劇創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祝他健康長壽，並代表師生向他贈送了禮品。曹禺致答詞時，表達了他對母校的深摯的感激之情。他說：“５５年前，也是這樣一個金黃色的秋天，我告別了美麗的南開園。半個世紀過去了，又回到母校，這裏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我永遠忘不了南開對我的培養和教育，我的一生是同南開聯係在一起的。”
人生七十古來稀！
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了７５個年頭。他從南開走出去，今天又回南開來，接受母校的一片熱忱，一腔摯愛，怎不令他感慨激動呢！
他常說，“人生有許多事是很奇妙的”。當他７５歲的時候，又回到故鄉，回到母校，觸景生情，引起他許許多多奇妙的回憶。
人生的確是奇妙的。事先誰也沒有想到，直到我在草寫這最後一章時，才發現了這個奇妙的巧合：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５日，正是陰曆８月２１日，恰好是曹禺的誕生日。大家陪著他去探望他的舊居，這真是最好的紀念了。
人老了，總是懷舊的。前些年，他曾和李玉茹回到天津，也曾去找過他的舊居。但是，卻沒有找到。這次，可能是因為房子經過了粉刷，恢複了原來的樣子，竟很快找到了。他的舊居原來在天津意租界二馬路２８號，現在改為河東區民主道２３號。當他發現了舊居時，他興奮極了：“就是它，就在這裏。”久遠的記憶，突然清晰地出現在眼前了，他像孩子那樣抑製不住喜悅。他的眼睛分外明亮，他的話像打開閘門一樣傾泄出來。他指著馬路旁邊的樓房說：“不錯，絕對不會錯的，這一家姓蕭，那一家姓陳，我真像是在做夢一樣啊！”
走進２３號院內，是一座三層樓房。他說：“這是我家最先有的一幢房，後來租給一家公司了。”走進樓裏，他還有些兒時的印象：“這是大客廳，那邊是小客廳。那時我很小，姐姐也住在這裏，就是在這裏，她教我識字塊的。還有表哥劉其珂，他在這裏住過。”他進到原先的大客廳裏說：“在那時看，這間客廳大極了，現在看來很小。那時覺得大得不得了，真奇怪啊！”
看來，他不願意在這裏久留。這裏還不是他最懷念的地方。他回到街上，指著馬路斜對過的一座樓房說：“啊，那就是韓詩桁的家。”在２３號門口，他說：“就在這個地方，我小時候，這裏排著一溜兒人力車，天津人叫腳皮啊，不要問價錢，上去就坐。”他又指著２３號右邊的一個很精致的樓房說：“看，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個妓女，忘記了是個什麼闊老爺，花了一萬塊錢，把她買來作姨太太，這個小洋樓就是專門為她蓋的。為什麼叫金子，一萬塊錢，太貴重了，像金子一樣。那時，我們都想看看她是個什麼樣子，她不大出來，偶爾，夏天她洗了澡出來，在平台上晃一晃。長得很美喲，不俗氣，不是大紅大綠，像個神仙似的，很文雅的樣子。真奇怪啊！她住的這個房子一點也沒有變。”
這時，不是別人來攙扶著他，而是他帶著大家朝一個胡同口走去，神采奕奕，滔滔不絕地講著：“就是在這個胡同口，經常看到農民，逃難的災民一頭兒挑著鍋，一頭兒挑著孩子。晚上，叫得很慘很慘啊！段媽就給我講她們家鄉的悲慘的故事。“這是個死胡同，裏邊的一個小樓才是我住得最久的地方。”隱藏在胡同裏的一座兩層小洋房出現在眼前了。他走得很快，還沒進去，就指著樓下的一個窗子說：“這就是我擱東西的地方，絕對不會錯的。”
平時，我到他北京的家裏，見到他，有時感到他行動遲緩，十分疲倦，說話長了，就有時忘記了說到哪裏。一副老態。可是，現在他好像變了一個人，連他上台階都不要低頭，好像憑著他的感覺就一階一階地踏上去。幾十年過去了，依然是那麼熟悉，這使我格外驚訝！人的童年的記憶，真是都刻在神經裏了。
一進樓門，裏邊黑漆漆、陰沉沉的。我似乎感到當年這座樓裏的抑壓和鬱悶。樓道的光線太暗了，牆壁，煙熏火燎都變得烏黑了。兩邊堆放著雜物，顯然住的不隻一家，破舊不堪。此刻，我心中掠過一陣淡淡的悲哀。
曹禺指著一間房子說：“這是我的書房，還有一個小書童伴著我，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這裏，翻譯莫泊桑的小說，讀易卜生，讀《紅樓夢》，看閑書，都是在這裏。上高中時，也在這裏溫習功課。”
好像許多記憶一下都湧來了，也分不清時間順序。他的回憶跳躍性很大，忽而說到這個，忽而又跳到另外一個片斷。他突然對我說：“你上次說到沈敏基辦的講習班，那是國共合辦的，實際上是共產黨辦的，就在這裏填的表。還在這裏學英文打字，讀四書五經，有好多老師教過我。
“還有一個姓王的小朋友，外號叫王傻子，人非常忠厚，我們一起讀書。不是念《三字經》、《百家姓》，姐姐都教過我了。那時，已經是五四運動了，讀《左傳》、《春秋》，還有《魯濱遜飄流記》。這個小客廳，教我的還有一個大方先生，他還教過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給我講他寫的《項羽論》，我記得第一句的四個字：‘叱吒風雲’，講起來搖頭擺尾。我記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錢，幾個姨太太喲，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遠不生火的。”
房主人把他讓進原來他家的小客廳裏。一進去就說：“這個房子沒有變化。”他用手杖指點著，“這裏放著沙發，這兒是書桌，還有一張床。真奇怪，過去的事情竟然記得這麼清楚。“這個小客廳，有一件事忘不了。有一個李補耕喲，他一來就到這裏，穿著長袍馬褂，等著父親下樓來見他。父親從樓上慢騰騰地走下來，也是擺著架子。他一見父親就磕頭、跪拜。我父親也不客氣。這個人靠我父親當了縣知事，撈了不少錢啊！後來，他再來就和我父親對著抽鴉片煙，他的夫人和我母親對著抽鴉片。
“那時，真是烏煙瘴氣喲，哥哥在樓下抽，”他用手杖指著樓頂天花板，“父親母親在樓上大客廳裏抽。那間大客廳，北洋軍閥的大政客黃郛來過，還有黎元洪的姨太太也到這裏來過，周七猴也來過。你知道，就是我父親的那個《雜貨鋪》嗬，都是在那裏寫的。
“記得小的時候，很害怕，就在樓上搭一個床，我父親很喜歡我。我１５歲的時候，他還背著我。他高興的時候，就背著我，在屋裏走啊，走啊！
“想起來了，還有一個‘來福’，是一隻小狗嗬，我和它一起睡，一邊玩。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養小動物。一天，它突然不見了，再也沒有回來，這是對我打擊最大的一件事。現在一閉眼就能看見它的長相，不像獅子狗那麼好看，黑白狗，非常懂得人性。”在他的語氣中有一種傷感。
到二樓去，樓梯的光線更加昏暗。走到樓梯拐彎的地方，他在昏暗中指著旁邊說，“這是廁所”。陪同的房客說：“是廁所，您還記得這麼清楚。”他說：“我住這座樓時，八九歲了，一切都清楚極了。”他指著左首的一間屋子，“這是我父母的臥室，緊接著的這間，就是那些名士經常來的大客廳，在那裏聊天抽鴉片煙”。進到原先他曾住過的一間小客廳裏，“還是原來的樣子，沒有變。我１５歲生疹子，就住在這裏，父親和母親都不放心。在這裏，他們照看比較方便。”他指著牆壁說：“就在這裏搭了床，病了一年，出疹子，身體很弱很弱。”
他指著屋外通向平台的一個廳堂說：“那邊是我們吃飯的地方。我最怕吃飯，父親就在那裏發脾氣，罵大街。”一時間，那種可怕的場麵，那種墳墓般的寂靜和沉悶的空氣，好像彌漫在周圍，感到異常的憋悶。
在廳堂通向平台的門口站住了，他指著門說：“到了過年的時候，把它擋起來，供上什麼牌位，祭品，香燭。”在幽暗中好像飄來香燭燃燒的氣息，他靶立在那裏沉思了片刻。又領我到平台上，望著前麵的樓房，又數說起來：“這個樓房是姓王的，非常有錢，是他們自己蓋起來的。那個房子不認識。你看，這就是王傻子的家，他父親是個買辦，王傻子到這裏來讀書，不要他的錢，送兩袋棒子渣給老師。這個人很可愛，一塊演戲，文戲武戲都演喲！一起玩，在院子裏。我和他一起乘電車去看電影，無聲電影，記得還看連台本的電影，驚險片，嗬，是《馬瑞匹克弗》，在光明電影院，就在惠中飯店附近。那時還沒有惠中飯店，也沒有勸業場。”幾次講起他兒時的朋皮，都給他帶來美好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