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月４日到７日，應法國外交部的邀請，到巴黎作了短暫的訪問。在巴黎，他參觀了一些名勝古跡，特別是他和國際戲劇協會秘書長讓·達爾維特進行的會談，是十分歡愉而友好的。他表示希望中國能參加國際劇協，以便同各國戲劇界進行更廣泛的藝術交流。
回到北京，又開始了訪美的準備工作。這次，是應美國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和美中藝術交換中心的邀請去講學訪問的。費正清、楊振寧都是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委員。美中藝術交換中心，是於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日創立的，主要負責人是周文中，哥倫比亞大學藝術院的副院長兼音樂教授，曹禺這次訪問，都是由周先生安排的。
波音７０７在太平洋上空飛行，透過舷艙望著藍色的太平洋，又想當年同老舍一起乘史格脫將軍號赴美訪問的情形。一晃幾十年過去了，老舍先生已作古人，曆史是那麼遙遠但又是這樣貼近。當年，他離開美國時，曾想著再次訪問美國，不過，應是在祖國強大的時候，他終於如願成行了。此時此刻，他的心情同３５年前是迥然不同了，這次隨同他訪問的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演員英若誠。
訪問的第一站是紐約。紐約依然像過去那樣繁華，到處都是聳入雲霄的摩天大樓。上次是美國國務院接待，這次，倒是真正的民間交流，因此更為純真而熱情。特別是美籍華人學者、作家朋友們，更是傾注滿腔熱忱，歡迎這位早就傾慕的老作家的到來。
在紐約最重要的安排，是觀看《北京人》和《日出》的上演。３月２５日晚，在紐約曼氏劇場上演《北京人》，導演肯特·保羅（ＫｅｎｔＰａｕｌ），舞台美術昆亭·秋瑪斯（ＱｕｅｎｔｉｎＴｈｏｍａｓｓ），劇本是由一位香港的留學生ＬｅｓｌｉｅＬｏ翻譯的。《北京人》深受美國觀眾歡迎，得到美國同行的稱譽。前來陪同曹禺觀劇的老朋友阿瑟·米勒，把此劇稱之為“感人肺腑和引人入迷的悲劇”。曾家的小客廳布置得十分出色，古色古香，頗具美感，隻是小道具鴉片煙槍有些失真。這也難怪，即使在中國，許多人也沒見過這種玩意兒。演員也都是中國人的麵孔，這使曹禺感到格外驚訝，原來這些演員多係亞洲人。曾皓祖孫三代的扮演者都是日本人，江泰的太太曾文彩也是位美籍日本人，瑞貞則是朝鮮人，愫方、思懿，江泰、陳奶奶都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演員。江泰演得格外出色，他的台詞中有一段是北京的大小館子的名字，都采用意譯的辦法，聽來饒有趣味。曹禺在大洋彼岸看到此劇的演出，心中十分激動。這出戲是很難演的，中國味道很濃，竟然演成這樣，也夠難為這些美國朋友了。演出結束後，他衷心地感謝導演、演員和舞台工作人員，激動地說：“演出好極了！演員、導演、舞台設計，以及所有有關的朋友們都非常嚴肅熱情地演出了這個戲。這次演出表達了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是美中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日出》和《北京人》幾乎是同時上演的，地點在印地安那大學。他覺得《日出》演得比《北京人》更好些。他對美國朋友們說：“看了《北京人》和《日出》這兩個戲，你就會明白，中國人為什麼非革命不可。今天的曆史已經完全證明，中國人民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一個偶然的機會，也許是觸景生情吧，他回憶起１９４６年訪美期間，曾協同一位美國朋友李吉納爾·勞倫斯（ＲｅｇｉｎａｌｄＬａｗａｒｅｎｃｅ）整理過《北京人》的英譯本。但是，此書並沒有出版。這次人們卻告訴他，《北京人》早就在紐約演出過。１９５３年４月間，在紐約西城５４街１２１號的ＳｔｕｄｉｏＴｎｅａｔｖｅ演出的，劇本的譯者就是那位勞倫斯先生。他很懷念這位朋友。１９７９年阿瑟·米勒來中國訪問時，同曹禺建立了親密的友誼，這次，輪到他作東道主，在３月２８日的歡迎會上，他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演。阿瑟·米勒特別強調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說文學戲劇是超越國界的，熱情稱讚曹禺的劇作，說一談到曹禺的戲劇，就使他聯想到俄國、美國的戲劇傳統，稱譽《雷雨》的結構是很有氣魄的。他還特別談到曹禺在“四人幫”統治下的苦難遭遇。曹禺在這個會上發表了學術演講，對中國戲劇史作了簡明的介紹，博得與會者的歡迎。
在紐約他出席了大大小小的會議，會見了許多美國朋友，如著名的劇作家瓊斯（ＬｅｒｏｉＪｏｎｅｓ），辣媽媽實驗劇團的創辦人黑人婦女都華（ＥｌｌｅｎＳｔｅｗａｒｔ），還有美籍華人作家李歐梵、夏誌清等。在百老彙大街蓉園有一個座談會，參加者多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老師，其中不少人都是在北京長大的，同這些同胞談起來，使曹禺增添了一種故鄉溫暖之感。這些老師中，不少人又是“曹禺迷”，這就更多了談資。當這些朋友告訴曹禺，許多大學都把曹禺的劇本當作課文講授時，他十分高興。
４月１２日到１５日，到印第安那大學訪問，由羅鬱正、李歐梵安排，到達普魯明頓，下榻於印大學生聯誼中心，他和英若誠住在一個頗有氣魄的套房內。在羅鬱正家裏的一次聚會，一時羅家門前車水馬龍，到會的人有５０餘人。在印大觀賞了由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教授導演的《日出》，曹禺發表了題為《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話劇的創作》的講演，並回答了與會者提出的問題。整個會場的氣氛由始至終是輕鬆而熱烈的。印大國際研究院的院長，特意送給曹禺一件別出心裁的禮物：一把導演用的座椅。曹禺答謝說：“我一定要繼續寫作，我自己寫不完，我會叫我的兒女來寫，也會請朋友們繼續寫。”
４月２０日，到達美國西海岸的舊金山訪問。在柏克萊接受了遠東學係和中國研究中心的宴請，晚間在陳若曦家裏聚會，作陪的有李歐梵、白先勇、水晶，主人特別置備了中國茶點，大家開誠相談，從國內政治經濟到劇壇影壇的種種情勢。４月２２日，在柏克萊的大學生中心“棕橡樹室”，曹禺再一次作了學術演講，談了中國戲劇的發展情況。在回答一些美國朋友的問題時，他感到他們對中國並不了解，就此，他說：國與國之間，尤其中國和外國，常有神秘的“幕”存在。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曆史問題、生活習慣、個人思想的不能理解。此外還有一種東西，就是老希望人家生活形態要和我們的一樣，所以滿清時代，您老人家到我們家來，我們正處在挨打的情況下，就自然呼您們為“洋鬼子”。這個稱呼自然不禮貌。後來，您把我們打怕了，老百姓不怕，官吏是真怕，這些官吏就改稱您們為“洋大人”。直到現在我們與外國有極複雜的關係，中國有３０年的隔閡，但始終是一條心，我們就有“外賓”的稱呼，現在則叫“貴賓”。曆史是這樣的奇怪，我們得用顛倒的方式來看自己破碎的路。
此次赴美訪問，增進了中美文化界的交流，海外有過不少報道。如夏誌清寫的《曹禺訪哥大紀實——兼評〈北京人〉》，劉紹銘的《君自故鄉來》，水晶的《長夜漫漫欲曙天》，這些報道觀點不同，角度各異，但均可看出海外僑胞、美籍華人作家增加了對祖國的了解，對曹禺及其劇作也均有坦爽的評價。夏誌清在開始接觸曹禺時，頗感失望，但在幾次接觸中增進了互相理解。曹禺曾去聽他講課，並把《王昭君》贈他，另外還贈他一件小小的禮品。夏誌清說：“禮物是一隻淺綠色的小象，看來是由一塊雪花石膏ａｌａｂａｓｔｅｒ雕刻而成的，非常晶瑩可愛。曹先生雖然記不清我的中文名字（所以稱我為‘Ｃ·Ｔ·夏教授’），顯然對我不無好感，臨走前還托人帶給我一本書，一件禮物，真的很為其友情所感動，先在這裏道一聲謝，並祝他在訪遊美國期間，珍視身體，多多保重。”對曹禺劇作的評價也在變化著，他說：“我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裏，對曹禺批評較苛，惟獨對《北京人》另眼相看，認為它比《雷雨》、《日出》、《原野》好得多。……後來劉紹銘寫曹禺博士論文，同意我的看法，也肯定《北京人》為曹禺真正的傑作。這幾年因為教書的關係，每年重讀一遍《雷雨》、《日出》，《雷雨》我一直認為不佳，對《日出》卻增加了不少好感，曹禺處理銀行經理潘月亭、書記李石清、小職員黃省三三人之間的關係，尤其精采。有機會真想把曹禺全部作品看一遍，再來評斷它們的高下。”寫過《曹禺論》的劉紹銘，在同曹禺的接觸中，也修正了他過去評價的偏頗。他說：“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寫《曹禺論》，我對他劇作的評價，會高得多。我對《雷雨》和《日出》二劇批評得極不客氣，理由不外是那時我剛念完比較文學的課程，眼中盡是希臘悲劇以來的西方戲劇大師，而把曹禺的作品與易卜生、契訶夫和奧尼爾等人，平放著來看，那曹禺自然吃虧些。”如果沒有偏見，隨著他們對祖國現實和曆史的深入了解，相信會對曹禺及其劇作作出更加客觀而公正的評價。
占去他時間最多的是社會活動，但並未因此使他對新時期話劇的發展失去關注。不管他多忙，大凡有新劇出來，他總是要看的。他注視著、思索著話劇創作中的問題，他關心著青年劇作家的成長。
打倒“四人幫”之後，話劇創作在一段時間是相當繁榮的，在衝破思想禁區上領了先，如《報春花》、《救救她》等社會問題劇久演不衰，受到觀眾歡迎。但是，他卻十分銳敏地感到，在一些社會問題劇中所存在的問題，談了一些很有見地的看法：我剛讀過《文藝報》上發表的孫犁同誌的《文學和生活的路》，談得很深刻，他那麼解釋文學的真實性、文學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當前，我感到有個極大的問題，無論寫戲，寫小說，寫什麼東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並不反對，但是，怎樣體現這種思想性，這就是個問題。現在一出戲，有個官僚主義者，另外必有幾個正麵人物是代表正確思想的，於是按兩種思想寫成兩種人物，形成兩種思想鬥爭，這樣寫成一部劇。當然不是那麼笨拙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終避免不了這麼一個套子。這種戲需要不需要呢？當然也需要，這就是社會問題劇，針對當前社會上的許許多多的問題寫出戲來，看這些戲也是讓人激動的，覺得講得有道理。過去隻敢寫生產小隊長、大隊長的毛病，現在思想放開了，甚至連老幹部都敢寫出他的問題來。但是，我覺得這樣寫下去，是很令人擔憂的，這是一條很狹窄的路。如果把文學僅僅搞成政治需要什麼就表現什麼，該解決什麼問題，就寫什麼問題，比如《權與法》，這部戲即使全國都上演了，是不是“權與法”的問題就解決了，就不再搞特權了，這很難說的。為什麼說這樣寫的路子是狹窄的呢？你們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個問題限製住，不是被一個問題箍住了，他們把整個社會都看過想過了，觀察生活思考生活的範圍比較開闊，也比較深入，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作家規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寫出讓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讓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遠很遠，去思索人生，思索未來，甚至思索人類。《紅樓夢》、《水滸》沒有鮮明地提到某一個社會問題，卻把整個社會反映出來了。《戰爭與和平》、《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是這樣。看見什麼問題，就寫什麼問題，看見什麼人物就寫什麼人物，不是真正從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深思熟慮過的，真正在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動過的，就拿來寫，這樣的戲寫出來，也許可以感動一時，但不能感動永久。我是不讚成這樣一種寫法的，我覺得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的文學藝術太講究“用”了。為什麼我們不能創作世界性的作品？這是頗令人深思的。《戰爭與和平》、《複活》在我們看來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它確有世界性。我們總是寫那些“合槽”的東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合”一定哲學概念之“槽”，一個蘿卜一個坑，這樣是寫不出好東西來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麼預先規定的主題。我以為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道路和發展前景是十分廣闊的，應該是一片一望無際、繁花叢生的大地，碧綠碧綠的草原，牛羊遍野，一派生機，天地廣闊。我真是盼望有無愧於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作品問世啊！不久，他就寫了《戲劇創作漫談》，發表在《劇本》１９８０年７月號上，更深刻地論述了這些問題，在戲劇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關於戲劇創作，他寫下了一係列文章，有滔滔宏論，也有短小劇評。他談古代戲曲，談現代戲曲，談莎士比亞，談易卜生，談奧尼爾，也談自己的創作經驗，談導演，談表演，也談及舞台美術。即使是短短一篇，他決不應付。有時應報刊之約寫一篇劇評，他也是反複琢磨，數易其稿。他想的是，哪怕三言兩語，也要對人有所裨益，有所啟發。有一次《文藝報》約他寫一篇《上帝的寵兒》的劇評，催稿很緊。頭一天寫就一稿，讀來不盡其意，翌日清晨起來重寫，直寫到午後兩點鍾，那種叫真的態度，對於一個有病的老人，委實令人感動。在這些文章中，凝結著他畢生創作的經驗教訓，也蘊含著他對當前創作的沉思，有熱情的期望，有睿智的見地。也許他覺得不能再奮力寫出新作，便把一腔希望都寄托在整個劇壇上，期待中青年人寫出偉大作品。他無心作理論家，但是，無論是長篇談話和短篇小品，都耐人尋味。愈到後來，他的文章寫得愈精萃。像《〈莎士比亞研究〉發刊詞》、《作莎士比亞知音》，都是兩千字的文章，但卻是言簡意賅，妙語連珠，深蘊哲理意味。他所寫下的關於懷念郭老、懷念老舍和田漢的文字，少套語，有真情。在他諸多文章中，有幾篇是值得稱道的傳久的文章，如《我對戲劇創作的希望》、《和劇作家們談讀書和寫作》、《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等，都是在文學藝術界為人稱道的好文章。
在他所有的談戲劇的文章中，能看出他所探尋所強調的方麵：一是他強調寫人，強調認識人的價值、尊嚴和力量，探尋人的靈魂的秘密。他借對莎士比亞、奧尼爾等人的評論，引導人們對“人”的發現和認識。他說：“有史以來，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學巨人們教給人認識自己，開闊人的眼界，豐富人的貧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導人懂得‘人’的價值、尊嚴和力量。莎士比亞就是這樣一位使人類永遠又驚又喜的巨人。”他以為自古以來的文學大師，都是對“人”有深刻見解的人，他說：“戲劇的世界是多麼廣闊、遼遠而悠久！可交流的知識與文化，尤其是對於‘人’的認識，表現得多麼美麗，多麼翔實，又多麼透徹啊！如果從古希臘到現在，把這幾千年來的戲劇大師們從墳墓中喚醒，請這些對‘人’有深沉見解的人們，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戲劇大家到中國的上海，飲幾盅龍井，喝幾杯茅台，讓他們互相認識‘中外古今’的同行，談談夢一般的思想，詩一般的感情，把心中還沒有說盡的話對麵講，溝通溝通，那會是多麼偉大而又不可想象的盛會啊！”顯然，他把戲劇大師們看作是最懂得“人”、最了解“人”、最尊重“人”、對“人”有著透徹深刻見地的巨人。因此，他不止一次同中青年劇作家講，要去了解人，要探索人的靈魂的秘密。他說：
人心不同，各如其麵。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麵貌，我們要放開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靈。要不怕艱難，探索他們的靈魂深處，是高貴的還是齷齪的？親愛的作家們，不要滿足於已有的生活知識，不要滿足於已經知道的人物性格。隻有勇敢地、艱苦地探索人物的靈魂，在生活中開闊眼界，才知道應該寫哪一種人，甚至於怎麼寫。這些意見，是切中時弊的。
二是他強調作家要讀書，要提高文化修養。在文學藝術創作隊伍中，突出地暴露出一種非學者化的傾向，文化修養較差，知識麵不廣，視野狹窄。曹禺從他切身的創作經驗中深深體會到，一個作家要有生活，同時要有學識和膽識，而後者則是要靠刻苦攻讀、勤奮思索才能獲得的。他是最懂得舞台和舞台藝術的。他曾說：
舞台是一座蘊藏無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獄，是天堂。誰能想象得出藝術創造的甘苦和艱辛呢！學習舞台知識、技能與藝術；探索世界一切美好的修養與人性的秘密；取得心領神會、活脫脫地表現各種人生境界的本領；積累多少深刻理解與偶得穎悟的舞台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