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隻有社會主義時代才可能產生的舞台藝術形象。”但是，也有些評論家以為把王昭君的形象“寫得太高了，不真實”，寫得“理想化”了。陳祖美指出：“作者對於王昭君的描寫中，雖有較好的藝術處理，但總的說卻表現了一種明顯的為了理想而忘掉曆史的情況”；“特別是在戲的後半部中，無論從人物性格、情節及某些重要細節等方麵考察，都不符合對曆史劇真實性的要求，沒有達到周總理提出的‘隻有忠實於史實，才能忠實於真理’的要求。”王季思、蕭德明也認為“後半部分對王昭君和呼韓邪單於兩個形象的塑造在某些方麵有拔高的傾向。”③
而對《王昭君》所達到的藝術成就，都作了充分地肯定，認為曹禺不愧是一位傑出的劇作家，雖已暮年，曆盡滄桑，仍然閃露著藝術才華。陳瘦竹、沈蔚德認為《王昭君》是“一部抒情詩劇”，“他在《王昭君》中，以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更大膽地運用獨白來展示王昭君和呼韓邪藏在心靈深處的思想感情。劇中有自由詩體和有韻律的獨白，有歌唱和音樂。此外還有孫美人所引起的悲怨淒楚的哀感，大草原所特有的雄渾壯麗的景象，以及在民間傳說基礎上生發出來的關於金色大雁的意境。所有這些，都使人覺得《王昭君》不同於曹禺過去的劇作，具有抒情詩劇的風格”。④特別是孫美人的形象塑造受到有口皆碑的讚許。閔抗生說，孫美人“是一個６８４曹禺傳
③
④《讀〈王昭君〉》，《鍾山》１９７９年第１期。《〈王昭君〉的曆史風貌和時代精神》，《文藝報》１９７９年第９期。《從〈王昭君〉看曆史劇的傾向性和真實性的關係》，《文學評論》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王昭君〉的曆史風貌和時代精神》，《文藝報》１９７９年第９期。494
包含著豐富的生活內容與藝術內容的深刻而獨特的悲劇形象。她是曹禺同誌熔多種多樣藝術手法於一爐，精心雕塑的一件藝術珍品。她表現了曹禺同誌特有的抒情風格，深湛的藝術功力，和令人驚歎的、隻有大師才有的藝術才能”。環繞著《王昭君》曾經產生一些爭論，特別是在思想解放的氣氛中，對它的爭論是一件好事。林幹的《試論王昭君藝術形象的塑造》是晚出的一篇文章，他的意見還是比較中肯的。林文說：對《王昭君》“我個人的看法是，優點：第一在於他的主題思想和政治傾向正確；第二，能擺脫舊昭君戲中陳辭俗套和不采用《西京雜記》野史和《琴操》的傳說故事，並把昭君的藝術形象，第一次描繪成一個對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漢匈兩族的和平友好關係作出一定貢獻的人物，使昭君以‘和親使者’的身份出現，合乎曆史的真實。這是曹禺劇本的精華所在，也是他劇本的成功之處。而他的美中不足則在於：第一是劇中的戲劇色彩不夠濃厚，‘出塞’一段情節空白；第二是劇本缺少匈奴人和遊牧民族的生活氣息；第三是其他情節安排、人物藝術形象的塑造等還有不夠理想的地方，個別虛構有時也距離曆史的真實較遠。但話劇劇本受空間性和模擬性的局限很大，劇作者往往力不從心。隻有電視劇、電視連續劇或電影才能為劇作者提供更多更大的用武之地。”的確，這個看法比較客觀公正，確有可取之外。
《王昭君》在慶祝建國３０年的會演中，贏得一片讚譽之聲曹禺為這次盛典獻上一份厚禮，他把他對祖國的美好祝願都寄寓其中了。
劫後餘生，喜事接踵而來。
１９７９年１２日１６日，一輛黑色的小轎車在複興門外大街上朝著天安門方向駛去。但是，車到廣播大廈的十字路口，卻向左拐進禮士路，直驅月壇居民辦事處。原來是曹禺和李玉茹去那裏辦理結婚登記。
其實，早就傳出了曹禺和李玉茹行將結婚的消息。最早在香港報紙上有所披露。當一些老朋友問曹禺時，他還不敢承認。大概他也未能免俗，快７０歲的人啦，還結婚，不好意思。他們去登記時，也遇到這種尷尬的場麵。曹禺回憶說：“那年我已經６９歲了，都那麼老了，我對玉茹說：‘總不能等到７０再結婚吧！’就這樣去登記了。辦事處都是些青年人，我們真不好意思，那種場麵，是難為情的，所以，老朋友問起也是這樣。那天還好，道了姓名，他們很熱情地把我們引進另外一個房間，辦了登記手續。回來對女兒們講了，她們也都沒有意見。四屆人大期間，是趙尋同誌以請巴金的名義，搞了一次晚宴，就算是結婚的儀式了。”婚後的生活是幸福的、和諧的，這對於曹禺的晚年來說是太需要了。他說：我是很感謝玉茹的。這幾年，我兩場大病住院，都是她來照顧我。你知道，她也是有許多工作的啊！她的照顧是兒女們不能代替的，我很需要她的幫助。最近，她寫《青絲恨》，我提了意見，我還給她講了一個月的《哈姆雷特》。我也不能拖累她。但對玉茹來說，是更不容易的啊！
李玉茹這個人性格孤僻，她很小就唱紅了，她母親管她很嚴，所有的錢都是她母親掌握，不讓她沾一分錢；“你演戲，我管錢。”她母親就是這樣一個人，被京劇界稱為“四大名媽”之一。“文革”時，來了好多人抄了一個星期，硬是把錢財抄光了，人也被打死了，挺慘的啊！所以，她對名啊利啊是看穿了的，她還要好好搞戲，事業心是很強的。我們倆生活得很美滿。曹禺同李玉茹的結合，也不是偶然的。他們早就相識。但更重要的是，這種結合更帶有時代的悲喜劇的色彩，劫後餘生的共同命運把他們連結在一起來了。
李玉茹是這樣回憶的：我是曹禺的觀眾和讀者。早在北京中華戲曲專科學校讀書時，我就看過中國旅行劇團演過的《日出》，還有《蛻變》，我就知道曹禺了。１９４６年，我到上海，加入了周信芳劇團，認識了吳性栽，是他出資成立了文華電影公司。這個人雖說是個資本家，但很喜歡藝術，喜歡結交藝術界的朋友。他每個星期都請我們吃飯，就在那裏認識了曹禺，還有佐臨、金山。那時，我對他是很崇敬的。他也願意接近我們。他酷愛京劇，他正想寫一部反映藝人生活的戲，就有機會在一起扯談，也常去曹禺家裏。每次去，看到他書架上有許多好書，我那時年輕，很幼稚，很想學習。受他的影響，買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兩線無戰事》、《包法利夫人》等。曹禺對我說：“你要讀些新小說，讀些外國小說，這對你演戲、對你的藝術成長是大有裨益的。”曹禺和方瑞也到我家來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４８年，這一段時間，我和曹禺接近較多。我記得我還把自己寫得不像樣子的古詩拿給曹禺看，是他影響我對新文學發生了興趣。我還記得，在他當時送給我的書中，還有一本灰色封麵的《新民主主義論》，可惜那時我沒讀懂。他和方瑞臨去香港前夕，上海快解放了，他囑咐我好好演戲，不要聽信謠言，更不要去香港和台灣。他說，共產黨來了，是會尊重藝術家的。走時，他和方瑞還來看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藝叢書送給我。總之，那時我對曹禺、對方瑞大姐是十分敬愛的，他們給了我這樣一個剛剛走上京劇舞台的年輕人不少懇切的幫助。曹禺，在我心目中既是老師又是朋友。
但是，他們的結合，也不是很順利的。對李玉茹來說，曹有過一段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曆程。全國解放後，京滬兩地，人各一方，都有著各自的事業。李玉茹的表演藝術在新中國的陽光雨露下得到長足的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他們很少有見麵的機會。在十年內亂中，李玉茹身遭迫害，也曾聽到曹禺在北京人藝看守大門的消息。她不知道方瑞去世了。１９７８年，她看到《王昭君》的劇本，為曹禺感到高興。在閱讀劇本中，她為劇本的濃鬱的詩情所吸引，就萌生了要把它改編為京劇的念頭。她打電話給曹禺，把她的想法講給他。但是，曹禺卻說：“你長得太胖了，不適合演昭君了。”這大概是他們“文革”後的第一次聯係，不過是普通的工作聯係。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曹禺去上海，由任德耀陪著去看望李玉茹。劫後重逢，得以充分敘述“文革”中的遭遇，一種患難知己的感覺，在彼此的心頭浮動著。當她得知方瑞於１９７４年病逝的消息，她既為她所敬重的方瑞而悲悼，也為曹禺失去陪伴他半生的親愛的伴侶而感到傷心。李玉茹的遭遇也並不比曹禺更好些。曹禺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好不容易度過了那些苦難的歲月，今後該振奮起來。”兩顆孤寂的心靈就這樣地逐漸靠近了。但更使李玉茹動心的，是１９７９年４月在北京的一次會麵，她回憶說：
我們到歐洲巡迥演出，在北京停留，曹禺正在北京醫院住院，他的身體那麼虛弱，他原來就有心髒病，還有膽結石，一個人躺在病床上。他的女兒都有各自的工作，照料不過來。我深深地感到，方瑞去世，給他的生活帶來的困難太多了，我自己也曾有過類似的處境。“文革”中腰被打傷了，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也是很艱難的。倒不是缺衣少穿，而是心情上的。這一次會麵，我們談起十年動亂，談到劫後餘生，都覺得是撿來的一條命。要做些對人民有益的事，都想把晚年過得更充實些，更好些！打倒“四人幫”之後的生活，是太令人迷戀了，我們都感到應該珍惜這些用千百萬人犧牲換來的好日子啊！這次見麵，已經談到他們的結合。但是，李玉茹心中仍然有著重重顧慮，在去歐洲巡迥演出的日子裏，她的心情常為此糾纏著。她說：“我的顧慮較多，粉碎“四人幫”之後，我還沒做什麼事，又有兩個相依為命的孩子。回想我到歐洲演出的那半年中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曹禺是我所了解所尊敬的，是可信賴的。他的生活道路曾有過坎坷，方瑞又那麼早地離開了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坎坷的啊。我也覺得是應該結合的，是一件好事。但我顧慮的是不能把事業耽擱了，我也不甘心做一個家庭主婦，更不願傷孩子們的心。想不到孩子們是那樣通情達理，都希望媽媽有一個老伴，這就使我解除了許多顧慮。”從歐洲回來，李玉茹給曹禺寄去一封封充滿關切思念之情的信，她也及時地收到一封封回信，一種真誠而實在的感情在深化著。但是，他們還沒有最後確定下來。
一次，李玉茹突然收到曹禺來信，內中夾著幾張香港報紙，上麵載著曹禺和李玉茹即將結成百年之好的報道。香港記者以其敏銳的觸角，探聽到曹禺和李玉茹書信往來感情頗好的消息，便作了一番合理推測，搶先發表了消息。顯然，也是曹禺采取這樣一種巧妙的辦法來征求李玉茹的意見，就在１９７９年開文代會期間，他們又深談了一次，把事情確定下來。曹禺說：“工作，誰的工作也不要耽誤，上海、北京兩個家都維持著。”就這樣，他們就結合在一起了。後來，老友巴金在上海特地把一些老朋友請來，在錦江飯店舉行宴會，慶賀他們的新婚。
李玉茹說：
結婚後，我們是很融洽的。我們相處得很好。不和他在一起，我不可能想著寫東西，他抄了《桔頌》和李商隱的詩給我，鼓勵我。寫《青絲恨》時，他放下手頭很重要的事來關心我，他不願耽誤我的工作。最近，香港邀我去演出，一下子就要分開幾個月，我擔心他的身體，但他說：“一定要去！不要管我，能讓香港、甚至台灣的朋友，看到你６０歲了還能演出，還能保持藝術的青春，這是很有意義的！”當然，是有許多矛盾的，有許多工作和家務事。我想，我要工作，也要照顧好曹禺，作為妻子應當多多照顧他，照顧好。這也是工作，我們都是共產黨員！
他經常有“老之將至”的心情，他希望８０歲前寫出一部劇作來。我在他身邊，他心中就有了著落，我也是盼著他能寫出東西來，我覺得我有責任照顧好他。
他是藝術家的性格，不是很冷靜的。他有時很急躁，很頂真，我和他生活在一起，覺得他心靈上是很年輕的。他特別喜歡年輕人，喜歡同他們談心。他不會料理生活，和年輕時一樣，但我們從來沒有紅過臉。他若能寫出作品，那怕我再累些，這對我就是莫大的慰藉了。
可能社會上對他們的結合，有種種傳言和誤解，多半還是傳統的舊思想在起作用。７０歲結婚有什麼不好，一個劇作家和一個京劇女演員結婚有什麼不好？隻要他們的結合是幸福而美滿的，就是他們晚年最大的快慰和安樂了。
盡管他年事已高，但社會活動仍然不少。出席各種各樣的會議，接待國外國內來訪的客人，還要看演出，應報刊之約寫各種各樣的文章。每天家裏電話鈴聲不斷，連李玉茹都抱怨說，一到北京，光替曹禺接電話，把腳跟都跑疼了。他的兼職太多，他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文教委員會的委員、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北京文聯主席、中央戲劇學院名譽院長，這麼多頭銜，有實有虛，但無論虛實，都可能找上門來，留給他自己的時間就十分可憐了。他自己也抱怨會議太多，他不止一次對記者說：“我隻希望能少一些會議，保證每天有四小時寫作。”但是，這個希望常常落空。真有閑暇，那就是因病住到醫院裏去了。
１９８０年，是曹禺出國訪問最多的一年。他接連去了瑞士、英國、法國和美國。以７０高齡，遠渡重洋，的確是一件苦差事；但是，國外熱情而友好地邀請，又使他盛情難卻。
英國是他早就盼望去的國家，那是莎士比亞的故鄉，的確對他具有一種誘惑力。在他心目中，倫敦以及整個英倫三島，還是狄更斯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沉沉的霧，陰冷的角落。４月１３日抵達倫敦，一下飛機，天氣卻是格外晴朗，街道是那麼安靜，那麼井然有序，她既古老又煥發著青春。在倫敦停留的日子裏，得知這個古老的城市經過一番認真改造，不但倫敦的霧少了，連泰晤士河的汙染也治理好了。所有的建築都重新洗刷粉飾過，外出散步，猶如置身在一個大花園裏。他曾和一群孩子在一起看了柯勒律支的《老航海者》。他小時候就讀過這首長詩，特別喜歡那些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孩子們請他吃巧克力，在一起歡笑，使他童心煥發，忘卻自己是一位老人。最使他高興的是得以欣賞蕭伯納的歌劇《賣花女》和易卜生的《野鴨》的演出。英國的劇院經常上演世界著名的劇作，他驚歎英國戲劇藝術的高超和精湛。
他終於來到莎士比亞的故鄉——斯特拉福。這個世界聞名的市鎮，位於艾汶河畔，有茴香盛開的水灘，有遍生的櫻草和紫羅蘭，馥鬱的金銀花，美麗的野薔薇，這是一個迷人的地方。他參觀了莎士比亞故居和紀念館，還觀看了《奧賽羅》的演出。曹禺說：“我看到了一個完完全全的曆史的莎士比亞，也看到活的莎士比亞，那就是他的戲。”斯特拉福已成為一個戲劇的盛地，在這裏，他還看到奧尼爾的《安娜·克利斯蒂》的演出。一生中都迷戀著莎士比亞，夢想著莎士比亞，想不到自己７０歲來到斯特拉福，瞻仰他的故居、他的遺物，世界各國的莎士比亞劇作的版本，感受著他偉大而深遠的曆史影響。這些使曹禺感慨萬千。
在皇家劇院為他召開的招待會上，英國朋友們渴望到中國來，那種對新中國的熱烈向往是令人感動的。他們甚至說，走路去可以，騎自行車去也行。曹禺說：“將來派一艘郵輪那樣巨大的飛船，把你們英國戲劇家們都接到中國來。”他的感情和願望博得英國同行的熱烈掌聲。他代表中國戲劇界，把剛剛出版不久的一套精裝的《莎士比亞全集》中譯本，送給皇家莎士比亞劇院。主人們說：“這是你們送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我們永遠陳列在博物館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