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間，是寫不完的外調材料，我懂得這不能馬虎，不能寫錯啊！這是人命關天的事。但是，你寫出來，如實地寫出來，就罵你不老實，逼著你，打你！記得上海來一些造反派，讓我寫外調材料。他們不滿意，就讓我讀“最新指示”，我念了三遍都念錯了，又是打又是罵。“滾蛋！走！”“明天再寫不出來，饒不了你！”本來他就有心髒病，神經衰弱，哪能經得起這樣的精神折磨。文藝界的朋友，一個一個落了難，一個一個被揪鬥，老舍先生自殺了，遠在上海的老友巴金更是“四人幫”揪鬥的重點。那種朝不保夕、度日如年的日子，使他痛苦極了。
說來也怪，等他被關進“牛棚”，和趙起揚等人關在一間破舊的澡堂裏，漸漸地也熬了過來。居然，在沒人看管的時候，在熄燈之前，幾個“牛鬼蛇神”也能說說笑話，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互相慰藉著，鼓起生的勇氣。方瑞拖著個病身子，擠著汽車，帶著一些東西去看望他，這也給了他許多安慰。曹禺說：難為了方瑞，伴著我一起受苦。她依然是那樣默默地把她的愛都貢獻給孩子，貢獻給我。她內心當然是痛苦的，但她外表上卻很鎮靜。她每天都靠吃安眠藥過日子，孩子又小，又有一個年老體弱的母親，真是夠她支撐的了！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北京人藝的造反派工人多，但工人講理，講人情。一個燒鍋爐的老王，對我的兩個孩子說：“你們沒錯，你們是中國的希望。你爸爸是個好人，懂得人情，你爸爸不會總是這樣慘的。”在那時候，能聽到這些話，對孩子，對我都是莫大的安慰。１９６８年，整個社會掀起了所謂大批判的高潮。機關、學校、工廠、商店都在搞大批判。大街上是各種各樣的小報、刊物，從劉少奇到基層黨支部書記，都是批判的對象。曹禺也不能例外。這裏有一份北京師範學院革命委員會《文藝革命》編輯部編輯的《文藝革命》（１９６８年第５期）“打倒反動作家曹禺”專號。這是難得的一份曆史資料，是吳祖光贈給曹禺的，在雜誌上他還附了一封短信：家寶兄：
此物可命子子孫孫永寶之。
祖光贈
１９８６．１０．１５可先看看這本批判曹禺專號的目錄：打倒反動作家曹禺……本刊評論員響的什麼雷？下的什麼雨？
——批判反動劇本《雷雨》……紅衛江中國赫魯曉夫與《雷雨》……多奇誌人妖顛倒，是非混淆
——剖析大毒草《日出》的反動本質……井崗鬆砸爛曹禺為蔣賊樹立的“紀功碑”——《蛻變》……千鈞棒
《明朗的天》是對抗社會主義改造的大毒草……紅藝兵工農兵奮起千鈞棒，《膽劍篇》毒草現原形——全國一百多位工農兵來信綜述……齊學東曹禺反革命罪惡史（資料）……人藝齊學江本刊資料組
這樣的文章，人們已經淡忘了，年輕人更感到陌生，確實是值得“子子孫孫永寶之”的文字，不妨選其最短的一篇供讀者賞析：
打倒反動作家曹禺
本刊評論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洶湧澎湃，滾滾向前，滌蕩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泥濁水。長期盤踞在文藝界的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一個個被衝刷了出來。廣大革命群眾撕下了披在老舍身上的畫皮，現在又把反動作家曹禺送上了曆史的審判台，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曹禺是個什麼東西？
早在３０年代曹禺就拋出了《雷雨》、《日出》等大毒草，極力宣揚階級調和、階級投降，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大肆誣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他是一個老反革命。
抗戰期間曹禺又炮製過大毒草《全民總動員》、《蛻變》，吹捧蔣該死“德高望重”，“廉潔奉公”——他是一隻蔣家門樓的叭兒狗。
抗戰勝利後，曹禺炮製過大毒草《橋》，把美帝所豢養的“奴才”美化為能救中國的優秀分子，向美帝獻媚取寵。後來又投入美帝的懷抱，進行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他是崇美、親美的洋奴。
解放以後，他又炮製了《明朗的天》、《膽劍篇》等大毒草，瘋狂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尤其是《膽劍篇》惡毒已極，它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不平，猖狂地叫喊，“要揭地掀天，將今日的乾坤倒翻！”反革命氣焰何等囂張！為蔣該死反攻大陸呼風喚雨，為中國赫魯曉夫複辟資本主義製造反革命輿論——他是劉、鄧黑司令部的禦用文人。總之，曹禺從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一直利用戲劇進行媚蔣親美、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共老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三開”人物，一句話，曹禺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
有惡必除，有毒必肅。反動作家曹禺罪大惡極，罄竹難書，現在是我們徹底清算他的時候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讓我們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麵勝利的東風，奮勇前進，把反動作家打倒、批臭。
打倒反動作家曹禺！
徹底肅清曹禺的流毒！
這種不顧事實、造謠中傷的文字，同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的文章如出一轍。照這位“評論員”看來，曹禺就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他的一切作品統統都是大毒草。
他終於經受不住折磨而病倒了，住進了協和醫院。孱弱的方瑞陪伴著他。在醫院的病床上，是一連串的噩夢，似乎他覺得生命就要這樣地結束了。人的生命力是頑強的，一個一輩子追求希望，追求光明，而終於盼來光明的生命，他的心底的希望是不能扼殺的，他還是活過來了。
也許是因為他的病，也許是出於一種照顧，才把他放到首都劇場傳達室裏。每天接待來往客人的登記，打掃院落，這大概是最輕的勞動改造了。不久，從國外傳出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在傳達室打掃院子的消息。這樣，給“國內外的階級敵人”提供了“反宣傳”的材料，於是，又把他安排到東城史家胡同５６號北京人藝的家屬宿舍看守傳達室，傳呼電話，接收信件，掏大糞，倒垃圾。以後，又到北京郊區的團河農場等地勞動改造。後來，曹禺同一位來訪者談到：我的遭遇還算好的。被關了幾年，後來又勞改。勞動本來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勞動當懲罰、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隻要勞動，而且跟家裏隔離，甚至影響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誌不清，最後甚至會自己也覺得自己不對。因為他們成天逼你念叨著：我是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您的最大罪狀是什麼呢？）反動呀！反動文人，反動權威，３０年代文藝黑線，腐蝕了許多年輕人……。真難說，我們寫的東西最初出現的時候，還有人說過我們進步。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不要寫戲了，情願去掃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林彪事件之後，曹禺從勞改農場回來了。家裏冷清清的，老嶽母已經去世了。女兒萬方找到自己的出路參軍去了，隻有方瑞和小女兒在家。方瑞的身體更糟了，每天都要服安眠藥，經常躺在床上，似乎精神上也崩潰了。方琯德回憶說：我記得，曹禺好像是解放了，但還沒有最後定下來。我去鐵獅子胡同看他和表姐方瑞。他有病躺在一間房子裏，方瑞躺在另一間房子裏，那景象真是很慘很慘的啊！但是，那個時候，人們又能給他多少幫助呢？後來方瑞死了，曹禺像癱瘓了一樣。他最親愛的伴侶，終於沒有熬過那最艱難的歲月，恨恨死去了。曹禺的心情壞到了極點！有時，他一個人癡呆呆地守著空落落的房間，不思不想，守候著那無涯的暗夜。方瑞是１９７４年去世的，她死後，床上撒落著許多安眠藥片。是她糊塗了吃了過多的安眠藥，還是她清醒地用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很難判斷了。在那失去親人的日子裏，曹禺六神無主，真像失去了靈魂一樣。她把自己的青春、愛情和生命都給了他，就像愫方一樣“把好的送給別人，壞的留給自己”。在動亂中，她默默地支撐著自己，點燃著自己，把苦痛留在心底，把鎮定留給親人。曹禺說：“在‘四人幫’橫行時，她經常不斷地探視我，在相對無言中，曾給我多大的勇氣與耐力啊！但是她身體太衰弱了，沒有等到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到來，終於過早地離開我和孩子們。對於革命，我的朋友是默默無聞的。然而我將永遠感激她。因為她通過我，總想為人民的事業盡一點力。”
１９７５年，祖國的大地上曾出現過生機，鄧小平複出了。曹禺也“解放”了。他還出席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那時，流傳著“四人幫”的“小道消息”。有時，他和兩個女兒便跑到天壇公園裏，找一個僻靜的地方，看看四周沒有人了，每人就把自己聽來的消息，講個痛快！在這些小道消息中，既有著真實，又有著傳遞者加進去的嘲諷和憤怒。女兒們是不怕的，但是曹禺卻很小心。在這裏，他們父女的聚會，那真是難得的天倫之樂！
１９７６年，是一個不平常的年頭。
一年一度的春節來臨了。但是，在北京每個家庭裏，哪裏又有春節的氣氛呢！零零星星的爆竹聲是不懂世事的孩子們放的。大人們哪裏有這樣的閑情！陰沉的臉孔，憂鬱的心情，家家的大門都鎖得緊緊的。
曹禺的家裏冷清極了。他已搬到三裏屯的一個單元住房裏，隻有小女兒伴著。早就從朋友那裏聽說周總理的病情惡化了，他默默地為總理祝福。１月８日清晨，從廣播裏傳來總理逝世的消息，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刹那間，他為這消息震昏了。當他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之後，他的淚水流淌下來，不可抑製的悲慟，使他痛苦不已。他覺得天昏了、地暗了，人們不知道又要遭受怎樣的厄運！
周恩來同誌的逝世，喚起了人民的覺醒，終於爆發了舉世震驚的四五運動。孩子們每天從天安門廣場回來，都給他捎來一些詩篇，為他描繪著那裏發生的一切。一走進天安門廣場，就像進了另一個世界，一個人民的世界。人的海洋，素花的海洋，像地動山搖，翻江倒海，像卷起的風暴，震撼著“四人幫”統治的大地。曹禺聽孩子們低聲地朗讀著詩篇，他的眼睛又那麼明亮了。
但是，跟隨而來的是對四五運動的殘酷鎮壓，全國又跌入一片黑暗之中。
天災人禍相伴而來，７月間，唐山大地震，首都人心惶惶，驚恐不安。他和小女兒，艱難地躲在一個地震棚裏，過著暗淡的日子。希望又消失了。又是病魔纏身，又是多難的歲月！他又絕望了。夜晚，他望著星空：難道這宇宙真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裏麵，怎樣呼號也難逃脫？難道這世界真像一個黑暗的坑，任憑你怎樣掙紮，愈掙紮便愈深地陷落在絕望的泥沼裏？！難道真的逃不出這大地獄了嗎？！
他沒有料到，大概許許多多人都沒有料到，一切又來得這麼快！毛主席逝世不到兩個月，一夜之間，便又天翻地轉了。這一切都發生得那麼突然，“四人幫”被粉碎了。
曹禺回憶起那個難忘的日子時說：十年前的那天，我的小女兒很晚回到家裏。她一進門，徑直走到我床前。她的臉因為激動而變得異樣，目光閃閃，聲音也有些顫抖。她說：“爸爸，咱們有救啦！”她告訴我“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這不是真的，還怕很多很多……，我記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個窗口，整座整座的樓都亮著燈，就像過年時一樣。我走著，然而感到難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覺得我的心髒的承受力已經到了極限！人生，曆史，中國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時都化成了一個字眼，我的聲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沒出聲，我喊道：“天哪！”
沒有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們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種深重的絕望，把人箍得有多麼緊！
後來，我又聽到第二個、第三個人告訴我。雖然仍然是關著門，壓低了聲音才敢說的，可是我終於已經有了相信的勇氣和力量。我相信我已從大地獄裏逃出來了。是的，他終於逃出了大地獄！他終於熬過了那十年的悲慘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