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一點東西，常是寫不好。寫不好，可以列舉很多原因，但主要的還是因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
一個劇本總是有“理”有“情”的。沒有憑空而來的“情”和“理”，“情”和“理”都是從生活鬥爭的真實裏逐漸積累、孕育而來的。真知道要寫的環境、人物和他們的思想感情，很不容易。隻有不斷地在深入生活的過程中體驗和思索，才能使我們達到“真知道”的境界。
對環境、人物的思想沒有理解透，甚至不太明了就動筆，是寫不出很動人的作品的。不很動人的劇本裏常有兩種現象：一種是“理”勝於“情”，作者的精神仿佛隻圍著一個抽象的“道理”轉。戲裏沒有什麼情節，沒有什麼人物，沒有多少生活的真實感。“道理”縱好，也是不落實的。
劇本總是為著一種思想才寫的，古往今來也沒有一個劇本不包括某一階級的思想的。但作品中的思想並不就是某一個人物說的台詞，也不全是指某一種曲折的情節所顯示的傾向。一個劇本的主題有時可能用一句話概括起來，有時可能是某一個人物所說的一句台詞，有時也可能在人物的互相辯論中表現出來。但不管怎麼說，一個劇本的“理”似乎不能限於這一點。這“理”可以說是通過真實的人物，巧妙合理的結構，生動真實的語言，環境的氣氛，以及作者無處不流露的深厚的情感，合在一起，透露出來的統一的思想結論。劇本的“理”隻有一個，是統一的。這個統一的“理”是該滲透在人物的塑造裏，情節的安排裏，以及豐富多彩的語言裏。“理”是整個劇本的“靈魂”。人何曾見過“靈魂”，但人的一進一退、一言一行之間往往使人感到它的存在。因此“理”是我們讀完劇本後油然而生的一種思想，僅僅依賴劇本的某一部分、某一個人物、某一段精辟的語言，是不能得到這種結果的。
這些，是他在心中想了很久很久的問題，他自己在創作《明朗的天》、《膽劍篇》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他更看到許多劇本急於表現某種抽象道理，寫得枯燥乏味。他說，“我們有時把‘理’看得太簡單了，抓住有修養的同誌一句話就用，抓住書本上的一段結論就用，以為有了這些，就可以隨心所欲，發展成為劇本中的‘理’了。這裏麵當然有‘理’，而且常常是能啟發我們的。但它未經我咀嚼消化，還不是我的。在它沒有化為我的以前，總不能隨便拿來，充作我的作品中的‘理’。作品中的‘理’總應該是作者從生活鬥爭中得來的，是下了很大的勞動，觀察、體驗、分析才能得到的。”他痛感概念化的弊端，把作品作為簡單的思想傳聲筒。他說，“作者習慣於抽象地發議論，把‘想當然’作為‘當然’，把借來的思想錯認為能生根發芽的思想，就鋪張起來一種幹巴巴的東西。這麼辦，首先不合創作之理，所以就容易寫成概念化、簡單化的劇本。”他把這些都歸結為是“理勝於情”，其原因是沒有“真知道”就寫。此外，他又談到另一種情況：“情勝於理”：與此相反，還有一種“情勝於理”的現象。這裏說的“情”，也不是作者對事物的深刻體驗裏流露出來的，而是一種比較膚淺的對事物的感觸。仿佛作者僅僅為一種“強烈”、卻有點浮誇的情感所激蕩，沒有再進一步探索，就動筆了。這種作品使人感到作者急躁一些。實際上，作品所反映的，僅僅是作者對於生活的一點新鮮的感觸，有時這一點感觸甚至也不是新鮮的。
我們踏進新的環境，便自然有新鮮的感覺，這點新鮮的感覺總歸是很可貴的，它是創作過程的第一步，是引人入勝的東西。但它本身卻不是什麼“勝境”，不可據此立言立說，洋洋灑灑寫下大文章來。新鮮的感覺不能代替更真實、更深刻的認識。創作還是靠把現實摸透。
反對虛誇浮飾之風，批評矯飾膚淺之情，是切中時弊的。在他看來，“情勝於理”，也是由於沒有達到“真知道”，真情源於真知。他說：“生活的經曆積累多了，才會對它產生深刻的情感。情感的反複體驗一步一步加深了，才使我們有深刻的思索。”因之，他認為那些“情勝於理”的劇本中的“情”，“有的開始便不很真切，有的從頭到尾僅是虛張聲勢。喊叫的聲音太大了，‘情’和‘理’的聲音太小了。這類劇本往往有些形似慷慨的文章，這些文章如流箭亂發，頗難射中思想的箭靶”。他接著說：“‘理勝於情’便幹枯了，‘情勝於理’便泛濫了。前一種使人感到乏味，後一種使人感到茫然。”
這篇講話，以《漫談創作》為題，發表在１９６２年第６期《戲劇報》上。雖不能說，他把自己多年來在創作上的思索全盤托出了，但卻是他的肺腑之言，既包含他解放後創作的經驗教訓，也凝結著他對話劇創作的沉思。難得的，是他終於講出了他想要說的話，敢於觸及時弊。
１９６２年，這一年他還寫了《語言學習雜感》以及為青年劇作家講的《讀劇一得》等，都是寫得有見地的好文章，毫無官樣文章的味道，是在那裏真正談戲了。
在廣州會議精神的激揚下，他開始了《王昭君》的創作。月，在北戴河度夏期間，還在勤奮寫作，他感到那種油然而生的創作欲望又回來了。
的確是好景不長啊！
剛剛度過一段輕鬆寬適的日子，剛剛使過度緊張的神經安定下來，階級鬥爭的弦又開始繃緊了，似乎又在醞釀著一場風暴的來臨。
他把已經寫好的《王昭君》第一、二幕悄悄地鎖在抽屜裏，他再難以為繼了。雖然，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場浩劫即將來臨；但他卻知道再寫曆史劇就太不識時務了。
他又不得不去寫那些應景的表態文字。以他所處的地位，斷然拒絕是他不敢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接連不斷地高舉階級鬥爭為綱的旗幟，以及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指示，又使他真的感到資產階級思想泛濫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真的就在眼前了。他那本來不大的膽子，剛剛放開些，現在又緊縮起來了。
１９６４年５月，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同誌把他介紹給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同誌，要他去了解１９６３年河北省抗洪鬥爭生活，寫河北省人民的抗洪鬥爭。他和於民、《河北文學》的劉俊鵬，還有李慶番等一起到天津、靜海、衡水等重災區，還到了邯鄲、邢台等地，在鄉下跑了一個多月。這次下鄉一方麵使他親自看到許許多多抗洪救災的英雄業績；一方麵也使他得以了解農村的貧窮落後的實際情狀。他深深感到，解放十幾年了，但人民的生活還是那麼窮，少數農戶真是過著衣不蔽體、食不充饑的日子，他心中難過極了。在下鄉中，他對自己要求是很嚴格的，和農民同吃同住。他去訪問下鄉知識青年趙耘，就住在趙耘家裏。李慶番回憶說：“夜裏，我們五個人同宿在一條土炕上。這炕不過兩米，寬隻有一米多。趙耘夫婦和一個小孩睡在這條炕上，也許寬寬綽綽，我們五條漢子可不行。順著睡擠不開，隻好頭衝外橫著睡，這樣又伸不開腿，隻得斜著身蜷著腿。這還不算太難受，最叫人難受的是熱炕頭。他們外間屋裏的鍋灶連著炕，中午燜了一大鍋飯，晚上又做了這五個人的飯，把炕燒得燙屁股。已是５月上旬的天氣，雖不算太熱，但人們已穿上單衣。我們幾個人躺在炕上，燥得渾身熱辣辣的，簡直跟烙餅似地來回翻騰。曹禺同誌有失眠病，夜裏必須服用帶來的安眠藥水才能睡著。這一夜服了兩次，特製的安眠藥水也無特效了。”盡管這樣，吃不好，睡不好，他的情緒也十分飽滿。走到那裏，別人送劇本、刊物給他看，劇團請他看戲，要求提意見，講創作經驗，“曹禺同誌有求必應，從不讓人失望。”一個月的時間，搜集了不少材料，但他不知怎麼寫。他的心中是種種的錯綜交織的生活印象，是種種不得回答的問題，他理不出個頭緒來。回來之後，苦惱了他許久，又隻好交了個白卷。
不知是誰傳出了消息，江青得知曹禺有個寫抗洪的劇本，她正想把話劇《戰洪圖》搞個京戲本子，就讓人去找曹禺。曹禺說：
我得知這個消息後，真是受寵若驚。我知道去了不講話是不行的，那時，江青已經開始“露崢嶸”了。我想了一個提綱，在會上講了一通。什麼水一來，農村淹了，連藏在地窖裏的地主也呆不住爬上來了。地主進行破壞啊！就是階級鬥爭為綱啊！我就憑著我還能說，應付一下。會上的人聽了也不感興趣，後來就不再理我了。真是謝天謝地！１９６５年，他還沒能覺察到形勢的嚴重。他還在正常地進行活動。４月１８日，他參加了歡迎以龍澤修為團長的日本話劇團的活動；５月６日，陪同周恩來觀看日本話劇團的演出；５月１１日，陪同朱德再次觀看日本話劇團的演出，並接見團長、顧問、編劇等人；８月１３日，他參加了中日青年的聯歡，與日本青年代表團成員會麵，並與日本的戲劇工作者進行了交流。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７月間，他還陪同亞非作家會議代表在武漢觀看了毛澤東暢遊長江。此時此刻，他都沒有想到災難會降臨到他的頭上，降臨到整個祖國大地上。
但是，大地震終於到來了！首都在震撼著，紅色恐怖的風暴鋪天蓋地而來了！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從北京大學開始，席卷著大學，席卷著機關、團體、工廠，席卷著全國。
距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不遠，文藝大樓的小禮堂裏，像演戲一樣，每隔一段時間，就把“文藝黑幫”頭目揪出來示眾一次。小禮堂裏擠滿了人群。由幾個紅衛兵在台上吼著：“帶田漢——”，於是田漢便被兩個人反剪著雙臂由後台拖了上來，按著跪下，身上掛著“黑幫分子田漢”的大牌子。就這樣把一個又一個被拉出示眾……那真是一個發了瘋的歲月。整個中國似乎都在發抖。
開始，北京人藝的“革命群眾”對曹禺還是客氣的，最先揪出來的是“黨內走資派”趙起揚等，他還小心翼翼地寫點不痛不癢的大字報揭發黑線，但他心中卻在膽戰心驚。他感覺到自己被揪出的日子也近在眼前了。
他本來就膽小怕事，眼看火燒到自己頭上，怎麼能睡得著呢！每天下班回到鐵獅子胡同３號的大院裏，就快步躲進家裏，再也不敢露麵。夜晚苦熬著，睜著大眼，輾轉反側，非吃安眠藥是不得入睡了。方瑞本來就患神經衰弱，眼看著曹禺那種驚慌不安的樣子，她也沒有安慰他的辦法。這種時候，她能說些什麼呢？她隻有無言的告慰，默默地相對。方瑞是鎮靜的，盡管她的身體纖弱，但內心裏卻有一股倔強。這種鎮靜，對曹禺也多少起到一點安定的作用。當然，最終也是無濟於事的。恐怖終於降臨到他頭上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一個夜晚，他又平安地回到家裏，都睡下來了，大院裏異常安靜。突然，一陣喧嚷，紅衛兵闖進來了，不容分說，便把曹禺從床上拖了下來，呼叫著把他裝進汽車，押走了。這就是轟動全國的“活捉彭羅陸楊”的事件，曹禺也成為這事件中的一個小小的“俘虜”。
他被押到中央音樂學院的禮堂裏。盡管他作了足夠的思想準備，但同樣感到突然。他被紅衛兵的這次“革命行動”震昏了。他的思想、感情、神經，都似乎凝滯僵硬了，說不出一句話。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被綁架，他還從來沒有領受這樣的人生經驗。似乎，心髒都停止了跳動。不知憤怒，不知悲哀，不知是日是夜，不知是冷是暖，不知是在人間還是在地獄裏。
周恩來知道曹禺被紅衛兵抓走後，親自趕到現場，看到曹禺和彭真等在一起。他對紅衛兵說，“曹禺算什麼呢？他又不是走資派。”就這樣保護了曹禺，把曹禺放了。
北京的晨曦，寒氣逼人。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裏。方瑞一夜未曾合眼，終於把他盼回來了。她眼裏含著淚水。這是怎樣的一種歲月啊！
因為周恩來為他說了那麼幾句話，傳到北京人藝，就起到保護的作用。他不是走資派，但是，“黑線人物”、“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卻牢牢地戴到了他的頭上。同樣，也把他關進“牛棚”裏，加入了北京人藝“牛鬼蛇神”的行列之中。曹禺是這樣回憶這段生活的：“四人幫”統治的那段歲月，真是叫人恐怖，覺得自己都錯了。給我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後悔不該寫戲，害了讀者，害了觀眾。
在鐵獅子胡同３號，我住著三間房子，有一間書房，抄了，封了。在我們大院門口張貼著“反動學術權威曹禺在此”的對聯。我多少年不抽煙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把煙戒掉了。這次又抽起煙來了。抽的是九分錢一盒的白牌煙，抽著抽著就放炮，是很次的煙。我抽得很凶很凶呀！那時，隻給生活費啊！我覺得我不配要錢。我也許是瘋了，我老嶽母剝下的白薯皮，我都吃。老嶽母說：“你這是幹啥？”天天叫我檢查，就知道罵自己，我不敢說自己是反革命，因為反革命是特務啊！
迎接不完的外調，我就怕外調。記得有一個小紅衛兵來審問我，是為了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楊朔的《雪浪花》的評論。他問我，你為什麼說隻有共產黨才是鐵打的江山。我一下子還解釋不出來，我說是很鞏固的意思。他說，你的解釋是反動的。就這麼一個小孩子，整整折騰了一個下午，他說，下次還要來。那個年月，連小孩子也像著了魔似的。還有令人恐怖的事。他家有一個老式的電話機，掛在牆上，一個受話筒，一個傳話筒附在機身上，電話鈴露在外邊。一天，全家正要吃飯，大約是下午五六點鍾的樣子，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是方瑞接的，要叫曹禺來聽電話。他接過電話，說：“我就是曹禺。”緊接著電話裏就傳來連珠炮似的叫罵：“你這個王八蛋！你個狗日的！你他媽的……”“不準你放下電話；你要放下電話，就砸爛你的狗頭！”從電話裏還傳來一群人的哄笑聲。從打電話人的口音，知道是天津人，足足罵了一個小時，搞得全家人吃不下飯。到了第二天，仍然是那個時候，電話又來了，還是那幫人，又足足罵了一個小時。第三天，第四天……天天這樣折磨著他。方瑞不要曹禺去接電話。這樣一個人換一個人地罵，什麼道理也不講，祖宗八輩地罵大街，實在欺人太甚了。經常這樣，他們也終於想出了一種抵抗的辦法，把電話鈴用棉花塞住，再打來電話，鈴就不響了。這樣，他們又怕找上門來，但終於沒再找上門來。曹禺說：有一段，我住在家裏，不敢出房門。大院裏也是兩派在罵，夜晚也在鬥走資派，一天到晚，心驚肉跳，隨時準備著挨鬥。我覺得我全錯了，我痛苦極了。我的房間掛著毛主席像，貼著毛主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跪在地上，求著方瑞：“你幫助我死了吧！用電電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好幾次都想死去。我想從四樓跳下去，我哀求著方瑞，讓她幫著我死。方瑞說：“你先幫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還有老人，還有妻子，還有孩子，又怎麼能把她們拋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體，看到孩子……還得痛苦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