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女人們在社會的壓力下難以獨立生存，必須在婚姻家庭中謀取位置，致使妻妾之間不能在一個婚姻中產生共同利益，即：女性的集體利益。每個人都努力維持自己的地位，因而產生妻妾之間的不斷衝突，爭寵和互相陷害，使得她們四分五裂。她們在大大小小的衝突中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個小集團，這些集團又將她們組織在一起。而這些小集團的實質是針對別的女人，使每個女人與其他女人相分離和疏遠。我們看不到任何對付男性主子的團結力量。相反的，在多妻的家庭中，女人的對立麵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本身。
同時，妻妾們爭寵的最有利武器是性服務和子嗣。其中性武器的使用，是女性向男性施加影響最有效的方式。但它同時排斥了其他女性，在心理上破壞了女性之間團結的可能性。因此性服務是破壞形成女性集體的最有效方式。由於性手段的有效作用，使妻妾之間把性行為和“霸攔漢子”視為同義，互稱“淫婦”，互相輕蔑和敵視。這種因性而產生的互相輕視，使女性不可能產生女性的本體意識。也就是說，很難萌發出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的意識。我們看到，她們所爭取的平等是女性之間的平等，而不是男女之間的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當性行為被當作女人之間競爭權力的手段時，男性的權力被間接削弱了。因為性武器的目標乃是男性，而不是其他女人。在書中，好幾次西門慶對妻妾之間的鬥爭無可奈何，失去權威。他不能完全支配自己的意誌。比如，他幾度進入李瓶兒屋裏，卻被推到潘金蓮那兒去。在七十回以後，他想去潘金蓮屋裏，卻被吳月娘幹涉，強說其他妾“看不過”。於是他隻好陸續去了孟玉樓屋裏，李嬌兒屋裏，以及孫雪娥屋裏。在潘金蓮與李瓶兒的鬥爭中，犧牲了西門慶的愛妾李瓶兒，他卻無力加以控製。
最終，西門慶本身成為女人用性武器相爭的犧牲品。作者很巧妙地沒有把西門慶之死安排在任何一個女人手中，盡管潘金蓮是直接導致他死的人。他的死是發生在與一連串女人的性活動之後。這當然是出現在他淫亂無度的背景之下。但這種安排很有意義。盡管作者可能是以此告誡男人不要淫欲無度；或是警告，對男性主子的威脅來自全體女人。但在客觀的表現效果上，它表明女人之間的相爭，無形中形成一種在家庭內部壓製男性的力量。
從另一個角度看，李嬌兒、李瓶兒、孟玉樓，甚至吳月娘，她們為了維持自己已有的地位，也表現出自我克製和維護家庭和睦的態度。這種以維護與丈夫之間的關係為基礎的家庭集體主義，並非女性的集體意識。它是以犧牲女性個人利益為前提的。比如，李嬌兒和孫雪娥很少受到西門慶的光顧，她們卻不去爭風吃醋。而與西門慶感情至深的李瓶兒，則害怕別人妒忌，屢次自我克製，讓西門慶去潘金蓮屋裏。還要對吳銀兒說：“誰和他有什麼大閑事，寧可他不來我這裏還好。”每每委曲求全。而吳月娘則更是為了討西門慶的歡心，容忍他娶了這麼多妾。她們為了家庭和睦，不得不限製自己的感情和行為上的自由和權力。這種集體觀念使每個女人不得不犧牲個人的自由和利益。而追求女性個人的自由和利益，乃是女性意識或女權意識發生的必要土壤。
這樣，以潘金蓮為中心，《金瓶梅》塑造了一個重要女性的人物組合群。但在《金瓶梅》裏，女性們受時代風尚的影響，對於性愛都表現了一種公開的渴望和主動的追求，隻是程度和表現方式不同而已，即便連最溫柔、賢良的李瓶兒，也因花子虛、蔣竹山不能滿足她的情欲，曾先後與西門慶私通，並且是那麼主動地投懷送抱、自薦枕席。特別是潘金蓮，我們真不知道她和多少男人做過愛，也說不清究竟是男人玩弄了她還是她玩弄了男人，這對於封建禮教無疑是一種挑戰，帶有很大的破壞性。而這種淫蕩，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就是她們對於人的本能欲望和需求的初步覺醒。
在我國封建社會，女子曆來被男子視作玩物，她們的本能總是受到扭曲壓抑，她們隻是被動的男子情欲的發泄對象，而不是主動的求愛者。古代男女之間在性愛方麵實在是極不平等的。但問題是，性的覺醒應該有經濟的解放作後盾，而這又都有賴於製度的改變。當性的覺醒沒有相應的條件作後盾時，女性的要求再合理，付之於行動的態度再堅決，往往隻能導致可怕的後果。淫婦潘金蓮之所以成了人們爭論的焦點，緣故恐怕正在於此。在一片浸染著毒液的土壤中，播下的種子再優良，生長出來的仍然隻能是一朵惡之花。
第8章 末世紅顏，叛逆回歸難見岸
《金瓶梅》是中國十六世紀的社會風俗史，也是晚明時代市井婦女的悲劇史。其中的潘金蓮、李瓶兒都是情欲的化身，“理”的反抗者。作者以西門慶之家的興衰作為典型環境，通過有關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刻而真實地揭示了社會轉型時期市井婦女的思想覺醒及其悲劇衝突。但奇怪的是，兩人性格都由叛逆而趨向回歸，由回歸趨向內鬥乃至滅亡。以往的論者多從倫理的視角認為她們的悲劇乃是淫欲的必然惡果，未免失之簡單，現就這一複雜問題，略抒己見。
恩格斯說：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新的經濟關係與現行的政治製度是對立的，“當經濟關係要求自由和平等權利時，政治製度卻每一步都以行會的束縛和特殊的特權同它相對立。”晚明時期，中國曆史正處於轉折時代，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國內外商品的流通和發展，市民階級的發展壯大，金錢關係的滲透，進步思潮的引發，加速了世襲貴族的衰落及其傳統價值觀的解體，促發了市民階級主體意識的覺醒，好色好貨的“惡劣情欲”已成為市民階級的普遍心態。由於封建腐朽勢力的束縛影響，金錢關係與封建權勢的矛盾滲透，叛逆精神與縱情享樂交彙合流，於是形成一個放蕩淫靡，爾虞我詐，極為動蕩黑暗的時代。而《金瓶梅》就是當時社會變革的直接產物，而商人西門慶之家的複雜關係及其興衰流變的過程正是當日時代變革的縮影。它以財色貨利為軸心，圍繞情欲與傳統勢力之間的矛盾，以吳月娘與潘金蓮的矛盾為主線，以潘金蓮與李瓶兒的悲劇衝突為副線，通過兩線的縱橫交織，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封建末世市井婦女的人欲之求及其悲劇結局。就潘金蓮、李瓶兒之間的悲劇衝突而論，大致可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矛盾之因：由於西門慶貪圖李瓶兒的財色，安心勾引謀娶，作為暴發致富的契機。當時，潘金蓮為之觀風放哨，月娘為之主動劃策。當李瓶兒進門之後，月娘妒財，金蓮妒色但又從中調唆，李瓶兒不知是計，反而親厚金蓮，疏遠月娘。
第二階段，是矛盾的開端：自西門慶得子加官之後，財勢兩旺，內外趨奉，月娘頂受官誥，李瓶兒生子有慶，妻妾備受恩寵。又由月娘做主，借與喬家聯姻之機，與瓶兒財勢相聯，結成一派家族勢力，對金蓮造成極大威脅，因此，她更加嫉妒，挾私報恨，便將鬥爭的矛頭對準李瓶兒。
第三階段，是矛盾的發展：潘金蓮見主仆上下對李瓶兒母子極為關切，更為眼酸。先用挑撥離間之法故伎重演，誰知非但無益反而處處碰壁，連遭挫辱，誤以為合府人眾皆為李瓶兒收買，於是由妒而狂，采用“指桑罵槐”、“隔岸放火”之法進行精神折磨。李瓶兒隻是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尚且一味姑息忍讓，委曲求全。結果金蓮步步進逼，更加放肆。
第四階段，是矛盾的高潮：不久，李瓶兒得病，兒子多災，為了蔭子保福，四處求神拜佛，舍財捐物，廣結善緣。潘金蓮以為天假其便，便采取陰謀手段，暗中馴養獅子貓，驚死官哥兒。李瓶兒因之七情感傷，舊病複發，抱恨而亡。
第五階段，是結尾：通過西門慶的痛哭、盛葬、追薦及其上下之間的淫亂活動，將喪情的悲哀與偷情的歡樂襯托對照，集中揭示了李瓶兒悲劇的根源，並從中透視了西門慶之家腐朽衰落的趨勢。
由上述悲劇衝突過程來看，潘、李兩人的悲劇衝突似乎隻是一場市井蕩婦之間爭寵鬥妍的矛盾，其實並非如此簡單。究其悲劇衝突的原因，欣欣子從宗教論證的視角，提出了“因果說”，其說明顯荒謬，不必多談。而張竹坡提出“惡欲說”，認為由於市井小人對財色的“狂熱”追求而走向“毀滅”，那是他們“貪欲”的必然惡果。如此說來，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市井小人由財色之欲發展為“狂熱”，由“狂熱”走向“毀滅”呢？因之，如果離開具體環境、人物，隻從抽象的“人欲”著眼，必然會得出唯心主義的結論。其實，作者正是以西門慶之家為典型環境，旨在表明，特定時期社會環境的製約影響是導致他們性格回歸以至造成悲劇衝突的根本原因。所以，潘、李兩人的悲劇是一幕時代悲劇，具有普遍而深刻的意義。
我們先不要急於斥責潘金蓮的歹毒用心，而去探尋一下她如此氣憤而悲泣的內在原因。第五十七回，李瓶兒指著剛滿周歲的西門官哥，對吳月娘說道：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娘，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好生奉養老人家!
這是實話。吳月娘身為正室大老婆，無論是哪個妾生的兒子，若有官職，能得到誥封的首先是她，其次才是生母，而小婦孫雪娥是不會有誥封的，同為小婦的潘金蓮也沾不了鳳冠霞帔的邊。潘金蓮並無所出，因此她還沒有做誥命夫人的奢望，如前所述，她的追求並不高，但並不意味著她不想有一個好結局。雖然她曾經聲稱不願問卜算命：“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著命，算不著行。想著前日道士打看，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裏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裏就是棺材。”(第四十六回)但這並不是不信命，恰恰是說明她對人生的悲觀，對未來的恐懼。因此，我們不難在她日逐淫亂以尋求刺激與滿足的背後，看到一個擔心丈夫嫌棄而失去依靠的女子的可悲心理。潘金蓮的爭寵，難道僅僅是“一夜沒漢子也成不的”(第十一回)的淫婦的肉欲在作祟嗎？蘭陵笑笑生在寫完西門慶鞭打潘金蓮後，感歎道：“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第十二回)為了百年苦樂，為了將來不致死倒在洋溝裏，潘金蓮之不擇手段，也是可以理解了——當然不是讚許她。
在潘金蓮的謀算下，在世上僅活了十四個月的西門官哥終於一命歸陰，這給了潘金蓮極大的喜悅：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的稱快，指著丫頭罵道：“賊淫婦!我隻說你日頭常晌午，卻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斑鳩跌了彈也，嘴答穀了!春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卻怎的也和我一般？”(第六十回)。
毋庸諱言，潘金蓮在情欲上的要求較之他妾來得強烈，孫雪娥曾說她“隻要漢子常守著他便好，到人屋裏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第五十九回)。在情欲上，她與西門慶倒是合拍的一對。但是，西門慶之於潘金蓮，確乎隻是肉體上的占有，而潘金蓮之於西門慶，除了肉欲的需求外，還有其他目的在。顯然，能夠成為西門慶的老婆，得到丈夫的寵愛，在這錦衣玉食和淫縱的生活中打發光陰，是潘金蓮的目的，也是她所謂的幸福了。她要保持這一種“幸福”，而且不願他人來分享。然而，隨著李瓶兒懷孕及生子，地位明顯提高後，潘金蓮感到威脅加大，於是，其爭鬥鋒芒便集中到了李瓶兒一邊。李瓶兒懷孕之事，為潘金蓮得知後，她就沒有停止過冷嘲熱諷。第三十回，李瓶兒臨盆產子，這對於妻妾盈室而從無子嗣的西門慶說來，無疑是一大喜事。但潘金蓮卻橫豎不是滋味，詛咒譏諷，難以掩飾心中的氣憤、不安和沮喪。當合家上下為接生手忙腳亂時，她說：耶口樂口樂!緊著熱剌剌的擠了一屋子裏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著下象膽哩!不滿之情，溢於言表。她不懷好意地懷疑這孩子並非西門慶所生：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才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裏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著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裏尋犢兒去？這話是十分惡毒的，不僅誣蔑了李瓶兒，連還在腹內的孩子也被一棍子打倒了。她看見孫雪娥慌慌張張跑來觀看時，又對孟玉樓說：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錢。姐姐，賣蘿卜的拉鹽擔子，攘鹹嘈心。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然而，孩子終於降生了，而且是一個潘金蓮最不願意看到的能傳宗接代的男嬰。於是，“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而潘金蓮卻“越發怒氣生，走去了房裏，自閉門戶，向床上哭去了”。
潘金蓮說話毫不留情，尖刻狠毒。在孩子未生下來時，她說：“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莫不殺了我不成!”作者是寫李瓶兒生子，但卻寫了大段的潘金蓮的話語，顯而易見，他不是在寫事，而是在為潘金蓮寫心。李瓶兒產子的情節以及西門官哥這個人物本身，均是主要用來為刻畫潘金蓮的形象與心態服務的。寫彼而及此，用意曲折，文筆之生動，除《金瓶梅》外，在古代說部中也實在是罕見的。
上述潘、李兩人性格發展變化的曆程，展示了晚明時代市井婦女的人生悲劇。她們為了追求人性人欲，曾以果敢的行動突破了宗法等級的製約，成為封建禮教的叛逆者。但是她們並沒有成為命運的主宰，而是回歸傳統，變為欲望、命運的奴隸，令人深思。由於出身經曆不同，所以，她們奴性人格的屬性不同。潘金蓮則由奴才性的“縱欲”轉化為封建市儈人格；李瓶兒則由奴才性的“負罪意識”轉化為封建“賢良”人格。雖然類別不一，其實正好體現了封建奴才人格的兩個方麵。可見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突破傳統的人性觀、婦女觀，能夠緊扣轉型時期社會變革的趨勢，通過人物性格的發展史，深入發掘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市井婦女人生悲劇的內在根源，體現了作者的創新精神，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
張竹坡雲：西門妻妾之間，“其爭其妒，大抵由財色而起。夫色財有一已足亡身，今瓶兒雙擅其二，宜乎其死之速，並害其子也。至於死，金蓮快而月娘亦快。金蓮快吾之色無奪者，月娘快彼之財全入己，故瓶兒著完壽衣而鑰匙已入上房矣，此二人之隱衷也。乃金蓮之隱易知，而月娘之隱難知，今全於皮襖發之。”上述評論，雖然雜有“財色禍水論”的傳統觀念，但也觸及了問題的實質。令人不解的是，西門府中妻妾之間的主要矛盾則是月娘與金蓮的矛盾，為什麼卻轉化為瓶兒與金蓮的矛盾？從其悲劇的內在原因而論，似乎是由李瓶兒的軟弱，潘金蓮的凶狠導致而成。但就全部作品來看，潘、李之間的矛盾不過是一場奴隸之間自殺自滅的悲劇衝突。那麼，悲劇的深層原因又是什麼呢？變革時代新舊因素的矛盾是其悲劇的深層根源。
前麵說過，西門府中是一個由封建宗法勢力與資本勢力滲透消長而又充滿矛盾的家庭。作為家庭主婦的吳月娘，從其外表而論，似乎“心慈好善”、“庸懦無能”，實際上是一位機深內重，曆練老成，富有權謀的人物。她出身封建仕族，兼備地主和商人兩類剝削者的性格。她雖體弱多病，不耽於色欲之逐，但對金錢權勢的追求則是她的本質特征。她深知西門慶貪財好色，如同脫韁之馬，在無能駕禦的情況下，基本上采取隨波逐流，苟合取容的態度，但在家政大權方麵並不糊塗。由於西門慶的格外寵幸及其示範效應，所以潘金蓮與陳經濟、龐春梅等表裏結合，放蕩淫靡，無所顧忌，整個家族呈現等級失序、道德淪喪、家反宅亂的局麵，在家政大權方麵對月娘構成嚴重威脅，於是雙方形成主要矛盾。
自金蓮害死宋惠蓮，逼走來旺兒之後，步步得勢，月娘節節敗退。從此月娘改變鬥爭策略，主要矛盾雙方暫處於暗鬥階段。總體而論，月娘的策略是：第一，為了保持正室的尊嚴，暫時避開正麵衝突，采用佛道陰柔之術，以子嗣繼承問題為核心，以讀經宣卷，奉佛勸善為名，暗中與姑子決策，配製坐胎符藥，承歡求子。所謂“眾星擋不住一月”，以此作為戰勝眾妻，維護主婦地位的根本，可見瓶兒同樣屬於對立麵人物。第二，扶植對抗勢力，暗中遏製潘金蓮的勢力。在外，她以拜娘認女之策扶植李桂姐與之對抗；在內，她見李瓶兒生子有寵，便借與喬家聯姻之機與李瓶兒結成心腹至戚，外似擺闊鬥富，實際上是把瓶兒推向風口浪尖，成為金蓮打擊的對象。李瓶兒不明，尚以為大娘關懷，分外感激。第三，再用“欲擒故縱”之道，先讓金蓮上下跳竄，四麵樹敵，然後因勢利導，待時機成熟，從中取勝。但其中令人迷惑的是：在生活方麵月娘的確對李瓶兒母子極盡關懷，似乎出自本心，其實不然。因為，當潘、李矛盾激化之後，月娘明知金蓮謀害官哥兒的行徑，但她始終首鼠兩端，對其母子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問題不置一辭，不設一謀。甚至當官哥兒死後，她對事實真象尚采取隱瞞態度。李瓶兒生前，月娘所收財寶箱籠未見歸還，當李瓶兒死後，立即收去了她房門鑰匙，並將其箱籠全部搬進上房(八十回)。由此看來，月娘到底關心的是什麼？不言自明。潘金蓮自以為機敏過人，每日抖擻精神，一味逞強使能，成天算計別人，其實如燕巢飛幕，魚遊在網，始終逃不出封建宗法等級的牢籠，反而被人所算，這正是她奴性人格的可恥下場。
至於家主西門慶，更是一位不顧一切追逐眼前利益和自我價值的新興商人。他既是封建經濟基礎、倫理秩序的破壞者，又是一位封建惡性積習甚深的典型人物。他雖深諳世故，善於識時任勢，冒險發財，巧取豪奪，所以整天在外養女調婦，忙於財色之逐，但對妻妾之間的矛盾，態度曖昧，一籌莫展。隻是以財色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以實用主義的價值觀規範妻妾，玩弄手段。他既嬖愛金蓮之色，而又豔羨瓶兒之財。根本談不上什麼人格方麵的尊重與愛護，彼此之間不過是一場交易而已。所以，當矛盾激化之後，他隻是以懲罰奴才的辦法掩蓋矛盾。當官哥兒死後，隻是摔殺獅子貓，像哄騙孩子那樣掩蓋了一場命案。這正如馬克思所說：在資本家眼裏，“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間的關係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現在同樣的‘現金交易上’。”
本來，李瓶兒一生陷於變革時代的矛盾糾葛之中，終於在西門慶家族衝突中被人坑陷而死。她的死，是家族新舊因素矛盾交織絞殺的結果。這本來是一場駭人聽聞的大悲劇。反而被標榜為“淑婦的典範”、“朱門之楷模”，還美其名曰：“福人善終”、“積善而成正果”，且通過西門慶的痛哭、殯葬、追薦超度等一係列盛大的活動，以顯示對死者的尊寵及其深切的哀悼。其實不過是借死人炫耀門庭，廣結勢要，聯絡感情而已。然而就在追悼的帷幕之後，主奴上下偷雞摸狗，爾虞我詐，幹著不可告人的勾當。作者將喪情的悲哀與偷情的歡樂進行對照，集中深刻地揭示了李瓶兒悲劇的外在根源，揭示了西門慶等人腐朽、虛偽的本質及其家庭行將衰敗的趨勢。
綜上所述，潘金蓮、李瓶兒兩人並非作者說理戒世的“淫婦典型”，確是體現作者新潮觀念的典型人物。她們的叛逆精神及其悲劇命運，既不同於往昔那些以兒女風情為主調的“才子佳人”作品，也不同於借夢幻形式反映婦女覺醒的“離魂”之作，又不同於“三言”中隻從某一生活側麵張揚市民階級婚姻、價值觀念的作品。而《金瓶梅》的作者，卻以西門慶之家的興衰變化作為時代的縮影，通過潘、李兩人的生活曆程，不隻是從時代生活的深層發掘了市井婦女人身遭受的摧殘與損害，還深入發掘了她們精神的壓抑及其靈魂上所受的摧殘毒害，從而全麵真實地揭示了她們人生悲劇的內外根源。並從中透視了晚明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畸形發展及其軌跡。這一切決非偶然，而是特定時期社會變革的必然結果。因之，它充分體現了作者的藝術創新，而且具有深遠而又多方麵的認識價值。
第9章 婢慕主位，自釀苦酒終自飲
《金瓶梅》裏的人物都是很真實的。現代文學理論認為，作家在小說裏創作的人物可以是寫他們本來是什麼樣兒的，也可以寫他們應該是什麼樣兒的。寫“應該是什麼樣兒”這個“應該”，有時免不了作家自己先有了成見，有時甚至難免去從某種“規定”出發塑造人物，這樣寫出的人物自然不會有生命力。寫“本來是什麼樣兒”的，就是從生活出發，寫出生活中的“這一個”。《金瓶梅》寫人物是屬於後一種。這部書除了寫西門慶和他的妻妾、社會上的惡勢力、朝廷裏和地方上的官員，寫這些有錢有勢的人物或與有錢有勢的人物有密切關係的人物，還寫了受他們役使的許許多多奴隸：婢、仆、廚役、小廝等等。這是些卑微得幾乎不足道的人物，但小說《金瓶梅》寫他們，分量也並不比那些“大人物”輕。
提到女奴婢，中國的讀者容易一下子就想到她們都是受壓迫者。一般文學作品裏比較現成的描寫方法，或者把她們寫成好主人(好的祖母或好的小姐)的好幫手，以顯示她們聰明、百伶百俐，又比主子熟諳世事，像《西廂記》裏的紅娘；或者寫她們具有窮人的一切優美品質：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反抗主子，不惜玉碎，像“現代戲”裏的吳清華。這其實都是把最殘忍的人身奴隸製下作為家奴的婦女們的命運理想化也簡單化了。《金瓶梅》裏的奴婢們不是這樣，他們的身世遭遇、性格行為及命運都要豐富複雜也真實得多。
這裏我們隻挑選西門慶家中兩個女奴婢宋惠蓮和龐春梅來談。
宋惠蓮在小說裏出場是從第二十二回《西門慶私淫來旺婦春梅正色罵李銘》開始的。來旺是西門慶的仆人，宋惠蓮是來旺的妻子。小說在這一回先敘述說：那來旺兒，因他媳婦自家癆病死了，月娘新近與他娶了一房媳婦，娘家姓宋，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裏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廚役蔣聰為妻小。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做活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蔣聰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裏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隻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匹青紅布，並簪環之類，娶與他為妻……
小說還告訴我們，這宋惠蓮“當初在蔡通判家房裏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才打發出來”。其實這姑娘當時不足二十歲，從小生活不幸，被人賣來賣去。當使女奴婢後，即被主子侮辱，還要承擔“壞了事”的責任。她的婚姻也很草率，嫁的丈夫不是廚役就是仆人，沒有社會地位，品德也不好……這樣的命運，對舊時代下層婦女而言並不特殊。
但有兩個自身因素卻使她的命運一度曲折複雜起來。這就是她偏偏生得很美，性格也機靈。沒有文化但看牌比誰都快，能用一根木柴，很快燒好一個豬頭，還會說俏皮話。本來，中國的古典小說寫女子的美，一般已有固定格式：目如秋水，眉似遠山，櫻桃小口，體態嫋娜……《金瓶梅》這部小說比較特殊，它寫潘金蓮的美，隻一句：“從上往下看，風流往下跑；從下往上看，風流往上流。”它寫宋惠蓮也是如此，筆致簡練、獨異。惠蓮蕩秋千，“飛起在半天雲裏，然後抱地飛將下來，端的都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不像潘金蓮的美帶著潑辣，惠蓮的美洋溢著青春和熱情，令人想象得到她明豔的容色和動人的體態。她知道自己美，所以愛打扮，看了玉樓、金蓮等人打扮，她也把“鬏髻墊得高高的，梳的虛籠籠的頭發，把水鬢描得長長的”。並且經常和男人們打情罵俏。美麗對於貴婦人可以是嬌人的資本，對惠蓮這樣身世卑微地位下賤的少婦，就不是什麼幸事了。所以她每到一處，主子和家奴都垂涎她的美色，誘惑她墮落，幾乎人盡可夫。到了西門家，果然就又“被西門慶睃在眼裏”。她是個窮人，生活不寬裕，嫁給來旺時，財禮才“兩套衣服，四匹青紅布並簪環之類”。窮，並不都能使人發生美好的品質，有時恰恰相反，像潘金蓮那樣，窮也會使人變得更自私、貪婪。在惠蓮，則以為可以用自己的美麗和肉體去換取好一些的生活。
她抵抗不住壓力和引誘，果真背著丈夫來旺兒，做了西門慶的又一姘婦：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匹藍緞子，到他屋裏，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酒席上斟酒，穿著紅襖，配著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才開廚櫃拿了這匹緞子，使我送與你……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什麼，爹與你買。今日趕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何如？”那老婆聽了微笑而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裏伺候。”(第二十二回)為此，她有時還做得很輕賤：老婆(宋惠蓮)掀開簾子……隻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坐在他懷裏……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你與的那香茶都沒了。”又道：“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我還他。”(第二十三回)西門慶把她在奴隸隊伍裏的位置挪動了一下，當然仍然是奴隸：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算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隻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脂粉……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灶，隻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裏後邊小灶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第二十二回)但她竟產生了錯覺，有時會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以為可以和主子們平起平坐了。她常去參加主子家的婦女活動，如打秋千，元宵夜晚和主人家的妻妾、親戚一起“走百病”，看放花炮等等。一次她和西門慶在藏春塢雪洞裏通奸時，竟嘲罵潘金蓮：“你家第五的秋胡戲(見元雜劇《秋胡戲妻》，秋胡是劇中人物)，你要她來家多少時？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兒!”老婆道：“嗔道恁地久慢老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夫妻!”(第二十二回)這被潛蹤而至的潘金蓮聽在耳裏：“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腳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