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痞、市儈躋身官場，增加了官僚階層的市儈化的成分。中國封建社會裏，龐大的官僚機構成員主要來源於皇家貴族子弟和地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平民中的知識分子要想為官必須經過“十年寒窗苦”的功夫由科舉致仕，由“田舍郎”登入“天子堂”，成為地主階級的新成員。但在其前期和中期，即宋朝以前，少有地痞、市儈為官者。那時的地痞流氓隻能在朝代變更的動亂年月裏成為“流寇”，或作為揭竿而起的農民義軍首領，個別人物成了“真命天子”，如漢高祖劉邦。到了封建社會的後期，地痞、市儈有了參政的時代氣候，他們雖不讀“聖賢書”，甚至不識字，但可用手中的銀子去買官。《金瓶梅》形象地反映了地痞流氓政治流向和政治地位大變化的狀況。體現這種狀況的典型人物自然是書上的主角西門慶，還有吳典恩、張二官等。西門慶出身於“行商”之家，“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長大後成了“與人把攬說事過錢”的地痞流氓，是個會做生意的商人，並與清河縣的地痞、商人、市儈有廣泛的交結。“得官”之後，他又把地痞的能量和市儈的作風帶到官場，雖無家族的根基和文化素養，卻比其他官僚有左右逢源、飄搖不敗的優勢。如其不“貪欲得病”早死，前程當是無量，官運亨通。他出類拔萃的政治能量，為離京的朝官傾慕，被地方大小官吏仰望，居住清河縣城，成了山東一方的政治中心人物。為何之故？正是他地痞的品性和市儈作風在那個官場世俗化和官僚市儈化的時代裏春風得意，任意馳騁。同時，他又把地痞品性和市儈作風帶到官場，並得以發揚光大。吳典恩升做本縣驛丞，又做了巡僉，對吳月娘“恩將仇報”的行為在封建禮教看來是不道德的，卻是他地痞本性在官場的反映。明後期的一些朝臣大吏們，如徐階、張居正等宰相，上台後不是都大反其“恩師”嗎？吳典恩(無點恩)的“無義”行為是有現實背景的。那個相貌醜陋、品行不端而很會做生意的張二官，“打點了千兩金銀，上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做了提刑副千戶，也是以市儈的作風處理“公案”的。周守備一張“帖兒”送到，他和何千戶“據著陳經濟狀子審問”，對楊光彥兄弟“一頓夾打，監禁數日”，把謝家大酒店判給了陳經濟。
官場內在的世俗化與地痞、市儈躋身官場勢力相結合，促進了官僚的市儈化。“破落戶”西門慶等人之為官，而且得心應手，在險惡的仕途上能不斷化險為夷，這本身就是一種客觀存在，產生著引力很強的影響，成為同僚們學習效法的對象。
第5章 因財借勢，敢在家中放官債
初識西門慶，他留給人的印象頗佳，至少很慷慨大方。比如，西門慶梳籠李桂姐時，他結拜的十兄弟中的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等，都拿出隨身值錢的東西當作禮物奉贈祝賀。
但西門慶最拿手的把戲，還是利用其在官府中的關係，賄賂請托，並借其財勢，向其他商人放債，從中牟取重利。
第三十八回應伯爵找到西門慶替商人李智、黃四拉生意，說上邊“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問西門慶做不做這宗買賣。西門慶大約看出這二人並不十分可信，便說道：“我哪裏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裏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盡管沒有合夥做這筆買賣，但西門慶還是向李智、黃四提供了一千五百兩銀子，並以“每月五分利”收利息。到第四十三回寫李智、黃四關了一千兩香蠟銀子，“黃四又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算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還欠五百兩”。西門慶看見“黃燦燦四錠金鐲兒，心中甚是可愛”。張竹坡對此有過一段評論：夫西門慶前得玉樓、瓶兒之財，雖為得財，卻是色中之財。必用李智、黃四來一番描寫動頭，後又接入生涯，方是真正財來。這說明，利用裙帶關係撈錢，還隻是“色中之財”，終究是一次性獲利，不及放高利貸，卻是一本萬利。到第四十五回，黃四他們還想繼續從西門慶處借五百兩，加上未還的五百兩，正好湊上“一千兩合同，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那利息該有多少呢？應伯爵算道：“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三十兩銀子。”因為有利可圖，西門慶自然滿口應承下來。他對應伯爵說：有錢就得使之發揮效益，“省的金子放在家裏，也隻是閑著”。果真到了第六十回，李、黃又還了三百五十兩銀息。就這樣，他們之間的交易斷斷續續，一直做到西門慶死為止。西門慶臨終時向陳經濟交底說：“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此處，他還交待了向其他人發放的高利貸：“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如果把這些都累計起來，利錢至少也得數百兩了。
第6章 賄買官府，外邊江湖走標船
中國封建社會自宋元以來，隨著水陸驛道的大規模修建，特別是到了明中葉以來，隨著農村經濟作物種植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國內市場空前擴大起來。與此相適應，以往追求自給自足的商業格局被打破，而是突出自己的優勢，加強重點產業經營。比如，江西南部和安徽等地是當時糧食主要產區，河南、山東主要生產棉花，鬆江、嘉定、常熟又是棉紡織業的發達地區，而湖州等地的絲綢又在全國聞名。各地商人紛紛通過長江、運河等水陸交通進行長途販運，當時的行話叫走標船。所謂標船，指專門從事於商品運輸的船隊，特別是那些區域性的長距離的貿易販運的船隊。能在江湖上走標船，首先得具有雄厚的資本作為後盾、有經商的氣魄作為支柱，這樣才能獲得大量的利潤、積累更多的資本。
按理說，明代市場上最大量的商品是糧食，商業資本的最大部分也應該是用於糧食流通，但因糧食經營十分分散，所在產區和銷區都有商人經營，加之各地都能生產，運銷利潤較低，所以，明代興起的大商業資本家，主要不是經營糧食，而是經營一些日用消費品。
西門慶既是一個商人，又是朝廷命官。他做了官，但絕不放棄商業，而是為著利用官場的便利，做更大的買賣。這一切顯示西門慶的“機深詭譎”和很大的冒險精神。他相信：“要得富，險上做”這一諺語。他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一個在當時條件下懂得如何發大財、圖大利、相當精明強幹的商人。
西門慶所經營的貨物主要是絲綢布匹。因絲綢多產在江南，所以西門慶就多次派人沿運河南下，到南京、湖州、杭州等地販運綢緞。如第五十八回載韓道國“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緞絹貨物”，第六十四回載來保從“南京運貨歸來”。到後來，隨著經營規模、經營範圍的進一步擴大，西門慶走標船的勁頭也越來越足。第六十四回描寫王六兒、韓道國宴請西門慶，以表示對主子的感激之情。自然，這又成了王六兒與西門慶尋歡作樂的機會。王六兒借機為丈夫拉生意，叫他外出跑買賣，西門慶忘乎所以地說：“你既一心在我身上，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個買手置貨罷。”到第六十七回，西門慶派韓道國、來保、崔本三人同時起程，分路奔赴杭州、湖州、鬆江等地“置買些布貨來”。此次出行，崔本帶了二千兩銀，韓道國、來保則帶了四千兩銀，可見投資規模之大，決非是小本生意了。
除經營絲綢布帛，西門慶還從事於販鹽行當。
鹽曆來是封建政府專賣的對象，鹽商具有官商的性質。由於專賣，鹽的市場價格遠遠高於其價值。故此鹽商紛紛私營鹽業以牟取暴利。凡有財力的大商人多賄買官府，借以尋找機會插手鹽業經營。
西門慶是怎樣染指於鹽業經營的呢？
第四十八回描寫來保被派往京城為苗青一案向蔡京求情，來保暗中求人抄出一份蔡京的條陳，其中有兩條對西門慶殊為有利：一是他曾熱情款待過的蔡蘊被薦舉作兩淮巡鹽禦史，二是“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支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幸運的是，西門慶和親家喬大戶舊時曾在高陽關上納過三萬糧倉鈔，結果換回三萬鹽引，而且正好被指派到蔡蘊巡官的揚州支鹽。這不啻給西門慶提供了一次極好的發財機會。用當時的行話，這叫納粟中鹽。因為插手鹽業頗多利潤，所以明代有很多富商大量購買糧食，與政府換取鹽引，低價買進政府專營的鹽，然後再到外地高價拋出。“賤買貴賣，是商業的法則”。明代的大商人們深知此中三味。西門慶和其他商人一樣，牢牢地抓住這個時機，高價倒賣，以獲得暴利。
在明代，政府支鹽是以“引”為單位的。三萬鹽引有多少呢？第五十一回記載，琴童背著個大包袱，裏麵有三萬鹽引，是韓道國和崔本“才從關上掛了號來”。西門慶早就做了安排，打算讓韓道國等到“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叫他往湖州織了絲綢來”。聽到此信，當時就有應伯爵喝彩：“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果然，到第五十八回韓道國回來，就已載回了十大車緞物，價值一萬兩銀子。卸貨時，“經濟拿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腳子領籌運貨，一箱箱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直卸到掌燈時分”。值得注意的是，這還不是全部，因為韓、崔二人與來保僅同路到揚州，然後就分手了。後來第六十回寫來保去南京辦貨回來，“連行李共裝了二十大車”。按十大車貨值一萬兩銀計算，二十大車貨，就該在二萬兩銀上下。這就是說，三萬鹽引加上一千兩銀本錢，換來價值三萬兩銀的緞絹貨物。“走標船”獲利的豐厚於此可見一斑。
在商業經營活動中，不管是運用什麼手段，西門慶總是節節勝利，他的事業總是步步高升。直到死前不久，崔本往浙江湖州采辦的二千兩銀綢緞剛剛運回到清河鎮，韓道國和來保從鬆江采置的四千兩銀貨物還在途中，這一切都證明，西門慶的家業正處在興旺發達的高潮，這無疑預示出了當時新興商人的燦爛前景。所有這些，無不在客觀上向傳統的重農抑商的封建地主階級勢力提出了挑戰。當然必須指出，西門慶與封建地主階級的某種衝突，與其說是理性上的，不如說是直覺感受上的。不可否認的是，不管其主觀意願如何，其言行的客觀效果卻有力地刺激了一代新興商人的崛起，使之成為與傳統的封建地主階級形成一種更深沉、更直接的對立和衝突。惟其有了這種對立和衝突，作為新興的商人階層與陳腐的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情緒才會不可避免地通過社會的每一條縫隙向外揮發，並逐漸由潛隱狀態轉為明確狀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密切注意到了西門慶與喬大戶的聯姻活動，密切注意到了白皇親家典當貴重物品的無奈舉止。毫無疑問，喬大戶、白皇親等在過去一定是官宦地主之家，有財有勢，曾不可一世。然而，在新興商人麵前，他們好像驀然間萎縮了。那喬大戶，憑著“親家”的麵子，有幸能與西門慶合夥經商，但在具體經營活動中，兩家的決策作用顯然是不能等同的。喬大戶曾明確地告誡崔本：“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指西門慶)，這邊隻顧處理，不消多較。”如此看來，喬大戶是心甘情願地把經營權毫無保留地委托給西門慶。顯而易見，這不僅僅是西門慶一己的勝利，而且還是他所代表的新興商人階層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