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教授的習慣都已經很熟悉了。從前我們曾認為他的這些脾氣很古怪，可是現在我們熟悉多了。在某些關鍵時刻，幹脆離開城市到鄉間去一趟常常會有奇跡般的效果，可以補償犧牲的辦公時間而綽綽有餘，何況這又是夏末的一個下午，風光明媚，景色宜人呢。
教授駕駛著那輛大型的阿爾維斯牌車——這是他惟一的一件豪華而又必要的私產——沿著新開的西部大公路駛去，一直開到城的盡頭，然後打開直升飛機的發動機，爬到半空，這時機下縱橫百英裏的英國鄉村盡收眼底。希思羅機場的白色跑道也清晰可見，一架300噸位的大班機正向著跑道降落。
“我們上哪兒去呀？”喬治·安德遜問道。當時他是公司的總經理。我們當中還有保爾·哈格利弗斯，你不會認識他的，因為幾年前他到威斯汀豪斯公司去了。他那時是生產工程師，而且是工程師中最優秀的工程師之一。他也非得是一位優秀工程師不可，否則就無法跟得上教授。
“到牛津去怎麼樣？”我建議說。“那兒和那些人造衛星城不太一樣，可以換換口味。”
就這樣，大家都同意到牛津去。可是我們還沒有到牛津，教授看到幾座景色秀麗的山頭，他就又改變了主意。於是我們的直升飛機就降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由此可俯視一條長長的山穀，整個地方看上去就像從前某個大私人莊園裏的一塊地方，這時天氣十分炎熱，我們從直升飛機機艙裏爬了出來，把穿不住的衣服扔得到處都是。教授則把他的外衣小心翼翼地鋪在草地上，蜷曲著身體躺在上麵。
“到喝茶的時候叫醒我。”他說。5分鍾後他就睡著了。
我們幾人輕聲地聊了一會，不時地看他一眼，生怕把他給鬧醒了。他睡著時，臉部放鬆，顯得出奇的年輕，可是人們很難料到麵具後麵正在琢磨著一二十個複雜的計劃——其中有一個就是怎麼把羅德裏克·範登搞垮。
後來我們大概都打瞌睡睡著了。那天下午四周靜悄悄的，那些蟲子也都熱得叫不動了，周圍的群山都被烤得閃爍發光，天氣的悶熱簡直好像看得見、摸得著似的。
突然，我耳邊似乎有一個巨人在吼叫，把我吵醒了。但我還繼續躺了一會，迷糊糊地看了看是什麼東西那麼鬧。其他幾個人也都跟著一個個醒了過來。大家都很惱火地看看周圍。
在兩英裏遠的地方，就在山穀的另一頭，有一架直升飛機在一個小村莊的上空飛來飛去。它正在向手無寸鐵的村民狂轟濫炸，隻不過它扔的不是炸彈，而是競選的宣傳品。每隔幾分鍾一陣陣變幻不定的風把競選演說刮到我們的耳朵裏來。我們躺了一會兒，想判斷出究竟是哪個黨犯下這一滔天大罪，可是因為擴音器隻是一個勁兒地頌揚一位叫斯努克斯先生的美德，所以我們幾個人誰也沒弄清楚。
“斯努克斯先生休想得到我的選票，”保爾氣乎乎地說。
“什麼作風！這家夥肯定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他差一點就給安德遜扔過來的鞋擊中。安德遜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
“也許是老百姓請他來演講的。”我說。我知道這種說法也不怎麼能使人信服，隻不過想使大家平靜下來罷了。
“我不信，”保爾說。“不過我所反對的是這種事情所涉及的原則。這種做法——這種做法讓人不得安寧，簡直是侵犯人權，就好像在空中寫廣告牌一樣。”
“我並不把天空看作是私人的財產，”喬治說，“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記不得這以後大家是怎麼繼續爭論下去的，不過最後大家轉而泛泛地討論起令人討厭的噪音問題，並特別討論了斯努克斯先生的例子。保爾和喬治兩人都心平靜氣地望著直升飛機。不一會喬治說：“我所希望的是，隻要我願意，我能隨時豎起一座音障來。我一直認為塞繆爾·柏特勒發明的在帽子上弄兩個護耳朵的帽瓣倒是一個好辦法，隻是效果可能會不太好。”
“我看在社交中還是有效的，”保爾回答說，”即使最惹人討厭的嘮叨鬼每一次走近你，你就裝模作樣地往耳朵裏塞耳塞，那他也會有點泄氣的。不過設音障的想法非常有意思，可惜要設音障必須消除空氣，而消除空氣卻又不實際。”
教授一直沒有參加大家的談話。事實上他好像又睡著了。突然他打了個大嗬欠，站了起來。
“該喝茶了，”他說，“上邁克斯店去吧。費雷德，這回該你掏腰包了。”
大約過去了一個月以後，教授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由於我是負責給他搞宣傳和一般聯絡工作的，他通常總是把他的新想法先給我說說，看我是不是聽得懂，是不是認為這些想法有用。哈格利弗斯和我常常努力讓教授如脫韁野馬似的思想能有所控製，使教授的所做所為切合實際。不過我們也並不總能說服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