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伐（要我回來），那就要等奇跡中的奇跡了。”《玩偶之家》的結尾，娜拉拿起手提包，在離家而去之前，對丈夫托伐·海爾茂說道。娜拉走了，樓下隻傳來一聲關門的聲音，留下海爾茂在家中，獨自思索——何謂奇跡中的奇跡？
“但在易卜生戲劇中，奇跡不會發生。”孫建以易卜生的最後一部戲劇《當我們死而複活的時候》為例，受難的人們爬上雪山，突然一場雪崩埋葬了他們，“預示著他們不可能得到拯救，奇跡也不可能發生。”
有人認為，在易卜生生活的時代，娜拉期望的奇跡，“是不可能發生的”。沒有實現的“奇跡”，或許還有“自由”。
娜拉走了，在易卜生那裏，沒有出走之後將如何的問題。在文學史上，他被稱為“一個偉大的問號”。
他留下了一係列永恒的問題，讓一代代走進劇場的觀眾思考。他處在一個分崩離析的世界中，戳破了道德最後一層偽善的麵紗，質問每一個人：走，還是不走？
他不是啟蒙者，如《終身大事》中的田亞梅一樣，呼喊著口號帶領女性破繭而出；他亦不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如《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漢一樣，在無窮的等待中無所作為。他是一個堅定的彷徨者，毅然擊碎了虛偽的道德，自己卻不知何去何從。
“易卜生的話劇是現代話劇的羅馬：條條道路通往它，也發源於它。”瑞典戲劇專家馬丁·拉曼曾如此評價。作為“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生前共寫有26部戲劇和1部詩集，1906年5月23日易卜生辭世時，西方戲劇正沿著他所開創的道路前進。
閱讀點睛：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誌與獨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資產階級婦女”的代表。易卜生從小受到的苦難，造就了他不屈服於任何邪惡勢力的性格，也因此，他才會憑借手中的筆，去挑戰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道德、法律宗教，為廣大婦女的解放和自由而高呼。
貝多芬：被踢出來的音樂大師
劉東偉
貝多芬，德國作曲家，代表作《第九合唱交響曲》、《第五命運交響曲》、《第六田園交響曲》、《月光鋼琴奏鳴曲》、《莊嚴彌撒曲》等，被世人尊稱為“樂聖”。
1770年12月16日，貝多芬出生於萊茵河畔的小城波恩。祖父是波恩宮廷樂團的樂長，父親是宮廷的男高音歌手，母親是個傭人。父親渴望他能夠像莫紮特一樣，成為音樂界的驕子，從小就逼著他學習鋼琴和小提琴。
在他八歲的一天，父親布置完功課，便去宮廷演唱了。隨後，他拿著小提琴到屋後的僻靜處演練。那時，陽光明媚，從樹椏間照射下來，落在他的臉上，幾隻鳥兒唧唧喳喳地叫著，在他頭頂盤旋。他不禁看的癡了，一時忘記了練琴。
晚上，父親回來，開始檢查貝多芬的作業。由於他並沒有訓練，所以演奏很生疏，父親很生氣，嗬斥他對照著樂譜再練。他有些緊張，甚至連指法也亂了。父親劈手拿過小提琴摔在地上，喝道：“你這個樣子，什麼時候能變成莫紮特。”他說：“我本不是莫紮特，為什麼要成為他。”如果不頂撞，興許父親還會饒恕他，但是，那天，恰好父親在宮廷裏因心情不好，演唱放不開，被王子稱為三流的歌手。父親很憋氣，不自覺間便增加了對兒子的渴望，這時又見兒子沒有完成作業，怒火便難以控製地發泄出來，一腳把他踢翻了。
父親那一腳踢在身上，他的肋條幾乎折了，一直在床上躺了半月，才爬起來。在這半月中，他的心中產生了矛盾。有時聽到從窗口傳來的鳥聲，便渴望一種自由和爛漫的生活。有時摸著肋部，又覺得對不起父親。
父親也深為自己的鹵莽而後悔，不止一次地坐在兒子床邊，想向他道歉，卻張不開口。母親說：“你就去認個錯吧，他畢竟還是個孩子，他貪玩也是情理中的事。”父親點點頭，來到兒子麵前，沉默了半晌，正要開口，他突然說：“爸爸，你教我吧，我一定好好學的。”父親從兒子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種亮亮的東西，知道兒子已經有了遠大的目標。父親很興奮，一時忘記了自己是來向兒子道歉的，便高興地抱著兒子說：“好，好，這才是我的好兒子，你要時刻想想我的處境，想想你母親的生活，為了你父親不再被人歧視，你母親不再做下人的工作，你一定要成為人人崇敬的音樂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