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康拉德·阿登納
康拉德·阿登納（1876—1967），前德意誌聯邦共和國首任總理（1949—1963），生於德國科隆市，弗賴堡大學畢業（1899）。1906年加入中央黨並當選為市議會議員，任科隆市副市長（1909）、市長（1917）。1944年7月因受謀刺希特勒案株連被捕。戰後曆任科隆市長（1945）、英占區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1946）、全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1949）、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總理，並兼任外長（1951—1955）。1963年與1966年先後辭去總理和基民盟主席職務，1967年逝世。
女士們、先生們：
在經曆了議會委員會的長期協商和聯邦議院8月14日的選舉之後，新的德國建立了。今天，隨著聯邦政府的組成，《占領法規》同時也生效了。雖說聯邦議院和聯邦政府的權限受到《占領法規》的製約，但我們仍為事態的這一發展、為德國的重新建立而感到高興。
時代的這一發展，比起1945年以來的局勢，比起納粹帝國時期，進步是巨大的。然而盡管如此，我們仍必須時刻意識到，德國和德國人民尚不是完全自由的，還未能享有與其他民族同等的權利，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它們被分割成了兩部分。但是，我們至少可為國家爭取到相對的自由而感到欣慰。
我們的經濟正在起飛，但我們首先還是重新獲得了人權保障。我們之中再也不會有人像在納粹帝國時期那樣被秘密警察或類似的機構隨意剝奪自由和生命。維護基本權益，保障個人自由，這對於我們是何等珍貴。所以，盡管我們還缺乏許多這樣或那樣的東西，但我們仍必須為重新享有這種人權而歡呼。
我的當選及政府的組成是政治形勢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它源自於法蘭克福經濟理事會的政策的提出。法蘭克福經濟理事會的政策，即“社會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的問題，現已支配了我們的整個局勢。所以，要想推翻法蘭克福經濟理事會多數派提出的綱領已絕無可能。“計劃經濟”還是“社會市場經濟”的問題曾在競選中起著重要作用，而大多數的德國人都表示反對計劃經濟。
與提倡及讚同計劃經濟的政黨實行聯合，這勢將違背大多數選民的意誌。選民完全有理由質問：如與這些政黨聯合，那選舉究竟還有無必要？如果政府的組成與選舉的初衷及結果不符，那麼在大多數選民中，尤其是在年青一代的選民中，民主思想以及對議會民主必要性的信念定將遭受沉重打擊。然而，對那些為了組成政府和更好地共同工作而實行議會聯合的政黨加以指責，這卻是不合情理的和不民主的。同樣，對社會民主黨的指責也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它根本無意參加所謂的大聯合。
社會民主黨在法蘭克福經濟理事會中堅持其原則主張已達兩年之久，在這之後，尤其是在選民作為仲裁人做出其裁決之後，人們絕不可能指望社會民主黨會去否定它認為、並向公眾宣布是正確的一切東西。
鑒於對國家政策的考慮，我認為現有的事態發展是正確的。我不認為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會民主黨聯合，會更切合全體人民的利益，更切合德國的利益。在我看來，反對黨的存在是一個國家所必需的，隻有通過政府多數與反對黨的相互對立，方能切實完成國家政策任務，實現真正的進步和體現民主思想。我以為，在德國政治局勢動蕩的情況下，在議會中明確保留反對黨要比因實行大聯合而沒有一個主要反對黨好得多。
我已提議總統先生任命13位聯邦部長。但在這些部中沒有外交部，我未能滿足一些人的願望，去設立一個負責國家間關係事務的部。之所以沒有這麼做，是因為按照《占領法規》，受國際條約一由德國或以德國名義簽署的一約束的外交事務應由占領區盟國高級委員會主管。當然，不設外交部，並不意味著我們放棄這一領域的所有活動。雖說德國的外交事務歸盟國高級委員會管轄，但聯邦政府和聯邦議院在德國內部事務上的一切活動仍始終隱含著一種對外關係。由於被占領及“馬歇爾計劃”，德國同外國的聯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密切了。此外，我相信，由於肩負的責任重大，盟國高級委員會不可能事先不與聯邦政府通氣即就德國的外交事務做出重大決策。短短幾天的供職經曆使我完全有理由做出這樣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