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一天，他找上了《紐約時報》，指名要見戲劇評論家布魯克斯·艾金生。艾金生的助手亞瑟·吉爾布說他要見的劇評家當時正在倫敦。
“那我就在這裏等艾金生先生回來。”他堅決地說。吉爾布於是請他道明來意。這位工匠的兒子激動地說他劇團的演員如何優秀，觀眾的掌聲如何熱烈，又說他的觀眾大多數是從未看過真正舞台劇的移民，如果《紐約時報》不寫劇評介紹他的戲，他就沒有經費再演下去了。吉爾布看到他這樣堅決，大為感動，同意那天晚上去看他的戲。
吉爾布到達露天劇場時，天上烏雲密布，中場休息時，滂沱大雨把舞台浸濕了。他一見吉爾布跑開去避雨，就趕上去說：“我知道劇評家平常是不會評論半場演出的，不過我懇求你無論如何破個例。”
那天夜裏，吉爾布寫了一篇簡短介紹，對那半場戲頗多好評，又提到劇團亟需資助。第二天，就有人給劇團送去了一張750美元的支票。在1956年，這筆錢已足夠劇團繼續演出這場戲，一直到夏季結束。艾金生從倫敦回來後，去看了這場戲，並在他的星期天專欄裏大讚這出戲。
沒多久，喬·巴普就開始在紐約各處經常免費演出莎士比亞名劇。他於1991年去世，死前一直是美國戲劇界深具影響力的人物。他曾經說過，他堅持不懈是因為他深信戲劇對人們生活很重要。“如果你不相信這一點，那麼就此放棄算了。”
積極的態度能夠使人產生一種力量，堅持下去。如果態度消極，麵對困難，就沒有力量堅持了。喬·巴普就是因為有一種積極的態度，才有勇氣一直堅持，才有力量去說服劇評家，把自己的劇團推銷出去，取得成功。
包裝：讓形象來推銷你
今天，我們麵對的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形象已成為邁向成功的重要籌碼，形象已經由單純的行為表現，上升為人生事業成功的戰略。
時下，“包裝”自己不再是個新鮮的說法。人們在感歎明星的包裝後，也開始重視自身的包裝。然而，一些明星的膚淺卻往往誤導了大眾的努力，光彩奪目的造型背後，是難以掩飾的知識、道德水平的蒼白。大批的少男少女因追逐那瀟灑靚麗的所謂氣質而荒廢了太多人生實際該做的“大事”。
如今，我們與其怨天尤人，不如拋棄滿嘴的仁義道德，來看看社會現實究竟是如何的存在。明星們的包裝，無論他（她）多麼地經不起“獨立思考”者的推敲，但無疑設計者的意圖卻是“輕易”地達到了。這是一個這樣的世界：形象已成為邁向成功的重要籌碼。無論我們對明星們到處風光，左右逢源的“好運”多麼的妒忌，以至於倍感社會與命運的不公，他們那光芒四射的人生仍然不能不讓我們心生羨慕。
我們從中得出一個結論：“形象”或者說“品牌”，已經由單純的行為表現，上升為人生事業成功的戰略。因為有了一個成功的“形象”，他人對你的判斷就將變得更加的單純而簡潔，因為在這個信息不對稱的社會，“形象”給予他的正是社會所缺乏的透明度（也正因此，當一些經濟學家將經濟的觸角延伸到“公共關係”、“人的選擇”時，我們便無法再表現出一絲一毫的驚奇）。正是因為信息不對稱的普遍存在，因而增大了人們抉擇時的“緊張”雙方之間的互相猜疑，使我們的心胸變得“狹窄”，從而表現出我們自己都沒有覺察到的“斤斤計較”。
所以，當經濟學家提出，實業家加以利用時，“標準化”
迅速成為各大公司巨頭的寵兒。肯德基、麥當勞的近乎浪費的苛求，在尚不“發達”的國人眼中是多麼的難以接受。然而，在人們對其“所作所為”作出各種各樣的、經濟的、社會的、道德的批判與辯護時，他們的“形象”卻深深地紮根在國人的心中。其嚴格的“標準化”早已征服一顆顆原本觀望的尚存疑慮的心。人們“放心”了，而他們卻大刀闊斧地迅速打開了中國的廣闊市場。
如果我們把視線擴展一些，延伸一點。我們便會發現在政治領域，“形象”仍然是“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所進行的各種各樣的內政外交活動，除了為其人民創造福利外，另一點恐怕就是要在世界範圍內確立一個足以表現其地位的“形象”。
春秋戰國時期，自齊桓公“葵丘會盟”伊始，會盟開始成為諸侯追逐的目標，為的隻是問鼎中原。召集會盟，以顯其霸主之地位，到場者親之，缺席者伐之。盡管諸位各懷鬼胎，貌合神離，“霸主夢”畢竟是得以“圓成”了。在戰亂頻繁的中原，人們為了一個“王者形象”廝殺了500多個春秋冬夏。
我們的情感實在無法接受少數諸侯爭霸的祖先們所帶來的綿長的“苦難”。然而，當我們靜下心來，理智地對曆史進行思考時，我們便不得不驚歎，早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先秦時代，“形象”便已取代了它那異乎尋常的地位。“形象”似乎已經支配人類的行為。
這就是形象的魅力，鼓動著人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曾有一位極有個性的朋友在日記中寫道：“打扮是給自己看的”。然而，生活中我們是多麼地在乎他人的看法，社會又是多麼地在乎我們的行為，因之，便有了法律與道德規範。於是，我們無法“任意妄為”，我們生存在這個現實的世界，就不得不向社會展示一個容忍極限內的“公眾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