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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門之鄉的韋州，文化傳承的危機感啟醒了當地婦女的主體意識，一批當地回族女性走到了韋州伊斯蘭文化教育的前沿。王東梅就是一例，原本是個家庭婦女的她，在時代的麵前，她克服了重重困難，突破了世俗的羈絆，遠去內蒙求學，承受了寒冷和饑餓的煎熬，學成畢業後，回到家鄉，倡導女學，興辦女校，從最早的杏園寺婦女班到王東梅自己興辦的婦女班和穆斯林幼兒園，如今已成為時代大潮中韋州回族傑出女性的典型。還有東陽女校的女校長楊翠霞，一個來自內蒙古的外地穆斯林婦女，最終紮根當地，創辦女校，培養穆斯林經學人才，成為當地響當當的女強人。這樣的女性在韋州還有很多，反映了在時代挑戰的自覺應戰中穆斯林婦女們“巾幗不讓須眉”的時代風尚。
時代的挑戰打破了韋州人封閉的局麵，拓寬了人們的眼界。在克服危機的探索中，韋州人站在了時代的前沿，在與時俱進的時代發展眼界中，探索著回族伊斯蘭文化傳承的新形式。阿拉伯語學校的興起是韋州人順應時代發展的理性抉擇。近些年來隨著中國與中東阿拉伯國家經濟文化往來的頻繁，對懂阿語的翻譯人才的需求日益劇增。阿語學校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這一時代需求下的產物，韋州的阿語學校的興起一定程度上順應了這一時代需要。它既可以培養順應時代需要從事翻譯工作的阿語人才，同時也是伊斯蘭文化教育的一種新的形式。通過學一些阿拉伯語和宗教知識，提高了自身的教門素質，更能為自己求得一技之長。韋州阿校的興起，是受外界大氣候的影響下的自覺教育實踐，反映出了韋州回族人在時代挑戰下開闊的視野和虛心向他人學習的進取意識。這種自覺的文化拿來和創新，使伊斯蘭文化教育的傳統在時代挑戰中的生機盎然、衍傳不衰。
四、回族伊斯蘭文化的衍傳：誰主沉浮？
隨著多元教育形式的齊頭並進，韋州伊斯蘭文化教育呈現出千帆齊發、百舸爭流的一派盛景。我們不禁要問，在多元類型的伊斯蘭文化教育中，經堂教育在新型教育強勁的勢頭中傳統優勢明顯喪失，如此新型崛起的阿拉伯語學校，是否要代替經堂教育成為新時期回族伊斯蘭文化的傳承者，或者說，這一新型的伊斯蘭教育形式能否與經堂教育一起，在伊斯蘭文化教育的傳承中平分秋色，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時代問題。
作為新式教育形式的阿語學校，具有明顯的教育優勢。作為一個時代的新產物，它的產生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阿語學校在教學中相對於傳統教堂教育，注重新的教學方式，並在教學內容有新的調整和改變。阿語學校作為現代學校教育體製，有著明顯的學製規定，教學理念、教學內容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優越於經堂教育。經堂語與現代語相比，也比較煩瑣。現代語一句話就能表達完，經堂語卻要用好幾句話才能說清楚。同時經堂教育有重宗教知識、輕人文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的傳統，容易造成經學人才知識結構不合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阿語學校要取代經堂教育作為伊斯蘭文化傳承的主導地位，“由於民間辦學的興起和清真寺教育功能的低下，有人主張完全放棄傳統經堂教育，漠視經堂教育在現代社會的作用。這種力圖打碎一種舊模式而建立一種新的教育模式的想法具有一定的片麵性。經堂教育在中國已存在了400餘年，在傳承伊斯蘭文化、培養穆斯林學者方麵功不可沒。經堂教育嚴謹的學風、務實的態度有目共睹，連國外學者也驚歎於這種教育紮實的基本功，尤其是在詞法、句法方麵，具有獨到之處。否定經堂教育就是否定幾百年來穆斯林的教育傳統。”①畢竟來說，阿拉伯語學校從創辦之時，其所強調的培養人才規格和學製，帶有明顯的世俗功利色彩，它不是以改變“經文匱乏，人才寥落”為辦學使命，事實上它也並不具備這種功能。阿語學校培養翻譯到國外去打工掙錢，很難培養出來阿訇，這在韋州人中已成共識。作為當地的阿訇，麵對著韋州阿拉伯語學校突飛猛進的發展，他們也始終抱有著一份理智，他們認為“阿拉伯語學校出來的還沒有當阿訇的”，培養阿訇和宗教人才的傳統使命還是落在經堂教育的身上。西墳寺蘇阿訇這樣認為：“現代語沒有經堂語的底子，走不開。有些經典，如《古蘭經》、《偉嘎業》、《滿倆》，沒有老經堂，阿語學校畢業的，認都認不懂，別提理解了。現在新一點的教法書、修辭書，阿語學校能講懂。（我們）不能把經堂教育放棄，（如果放棄），教門就不能辦了，就培養不出阿訇。阿拉伯語學校培養不出阿訇。”
這並非是當地阿訇對老經堂的一份保守，反映出的是伊斯蘭文化傳承中經堂教育的實質性作用，這一作用不僅在曆史上意義重大，在時代發展的今天其價值依然熠熠生輝。從事阿語辦學的王冬梅老師，在筆者對她提及到經堂教育時，她就認為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經堂教育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需要了，但談及伊瑪目培養到底落到哪一個身上時，她認為未來韋州伊瑪目的培養的重任還是在經堂教育上。
經曆了新式教育的影響，經堂教育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它依然肩負著中國伊斯蘭宗教人才的培養和伊斯蘭文化傳統代代相傳的曆史使命。然而經堂教育中所存在的問題也是不言而喻，諸如有學者就指出，當前我國回族經堂教育存在著以下幾個問題：沒有學製，教學內容陳舊，主要的課本仍舊是中世紀的幾本經，文字古老，滿拉們學習、理解困難；教學方法古老、陳舊，隻訓練、口譯，不能聽說、筆譯；隻學阿拉伯語、波斯語、伊斯蘭經典，不學漢語和其他科學文化知識；隻考慮念經當阿訇，不考慮社會效益等。
在筆者看來，誠然這些問題持續存在，但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穆斯林文化精英們前仆後繼的改革和維新中，經堂教育在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實現了除舊布新、吐故納新，已有大的改觀。其實優秀經生的缺乏才是當前經堂教育存在的問題。如果說昔日裏以拒絕漢學捍衛伊斯蘭的純正是一種群體意識，如今在強勢的大眾教育時代大潮的衝擊下，對大眾學校教育樂不思蜀地競相追逐成為今日回族人普遍的價值取向。當隱忍在心靈上的兩難抉擇沉寂於世俗的人間煙火之時，中國伊斯蘭教育又一次陷入了困局：對學校教育的追逐造成了穆斯林對經堂教育的不屑與冷漠，經堂教育的生源在“多讀書即遠教之由”時代的一派盛景走向了今天經堂門庭冷落的局麵。中國回族伊斯蘭文化教育陷入了更為尷尬的境況，傳統的漢文知識的匱乏，伴隨著新時期經堂教育生源素質的整體不齊，經堂教育中“人才匱乏”的曆史困局再次出現，昔日經堂教育造就的“學者之多，人才之盛，宛如列星”的輝煌再次中斷。筆者在韋州就明顯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存在。清真寺裏普遍存在著經生漢語水平差，漢文化素養低，知識麵狹窄，更是缺乏成就“大爾林”（學者型的阿訇）潛質的現狀。筆者在韋州各寺中調查的60名滿拉中，各種文化程度所占的比率是：文盲4人（6.6％），小學31人（51.7％），中學18人（30％），高中7人（11.7％）。而在30％的中學生和11.7％的高中生中大多都是念書學習差才退下來念經的。韋州經堂中的滿拉們的現狀就是如此，天賦好、有上進心的孩子都去念書考大學了，天賦差缺乏上進心的孩子念經卻又難成大阿訇。北寺教長馬阿訇這樣告訴筆者：“對於經學傳承，我也有一種危機感，現在的滿拉跟以前的念經人不一樣了，比如說馬堅、龐士謙等，那都是一些天賦很好，非常聰明好學的人，所以他們學起來非常得快，也容易成大家。現在的滿拉相對來說差得多了，基本上說都是一些念書不行的孩子，這些人念起經來自然就不行了。也談不上念成什麼大阿訇，所以現在我們伊斯蘭教育已經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念經的人少了，學生質量也不行了。”
對滿拉的自身現狀，筆者以問卷的形式設計了三個開放性的問題：
1.你知道有哪些教派門宦嗎？
2.你屬於哪個教派門宦？
3.你知道回族的著名人物有哪些嗎？
對於問題一、二，能答出者較多，但體現在卷麵上，能將漢字完全寫正確的幾乎沒有，不多的幾個字中就有不少錯別字，由此滿拉的文化程度可見一斑；最主要的是第三個問題，根據問卷處理的結果，我們所調查的60名滿拉中，幾乎沒有一個能夠寫出5個人名來，大多數滿拉交上的是白卷，大多數滿拉在卷子上填寫的是洪維宗、洪洋，這些是在寧夏以至西北地區較為知名的當代宗教人士，但對於在曆史上中國人所熟知的海瑞、鄭和、賽典赤·詹斯丁、常遇春、劉智，還有當代的霍達、張承誌等，表現出極大的陌生，充分顯示出了滿拉們文化知識麵較窄的現狀。對於這種現狀，韋州當地清真寺的阿訇也表示出了深重的憂慮感。
如何爭取優秀的生源，在當前這樣一個開放的時代，尤其是當念書成為時代共識後，這一問題的解決本身更是難上加難了，這是難以人為扭轉的客觀趨勢。然而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當曆史上王岱輿、劉智等博通四教的經學家，以及民國時期的“四大阿訇”成為曆史記憶時。新時期一批德才兼備、視野開闊的新型“爾林”也會在期待中應運而生。這就需要經堂教育順應時事與時俱進，唯有如此，才能為當前陷入困境的經堂教育開辟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機。筆者認為這就需要穆斯林內部要有自知之明，要認清形勢，敢於迎難而上，作為宗教人士，更要發揮經堂教育開辟者們篳路藍縷、開拓創新的人文精神，以崇高的使命感投身於伊斯蘭文化教育的事業中去。
麵對不利的生源現狀，應該以昂揚的鬥誌探索新時期經堂教育人才培養的新路子。
這對阿訇們提出了時代挑戰，要實現觀念上的轉變，要認識到培養“大爾林”是少不了淵博的漢文化知識。排斥不是堅守的明智之舉，主動拿來與學習才是提升伊斯蘭傳統境界的理性抉擇。要有兼容的胸懷，開放的視野，將經堂與學校有機地協調鏈接起來，走出經堂教育邊緣的封閉式的發展。在必要的時候要給阿訇創造更多的進入高校深造學習和各種學術研討會上交流的機會，拓寬知識麵，提高自身的“漢學”知識。還要在經堂教育體製和教學內容等方麵上不斷探索，將“漢學”也引入經堂教育中，加大“漢學”知識在整個課程中的比重，使“漢學”和“經學”貫穿於經堂教育中形成有利於經學人才培養的教學模式，在時代的共振中賦予經堂教育與時俱進的現代品質，發揮其原有的文化傳承的功能和價值，還要開拓出經堂教育新的社會功能。同時還要協調好經堂教育與阿拉伯語學校間的關係，實現在互動中的彼此互補，取長補短，相互學習，這才是伊斯蘭文化教育的大發展的希望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