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東幹學情緣
中央民族大學胡振華
東幹族是19世紀下半葉我國西北地區回民起義失敗後分三批被迫遷移到中亞去的回族農民的後裔。十月革命後，1924年蘇聯進行民族識別和民族劃界時其民族名稱被定為“東幹”（ДУНГАН），但本民族仍自稱“回回”或“中原人”，現在居住在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約五萬人﹑吉爾吉斯共和國五萬多人﹑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四五千人，共有十一萬多人。迄今他們仍保持了一百多年前的漢語陝西話和甘肅話﹑我國西北地區流傳的民間文學和民間藝術以及傳統的習俗。東幹族即居住在中亞的回族，但這一部分境外的回族在中亞各國都被稱作“東幹”，“東幹”是他們的法定族稱，為了尊重中亞各國政府公布的民族稱謂，我在本文中仍把這些境外的同族親人稱作“東幹”。
一、第一次聽講和講授東幹文課
1955年初，我國從蘇聯科學院聘請了通訊院士、語言學專家Г.П.謝爾久琴柯教授作為語言學顧問來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後分為民族研究所和民族語言研究所兩個所）和中央民族學院指導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並在中央民族學院開辦語言學研究班，向來自全國各地的各族語言文字工作者，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的不少教師和研究人員，介紹蘇聯創製文字及建立標準語的經驗和講授語言學理論及語言研究方法，為當時我國即將進行的大規模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和為一些民族創製及改革文字的工作做準備。我那時畢業不久，剛從新疆柯爾克孜族地區進行了一年語言調查回來，是語文係語言教研室的助教。由於我在來中央民族學院以前在山東大學外語係俄羅斯語專業學過兩年多俄語，學校領導費孝通副院長和馬學良主任便決定讓我一麵參加研究班聽課，一麵每周一次到蘇聯專家住處聽他的個別授課和對我的個別指導，並請王均教授作為導師指導我閱讀俄文語言學書，培養我在蘇聯專家走後在學校裏擔任他
講授過的課程。我非常珍惜這個學習的機會，除了完成我擔任的給新疆專修班教語言學課的任務外，我全力以赴地跟蘇聯專家和王均先生學習。馬學良教授為了讓當時不能直接在教室裏聽到蘇聯專家講課的語文係本科生也能及時聽到，便讓我在聽完蘇聯專家講課後去給本科生放錄音，怕大家有聽不清的地方，我再在黑板上書寫出來。放錄音的效果不太好，後來改為由我把蘇聯專家每次講課的內容整理成傳達的教材，每周傳達一次，我像講一門課一樣傳達了一學期的蘇聯專家講的課。
蘇聯專家謝爾久琴柯在講課中專門講了蘇聯的東幹族（即中亞的回族）及東幹族的文字。他介紹說，住在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蘇聯東幹人，在1928年以前，使用阿拉伯字母。1928年蘇聯為東幹人創製了拉丁化字母，但是由於對東幹語研究得不夠深入，在東幹文字母本身和音節的正字法等方麵都存在一些缺點。1931年、1933年和1938年又對東幹文字母與正字法進行了多次修正。1952年蘇聯又為東幹人進行了文字改革，用基利爾字母創製了新的東幹文。謝爾久琴柯教授知道我是回族，他在個別指導我時更詳細地講述了他親自參加製定東幹文的經過，以及他如何指導一位名叫阿不都拉合曼·卡裏莫夫的東幹研究生的情況。關於以基利爾字母為基礎創製的新東幹文，他講得非常多。當時，我國正在討論漢字改革的事，我記得謝爾久琴柯教授還向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建議，希望中國的漢字改革參考蘇聯創製東幹文的經驗。郭老謝絕了他的意見，說中國漢字的改革問題中國學者會正確解決的。
蘇聯專家謝爾久琴柯教授在中央民族學院語言學研究班講東幹族和東幹文以及我給中央民族學院語文係本科生傳達他的講課內容，這在中國大學裏是第一次介紹。我國學術界開始關注東幹學問題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當年我教的新疆專修班學員都是在職幹部，包括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塔吉克等民族成分，他們大多是大、中學教師，傳播媒體的編輯、記者和語委的語言文字工作者，都是為參加即將開始的新疆民族語言調查而來中央民族學院學習的。我在給他們講授語言學課程過程中也帶他們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天津南開大學中文係參觀訪問，聽周有光和杜鬆壽老師的報告和介紹，杜老師就研究東幹文，他把吉爾吉斯斯坦出版的東幹語課本都寫成了漢文。就在這一段時間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語言研究所的語言學家傅懋勣教授和中央民族學院的曆史學家馮家聲教授從蘇聯訪問歸來，他們曾到過吉爾吉斯斯坦東幹地區訪問。他們回來後也做了訪蘇介紹，使我們更多地了解蘇聯東幹人的生活情況。
二、在中國與東幹親人們見麵
1957年6月初，我們中央民族學院參加新疆民族語言調查工作的師生在新疆經過1年的調查即將返回北京的時候，正遇上以東幹作家雅斯爾·十娃子為團長的蘇聯作家代表團。他應我國邀請在烏魯木齊訪問交流，我和新疆財經學院的曼蘇爾院長（回族）、中央民族學院維吾爾語專業的趙相如同學（回族）與詩人雅斯爾·十娃子見了麵，他向我們更多地介紹了蘇聯東幹知識分子的情況，並贈送給我們蘇聯出版的他的文學作品及東幹小學用的東幹語課本。過了沒有多少天，以雅斯爾·十娃子為團長的蘇聯作家代表團來到北京參觀訪問，我們中央民族學院的師生也回到了北京。在北京我們再次見麵。他告訴我吉爾吉斯斯坦那邊很多人知道我學了吉爾吉斯語，調查了中國的柯爾克孜語，願與我交流，他還說研究東幹曆史的東幹曆史學家穆哈買德·蘇尚洛應中國科學院民族語言研究所的邀請要來北京訪問交流。我根據他介紹的情況寫了一篇介紹蘇聯東幹人的文章，這可能是我國最先在媒體上對中亞東幹人的報道。
過了不久，曆史學家穆哈買德·蘇尚洛到北京了。他說他是為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來請教北京師範大學回族著名曆史學家白壽彝教授、北京大學回族著名阿拉伯語專家馬堅教授和來搜集有關中國回族曆史資料的。他給我又帶來了一些吉爾吉斯文和東幹文的書籍，還向我介紹了蘇聯的東幹語言學家阿不都拉合曼·卡裏莫夫、楊善興·優蘇波夫和胡賽音·布呷佐夫等學者的簡況。根據白先生的安排，讓中央民族學院曆史係的回族教師馬壽千和我陪同穆哈買德·蘇尚洛先生去各個圖書館和書店借閱圖書和購買資料。在陪同穆哈買德·蘇尚洛不多的日子裏，他又給我更多地講了蘇聯東幹的情況。他回國後，向蘇聯的東幹人介紹了他在北京看到和聽到的中國回族情況，也就有更多的東幹學者和大學生給我郵寄書報來。我就靠閱讀這些東幹文材料，逐漸地學會了東幹文。這種交流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6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發生劇烈變化時為止。這一個時期，我主要是初步接觸了個別東幹學者和收集了一些東幹文資料，為以後與東幹學者交流和學習東幹學打下了一些基礎。
從中蘇兩國關係不正常一直到文革結束，在長達近20年的時間裏我們和蘇聯東幹學者的聯係中斷了，我們也沒有進行東幹學方麵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1979—1980年領導上讓我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負責組織柯爾克孜族英雄史詩《瑪納斯》的搶救工作，告一段落後我被調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文學藝術研究所任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室主任，在與全國兄弟單位聯合舉辦或參加一些民族文學方麵的學術研討會，以及參加編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五冊）和《中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上、下兩冊）時，我再次接觸到中國的回族民間文學。我從甘、寧、青、新等省、區的西北回族民間文學作品中看到了它們與上一世紀蘇聯東幹學者送給我的東幹民間文學作品的密切關係。就在這以後不久，澳大利亞東幹學專家葛維達女士來到北京，送給了我她在台灣出版的有關東幹語的研究著作，並向我介紹了她的研究情況。她走後，結合我當時的民族文學工作，我用漢語方塊字把一些東幹詩歌練習著轉寫了出來，我想做一點蘇聯東幹民歌與我國西北回族民歌的比較研究，但因學院裏又恢複開辦了柯爾克孜語專業的班，我的專業是柯爾克孜語，我的主要精力應當放在柯爾克孜族語的教學研究上，就沒有能把蘇聯東幹民歌與中國西北回族民歌的比較研究深入進行下去。這到今天仍是一件憾事！
1983年春天，我應法中友好協會主席、巴黎第三大學突厥學學院院長、世界著名突厥學家路易·巴讚教授和法國柯爾克孜語專家、艾克斯·普洛旺斯大學格·依瑪額教授的邀請赴法國講學，在法國我了解了世界上研究東幹學的不少新的信息。我知道了除蘇聯外，在德國、日本、澳大利亞、奧地利等國都有學者研究東幹學。出國開闊了我的視野，得到了更新的信息，對一個好學的人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1985年春天，我應邀赴日本訪問交流，在東京我受到了著名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郎的熱情接待，並請我吃了午飯。他是在我國文革時期多次深入蘇聯東幹地區進行東幹語調查研究過的一位學者，他發表了許多關於東幹語的文章。1986年初，民主德國研究東幹語的專家呂恒力先生來我國出差，他路過北京去上海。他在來京前，曾去吉爾吉斯斯坦看望過東幹著名詩人雅斯爾·十娃子、曆史學家穆哈買德·蘇尚洛等人，他們一起合了影。雅斯爾·十娃子、穆哈買德·蘇尚洛托呂恒力把合影捎給了我，並讓他轉告我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正在申辦邀請我前去訪問交流的事。
1986年我國教委根據土耳其教育部轉來的安卡拉大學的邀請，派我作為中土恢複邦交後派出的第一位中國教授前去長期講學，我是從北京乘火車經莫斯科前去土耳其的。在莫斯科我沒有來得及看望過去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教過我的蘇聯突厥語言學專家捷尼舍夫教授，但卻托人轉達了我的問候，並告訴他我在土耳其講學一年。1987年春天，我在安卡拉大學收到了吉爾吉斯斯坦東幹學者的來信，說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已辦好了邀請我的手續，讓我在回國途中仍從莫斯科走，可從莫斯科去伏龍芝，再回北京。但我1987年夏天因中央民族學院有事催我回國時，我是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班機經大馬士革、卡拉奇回北京的。我沒有能經莫斯科去伏龍芝與吉爾吉斯斯坦的東幹學者們交流。
回到學校後，我自己單獨及與別的先生合作先後招收了“伊斯蘭文化”和“回族史”碩士研究生。我給他們講的主要是回族的語言文學和伊斯蘭文化方麵的課，在授課中也聯係到國外，簡要介紹了東幹人的曆史、語言及文化概況。1988年夏天，在我們帶著研究生麻秀榮去東北地區進行回族情況調查期間，接到家裏轉來的穆哈買德·蘇尚洛寫給我的信，告訴我雅斯爾·十娃子不久前因病去世了。我非常難過，立即從齊齊哈爾發了一封唁電表示哀悼，並寫了一篇紀念他的文章發表在《新疆回族文學》上。我為1987年從土耳其回國時未能去伏龍芝看望他而深感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