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美國入侵伊拉克和“文明衝突論”看西方與伊斯蘭衝突的真相
“9·11事件”後，美國越過聯合國，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與恐怖組織有關為借口，於2003年3月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5年過去了，美伊戰爭已經造成伊拉克數十萬生靈塗炭，400萬人淪為難民。②另外，戰爭還激化了伊拉克各黨派、教派及民族間的矛盾，滋生了一些恐怖組織，給該地區帶來長期的安全隱患。因此，許多伊拉克百姓對美國的“解放”並不買賬。2008年12月14日，美國總統布什在伊拉克遭受的“鞋擊事件”所引起的“效應”也許能說明這一點。那位伊拉克記者一舉成名，被許多阿拉伯人當作英雄，就連英國也有不少人以扔鞋子的方式在美國大使館前示威。正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才是“扔鞋效應”給人們的啟示。
盡管美國稱打伊拉克的原因是為了幫助伊拉克人建立“自由民主”的國家，但是，伊拉克的石油資源和地緣經濟因素不容忽視。眾所周知，中東因其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被稱為“世界油庫”和西方的“經濟生命線”，甚至世界“經濟動脈”，而伊拉克的石油資源也十分豐富，２００１年已探明的石油儲量達１１５０億桶，僅次於沙特，世界排名第二。從地緣政治、地緣戰略上看，伊拉克是中東的心髒。美國想通過攻打伊拉克，推翻薩達姆，以儆效尤，為推行“大中東計劃”及稱霸世界鋪路，同時也讓世人明白美國的遊戲規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也許這才是美國在伊拉克“自由行動”背後的真正目的。
早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就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他認為：“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③並把伊斯蘭文明和儒教文明當作西方的最大威脅，認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不論是東正教，還是天主教和新教）的關係經常充滿風暴，彼此將對方視為外人。自由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20世紀的衝突，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持續的、深刻的衝突關係相比較，不過是一種短暫和表麵的曆史現象。”①“西方麵臨的根本問題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伊斯蘭。”這就把西方國家同阿拉伯國家的衝突提高到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層麵的衝突。他的觀點受到阿拉伯和中國學者的普遍反對，甚至哈佛的另一位資深教授（J.Nye）等一些美國學者也提出了質疑，但亨氏的“文明衝突論”觀點在美國的“新悲觀主義者”階層裏，是很具代表性的。
其實西方國家正在麵臨的“人口膚色結構”問題才是“文明衝突論”者最擔心的問題。目前西方社會，白種人越來越少，有色人種越來越多。在美國，1995年非拉丁美洲白人占74%，而到2050年則會降至53%。③尤其穆斯林人口，“90年代中期，大約有400萬穆斯林居住在法國，在整個西歐，穆斯林人口達到了1300萬。”所以有人估計，2050年後，一些歐洲國家的穆斯林人口可能將占50%，一個世紀後更是不敢想象。在2000年，全世界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已達20%，在2025年將達到30%。可能會超過基督教。於是，“數量優勢下的恐懼”④令美國的“新悲觀主義者”不寒而栗。西方人日益擔心，“他們現在不是在遭到軍隊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講著其他語言、信奉其他神和屬於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⑤“而這些因西方國家人口相對減少而造成的恐懼，是基於真正的文化衝突和對喪失民族特性的擔憂。”
從膚色人口數字不難看出，西方與伊斯蘭衝突是出於對伊斯蘭文明在西方傳播的恐懼，尤其是當他們看到那些曾經被自己殖民的人群，成群結隊地出現在他們的社會裏，“享受他們的福利製度，並且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還把數千座清真寺建在了他們的土地上時。確實，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恐懼會產生仇恨，而仇恨則會發生亨氏所說的“文明衝突”。
無疑，戰爭曆來都是衝突的最高級形式。至於美國發動戰爭的意圖，我們可以從戰爭的發動者布什的“口誤”中有所了解。美國總統布什在發動“反恐”戰爭前曾不經意間流露說是“新的十字軍東征”，雖然發言人解釋說是“口誤”，但也未必是口誤。因為十字軍東征本來就是西方世界對東方世界戰爭史的一部分。正如美國曆史學家希提博士所說的：“在東方和西方之間互相作用的長期曆史中，古代的特洛伊戰爭和波斯戰爭，構成了序幕，十字軍戰爭，按其應有位置來看，成為中間的一章，而現代西歐的帝國主義領土擴張，構成了最後一章。”①那麼21世紀，發動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也許是布什的真實意圖。所以阿拉伯人稱布什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也不無道理，況且他已經把敵對方定性為基督教語境下的“邪惡軸心”。
在“9·11”事件5周年之際，布什又拔高了戰爭的“文明度”，大言不慚地正式將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重新定義為“反伊斯蘭法西斯戰爭”，並指明美國的這場戰爭是“一場21世紀的意識形態決戰”，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力量”與“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一場戰爭。這更說明當時布什不是口誤。於是西方與伊斯蘭衝突的那張窗戶紙捅破了，即意識形態衝突，文明衝突。通過這一“定性”將伊斯蘭和穆斯林妖魔化，給自己貼上維護自由正義，反對“法西斯”的標簽。
無可置疑，在西方與伊斯蘭之間存在著不少文化差異：宗教信仰有別，生活方式不同，價值觀各異，既有“十字軍”的千年宿怨，又有近兩個世紀的殖民新仇。但是，如果不是“文明集團”的霸權主義和猜疑、仇恨及欲望膨脹，異質文明本身是不會直接引起衝突的。就美國侵略伊拉克，及近幾年美軍在伊拉克的所作所為（特別是美軍使用白磷彈、虐囚等醜聞的暴露）來說，看不出西方與伊斯蘭的衝突有那麼高的“文明度”，即使“先發製人”者再多換幾個口號，再拔高幾個“文明度”，也難以掩蓋其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其實包括亨氏所提的一些文明“斷層線”之間的衝突，根本也不是因為文明本身，而是集團或國家為了利益、資源、生存空間、稱霸、弱肉強食等不文明的目的而發生的。
四、伊斯蘭主張文明對話，反對文明衝突
眾所周知，西方對伊斯蘭文明的歪曲由來已久，穆斯林的形象早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被東方學家扭曲過了。曾幾何時，東方學家總是習慣性的以“代言人”的身份對伊斯蘭進行主觀臆斷，惡意歪曲。在一些東方學家看來，“伊斯蘭隻不過是阿裏烏異端邪說的一個拙劣的翻版。”“我們稱之為穆罕默丹的……邪說”被“拿來”作為對基督教對真正宗教的摹仿的模仿。”特別是“9·11”事件以後，西方借助強大的新聞媒體極盡歪曲醜化之能事，將伊斯蘭和穆斯林妖魔化。在西方話語霸權的語境下，伊斯蘭成了“恐怖、毀滅、邪惡、烏合的野蠻人的象征”。那麼伊斯蘭真的與其他文明不共戴天嗎？其實，伊斯蘭主張文明之間相互對話，反對文明衝突，中國人民與阿拉伯人民兩個不同文明的載體世代友好，以及中國與巴基斯坦文明斷裂線之間的長期和睦相處，都是伊斯蘭文明與其他異質文明和諧相處的有力證據。